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時期的簡單、荒誕、創新、粗暴，還有純潔和熱情，等等一團矛盾都集中在同一體裏，一種嶄新的概念過早地完成並草率地推行到民眾中、特別是知識分子中，其結果就是精神領域裏的專橫性和封閉性，這對於一個民族是非常可怕的。
那時作為個人已經沒有了思想，當然也沒有了藝術。所以說思想和藝術的大鍋飯，平均主義，比日常物質生活中的平均主義和大鍋飯更可怕更有害。就在那個時候，我們在文學創作、藝術和思想方麵，基本上失去了個人獨立創造的天地，機會均沾，但不逾規範半步。
出版物更沒有什麼叛經離道，它一方麵普遍遵守了被中國傳統改造過的社會主義倫理，另一方麵又表現出對於舊的精神秩序的強烈進攻性。它在恪守中有創新，保守中有激進，它的整體傾向的確是富有進攻性的。
從一個時期精神的局部看，從內部看，它也許是習以為常和比較平淡的；但是從體製的外部看，從世界範圍看，從曆史的角度看，它又是生長的，具有挑戰性的。比如說當時的美國和歐洲，中國的革命書籍戲劇電影甚至是街頭秧歌，都給他們以新奇感、以衝擊性。新中國的革命藝術與當年的蘇俄藝術一樣，都是在世界文化秩序中引起不安、引起巨大轟動的嶄新的文化精神成果。為什麼？就因為從外部看，那個時期這些民族的藝術和思想是生長的、具有挑戰性的、具有真正個性的。
而我們現在回頭來看那個時期的文學，是過分造作的階級鬥爭內容、三突出的創作方式：如果這些出現在某一本書中，它仍不失為新穎奇特的創造，但是如果每一部都差不多，都如法炮製，那就不忍卒讀、虛假以至於可怕了。
現在再看一下五六十年代中國的或蘇俄的某幾部代表性作品，仍然覺得它們有今天所不及的健康精神、生長的精神和創新的精神。可見隻要是樸素向上的、真摯的，雖然簡單，但卻並非一定就淺薄。
這就是在精神平均化時期，我們的文學藝術的實績。
“沙化”時期
近二十年來，隨著世界的窗口日益打開，各種熏風長驅直入。成長在“五四”之後的幾代人沒有國學根柢，在激烈的吹搖下很容易連根拔脫。整整幾代人進入了精神遊移期，他們已沒有方位感，沒有立足點。如果說五四以後接受了一些西方文化，那也僅是隻鱗片爪，更談不上什麼根基。我們知道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是同樣豐厚的、西方文明的資源也是同樣複雜的。就是說，“五四”以後，在文化上我們兩頭都不著邊際，無論是西方的還是中國傳統的，整整一代或兩代人都所知甚少。這裏真正是割裂的一代、斷開的一代。
我們既無力判斷自己漫長的曆史，也無力判斷這短短的二十年。因為我們沒有自己的文化標準，隻能懷疑一切，否定一切，同時又向往一切。盲從將是不可避免的。在這幾十年裏，精神的發展和演變缺乏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這是在其他民族其他時期很難找到的一個現象。特別是這二十年來，我們有過多少莽撞的否定、沒有根據的懷疑，以及莫名其妙的向往。我們完全沒有建立起自己的傳統和標準，沒有一個前進的軌跡，更沒有一個過程。最起碼有兩代人，好像一下子就給推到荒漠裏去了，精神的自我生存能力和更新能力都很差。
所以我們隻能彷徨。既然沒有基礎、沒有方位、沒有立場，那麼我們還能到哪裏去？
由於在我們這兒僅僅是一二十年的商品經濟的曆史，處於轉型期或者幹脆說是簡單的模仿期、混亂期，精神上必是一片混沌。我們不可能成長起一代以社會批判為己任的知識分子，沒有生長出與商品經濟時期的社會生態相對應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功能就是批判，但是我們這兒沒有他們成長所需要的時間和環境。也就是說在所謂的“商品經濟大潮”中，我們這兒還沒有產生它的精神上的“抗體”。比如說“非典”，我們無法抵禦，是因為我們體內還沒有抗體。在商品經濟運行中，精神的抗體還沒有產生。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知識分子往往和商品社會采取一種簡單的合作與協調姿態，無法也不可能發揮自己應有的作用。所以這個時期形成了很多社會問題。
