不僅是出版，打開電視，看看所謂的生活娛樂頻道，一些網站，所有最下流、最庸俗、最不堪入目的那些東西，收視率和點擊率都非常高。那些稍微想幹一點正事、想表達一點追求的，往往很快就被“末位淘汰”。人們一朝發現並大肆倡揚動物性，把商業運作和精神價值完全混淆。如今做得可真徹底，學術和藝術出版沒有財政補貼，連海外自由經濟地區都不如。追求名利者也隻有下流一途。什麼無恥、無底線，隻不過為了無限製地滿足商品流通的貪婪，暢銷等於一切。我們看不到嚴厲的權威、看不到所謂的知識分子在那兒青筋畢露地呼喊。相反，一部分批評家和作家出版者，與這樣的時代合作良好，完成了一次卑鄙的合謀。
從背景中顯現的文學
既然走進了如此悲觀消極的黃昏，就不可避免地期待起黎明的曙色。於是這裏發現了一種從昏暗的背景中凸出的文學。整個混濁的部分是背景，垂在那兒像一道沉重的幕布。如果這個時期還有什麼正在與這道幕布分離出來，那麼就是一小部分文學—當然還有思想。
從某種意義上講，文學是商品時代的敵人。但商品時代作為一個大背景，又是文學的母體和悲涼的恩師。正是因為它，一種物質和欲望築成的不可穿鑿的壁壘，才使精神和文學有了另一種可能性：一次徹底的決絕。
從文學和精神的曆史上看，所有真正意義上的獨行者，都是盡可能地把一個時期蕪雜的精神現象作為背景意義來對待，而不是急欲化進這一背景、融進這一背景。中國世俗文化中有一個“藏”的智慧，是極易被等而下之地運用的。其實最大的“藏”是文化上的“藏”，即是化入這個非常蕪雜的精神和現實的背景裏，讓自己構成這個背景的一部分。但今天的問題正好相反，是作為一個知識者，怎樣鼓鼓勇氣從這個背景裏走出來，走得遙遠，跟背景拉開一個盡可能長遠的距離。
作家和思想者—這裏指真正意義上的精神的個體，一定是站在背景前麵的個人。
身後是空前的喧嘩，跳躍和勁舞，翻滾折騰，嘶嚎，伴以整個時代的樂隊。背景越大，舞台越開闊，越是預示著一個意味深長的結果。偌大的一個背景下，凸顯出一種清晰的、不容置疑的存在，這就是個性的力量。因為他們一定不是思想和藝術的平均數，也不是一個時期的最大公約數，更不會是夾在蕪雜裏的和聲，而僅僅是自由和執著的自己。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有多麼闊大的背景就有多麼闊大的精神，有多麼厚實的背景就有多麼厚實的思想。我們在真正悲觀的土壤上生長出真正的樂觀，並為自己擁有如此斑駁豐富的背景而慶幸。
極度的浮躁，泥沙俱下，空前的媚俗，這一切都是激活思想和創造的條件。一旦失去了這種條件，蒼白的季節就會到來。真正的創造也許需要互相刺激，包括彼此欣賞和厭惡、拒絕，甚至是極大的痛苦和藐視，還有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孤傲和精神的流放感—這些都不怕，這些都是催生的菌母。
然而，一個時期真正的精神危機卻是心靈上的慌亂和庸俗的喜樂，那樣的結果隻能是正在發生的悲劇：太多的作家正以自己的努力融進那個“背景”，唯恐被一個狂飆突進的時代所拋棄。
怎樣綜合和吸納這個時期的所有經驗和經曆，在營養豐富的腐殖土中茁壯成長，這才是時代的課題。
商品大潮中的精神理性是怎樣理解“大眾”。九百年前蘇軾說過一句話：“真人之心，如珠在淵；眾人之心，如泡在水。”聰明的玩泡者其實也是最愚蠢的人。如果一本糟糕的書賣掉了一百萬本，我們可以理解為：幸虧十幾億人口當中隻有一百萬個讀者；反過來一本深刻的著作賣掉了一萬本，那可以理解為：畢竟還有一萬個讀者能夠閱讀這樣的書！這是一種思想方法，而不是掩耳盜鈴。相信文明的薪火，文明的力量，正是一種商業時代的樂觀主義。
太多的不安和喜悅
（代後記）
會議開到這會兒，就到了被討論者致辭答謝的時候了。不過我想，自己按程序說一番感謝的話，還不足以表達我此刻的心情。大家到了年底，各自有多少事情要做，用膠東的一個說法，即各位都是“一等一的大忙人”，來參加會議實在太不容易了。最好的感謝，還是說說心裏話吧。
我從很早就開始寫作，摯愛文學，不可救藥和沒有來由地愛著，愛得很深。以前我也說受過哪些影響走上了文學之路等，但知道那是找個他人可以理解的話頭而已，實際上更多的是沒有來由地愛著。從1975年就開始發表作品，到現在已經寫了快四十年，累計發表字數到了一千三百多萬字，還不算練筆的幾百萬字。
仍然由於特別愛文學，對與之關連一起的事物就要求格外高、格外嚴，有放不下的牽掛。我自己缺點和弱點很多，卻對人性、社會、人與人的關係、自然環境、道德狀況，要求很高，甚至還有點苛刻。對黑暗的東西不能容忍。我在許多時候是憂慮和不滿的，有時竟然非常憤怒。情緒激烈時，表達上常常是衝動的。同時也深深地熱愛著一些事物，對自然，對友誼，對各種美，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柔情。因為童年的艱辛，我特別不會忘記並且一直感激著來自他人的善意和幫助。
最近因為要編輯虛構作品之外的文字，這才仔細統計了一下，發現竟然積下了四百多萬字的散文及其他言說類文字。這個字數太大了一些，讓我覺得十分突兀甚至不安。發現自己說得太多，這並不好。從一般規律上看，一個從事虛構的作家，最聰明的做法是少說一點，因為說得多了，一方麵會莫名地得罪人，另一方麵自己作品可詮釋的餘地就越來越少了，整個作家也就變“小”了。形象總是大的、多解的，作家自己說多了，就會局限解釋的空間。
那會兒一度想改變這個狀況，就是以後盡可能地少寫散文。可是心裏又有太多的不安、喜悅和憤怒，隻想看到什麼趕緊提醒一下。我知道這樣做不是為了一己私利，而是責任感的驅使。當然還要想到生活和寫作的意義，並且知道自己作為一個寫作者，並不僅僅是為了寫虛構作品。結果後來還是決定讓一切自然而然地下去吧，盡自己之力，能做多少做多少，真實地一路走去。麵對這個危險的世界發出自己的聲音，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因為我就是這樣的人，不必因為服從什麼文學策略而硬性地改變自己。
說到運用文學策略，一個作家還是小作了。一個人寫了那麼多，苦心經營如此，又大多來自艱辛的底層，怎樣對待社會、讀者，怎樣對待評論家、漢學家，怎樣對待外國人，心裏都該是十分明白和熟練的。做好這一切並無更大的難度，起碼比用心寫好幾部長篇容易得多。這一類聰明和機智，差不多人人都不缺乏。但這樣做就要遷就許多，違心許多，天長日久必會造成內傷，說到底這與從小對文學的深愛是相抵觸的。
人的文學誌向是不同的。如果努力用寫作來換取一些世俗利益，比如賺錢、獲取地位、獲得更多讚譽和獎項，都是可以理解的，也不是什麼壞事。但比較起來，還有另一些目標放在那裏。如果是一個基督教作家，要他來回答為什麼寫作，他可能回答是“為了榮耀上帝”。我們大多沒有這樣的信仰，但我們卻會明白這回答中包含了怎樣的深意，是很高的誌向和境界，是很了不起的要求。
那麼我是怎樣的？總結一下，知道隨著年齡的增長，名利心在一點點淡去。回憶刻苦寫作的這些年，許多時候隻是受沒有來由的一種深愛的力量支配著，寫個不停。做文字工作的都知道，將一篇幾百字的東西在紙上落實好，讓其充分表達自己的意思，尚且還要費不少的工夫—如果這樣較真地寫上千萬字，不能不說是一種辛苦。可是這種辛苦也有更多的欣悅在。人在生活中，如果不是一個傻子，隻要活到了四十多歲，就一定會深刻地感受到絕望。所以也就是這種沒有間斷的寫作，這種勞動，安慰了我激勵了我，讓心靈維持在較好的狀態，能夠向上提升而不是往下沉淪。就因為不停地思索和閱讀，讓我知道了人世間還有這樣一些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情懷。我必須說，寫作無論如何令自己不滿意，還是讓我變得比過去善良了，比過去好了。文學既然對我有了這樣的意義，就該感激文學，它是多麼重要。
除了文學使自己成長、幫助了自己，還覺得留下的這些文字雖然謬誤不少，但其中的多數還是有助於這個世界的，就是說它們有助於這個世界道德的提高、人的素質的提高。它這方麵的作用哪怕隻有一點點，但因為是良性的，所以也還是有點意義的。
從如上來看，從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麵看，文學之於我既是這樣，也算很好地走向了、實踐了一種誌向。可見這並不需要文學策略，而隻需依照從一開始就發生的愛的初衷走下去就行，是很自然的一個過程。我的成績微不足道，但這個過程，對我的意義不可謂不大。
愛文學是很重要的，一個“愛”字可以解決很多棘手的問題。現在看來，文學人士偶爾出現的一些不好的念頭，比如機會主義傾向、虛榮心，都是不愛造成的。現在一些刊物的問題、寫作的問題、出版的問題、評論的問題，常常出現一些讓人大不如意的狀況，也大都是不愛造成的。如果真正愛、深深地愛，也許整個情形就會好得多。
隨著寫作曆史的延長，年齡的增長，會變得比過去寬容。我漸漸知道不寬容的主因，就是太以自己為中心了，不願離開自己的經驗去理解他人外物。其實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或許比人和動物的差異還要大，隻是讓差不多的眉眼衣著和語言方式給掩蓋了罷了。人太多了，人群當中真的會有各種不同，甚至充滿奇跡。要理解一個人，就得知道他的出身、絕然不同的經曆，包括一些生活細節，甚至是神秘血緣等。我願意努力去體會別人的行為，找到自己的方向。寬容的結果當然不是變得更圓滑、更沒有原則，而是變得更加逼近真實，更加有立場。
我越來越懷疑“線性時間”，不再簡單地相信人類社會能像生物界那樣進化，如達爾文主義。人性決定的社會絕沒有那樣簡單和機械，而是十分複雜。如果不能打破“進化”的觀念，無論對生活和人性的批判或讚譽，都可能不中要害，膚淺簡略。可是我們的文學表達，就常常自覺不自覺地陷入這種進化論的思維。
能夠始終保持對文學熱愛的初衷是很重要的。這樣才會樸素，才會找到真實。一個人相信永恒的真理，相信這種尋找的意義，就是信仰。這個過程是緩慢和持續的、不能間斷的，這看上去就必然有些笨拙。我以前引用過他人的一句比喻：“大動物都有一副平靜的外表。”這樣說，絲毫也不敢隱喻自己是一個“大動物”，而隻是表明了對大動物的力量、自信和專注的喜愛。是的，隻有黃鼬一類小動物才那麼機靈跳躍，窺視多變。在這方麵，大動物是做不來的。
已經寫了近40年，27歲左右動手寫《古船》，後來被要求反複改動，出版時已是兩年以後了。30左右歲還寫了《九月寓言》，以及大批中短篇小說和散文。現在共寫了19部長篇、幾十部中篇和一百多部短篇。可是今天卻不見得比當年寫得更好—寫作就是這樣，一邊前進一邊後退，獲得就是丟失。對一個創作者來說，並不一定是越寫越好。但僅就工藝和技術層麵來說，或許應該有起碼的清醒。記得畫家畢加索說過，他十幾歲的時候就已經達到了拉斐爾的能力，繪畫技藝十分成熟，可惜後來一輩子努力做的，就是怎樣才能畫得像小孩子一樣。
這樣說，當然也不會被誤解成狂傲到自比畢加索的地步，這兒不過是說讚同這樣的看法，即藝術技法和工藝層麵的東西從來都不是最難的，在藝術這裏，一直有比技藝重要得多的東西，是它決定一個人將來能走多遠。
《你在高原》寫了22年，有四五百萬字—它最初長達五百多萬字，應出版要求縮為今天的長度。但長度並不說明更多，好才是目的。不過它畢竟呈現了相對長的一段生命河流。時間給予的一些認識，難以靠其他方法比如能力之類彌補。出版後有人擔心它太長無法閱讀，隻是樸素的擔心，總歸不是文學爭論。說到閱讀和理解，以前的八部長篇不太長，都是在心裏煎煮多年、用鋼筆一個字一個字刻在稿紙上的，有點像刻鋼版的感覺。那些長篇讓我傾盡心力。可是閱讀它們的時候，難道會更容易嗎？事實並非如此。那些作品對我的重要性來說，像《古船》《九月寓言》《外省書》《醜行或浪漫》《刺蝟歌》等，僅就個人所能達到的完美度和深邃度而言，絲毫不比《你在高原》差。所以文學作品對讀者和作者全都一樣，它從來不是一個長度問題，而是一個心靈問題。
今後會一直緩慢而有耐心地寫下去。無論如何，這樣寫到最後，或許會擁有自己的一個文學世界。也隻有這樣，朋友們才會高興。
（2011年12月10日，標題為整理時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