由於對商品社會隻是一種協調的依附的關係，市場就成為知識分子心目中的某種權威，以至於非常害怕這個權威。這不僅是荒唐的，也是可悲的。過去是階級鬥爭社會，知識分子最怕階級鬥爭，一上綱上線，他們就慌了。因為不慌也不可能，把你趕到農場去就得了。現在的商品經濟市場中，知識分子同樣是沒有絲毫的抵抗力。僅僅以圖書市場為例，本來他們對於書籍是最有發言權和判斷力的，可是一拿到市場上就沒了主意。本來是一本不忍卒讀的書，平庸無聊，可隻要是賣得好，有人立即就慌了，先是緘默，然後很快就跟上來，發出各種頌揚之辭。市場比起階級鬥爭的威懾力，有過之而無不及。
市場的標誌是什麼？就是所謂的“大眾”，但它是打引號的。“大眾”一叫好，知識分子用來判斷的腦筋、用來表達的聲音，一概全無。
在商品經濟時代就是這種精神狀態。消費主義統領下的精神界必然呈現出“沙化”現象，即精神的沙漠化。所以在這個所謂的經濟發展時期，物質主義沒有、也不可能得到充分的揭露，人類最好的精神結晶，很容易就被紛紛拋棄。好像隻有這個時期的中國人才重新發現了“欲望”。實際上這個欲望不用我們發現，它一直是存在那兒的，隻要有人就有欲望。欲望的力量，欲望的規律，它在政治和經濟生活中的作用，從來都是存在的，這很正常。
在沙化時期，有鸚鵡學舌式的全盤西化；還有產自本土的市井幫會氣；有被極大地庸俗化和歪曲篡改了的儒學，即一般意義上的“孔孟之道”；也還有“公社文化”—我們現在不是殘存而是有著很強的“公社文化”，這就是我們自五十年代末建立人民公社以來形成的特殊文化。這一切都空前複雜地糅合一起。所以我們不能單純地想象現在是極左餘毒或是其他，因為早已沒有這麼簡單。在文化上，我們現在正呈現出蕪雜和混亂，而且有著極大的投機性。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真正的思想和創見偶然顯現，就會像一滴水灑到沙漠上一樣，迅速地被吸光了、消失了，無聲無臭。什麼都不可能存在，因為已經沙漠化了。所以在很長的一個階段，嘲笑一切執著的探索和嚴整的思想，都會成為一種時髦。於是就可以看到，我們這個所謂的文學界和思想界，打著叛離的幌子、“解構”的幌子，公然把人類曆史上幾千年來形成的一些最基本的東西—有些僅僅是常識性的東西—肆意踐踏。他們以汙蔑和嘲弄為能事，並且在大範圍內得到歡呼和肯定，且很快繁衍為一種時尚。
這個沙漠化呈現出永恒的銷蝕力和吸納力。因為這是一片真正的沙漠，隻要稍有一點思想的汁水，就立刻給吸掉了，沒有蹤影了。這種情況在國外也發生過，在曆史上也發生過—稍稍考察一下，這往往是有了失敗感的民族才出現的一種自然消散的精神狀態。它因為失敗而遷怒，四處發泄，然後又陷入極度的無聊和自私；有時，又會成為文化上一隻永不饜足的怪獸，暴飲暴食卻不能消化，於是開始大肆嘔吐。
一個民族長期探索、保留和學習的一點精粹，不僅被拋棄而且被惡狠狠地跺了幾腳。文化和精神的風韻喪失了，飄流了，這個民族再也沒有什麼去凝聚它、圍攏它。
剩下的事情就是末日情懷，是變本加厲地歌頌縱欲。五六十年代的“平均化”、“板結化”固然不好，但在今天作為一種反動，那種板結完全被攪碎了。它是被一根商品經濟的棍子給攪碎的。這個棍子粗壯而強悍，它插進去稍稍一動就攪碎了。但它不是攪出更自由、更疏鬆的一片文化土壤，不是很利於生長的那種土壤，而是愈攪愈烈，最終攪成了一顆一顆的沙粒，攪成了一片文化和精神的沙漠。
賣掉一切的寫作和出版
在一種沙化時期，寫作和出版可想而知是一種什麼狀態。這個時期隻能是賣，是大肆叫賣，直到“賣掉一切”。我們不可能有第二種結局。有什麼樣的寫作就有什麼樣的出版，反過來也是一樣。出版和寫作都是被消費所決定的，被環境所決定的。整個世界的商品化，物質主義，隻會導致精神和倫理上的無底線。這不光是中國，而是整個世界的趨向。美國走在前邊，然後大家跟上。
所以一個真正的思想者或藝術家會驚訝地發現：他如此生存，簡直是在與整個世界對立。這種感受很正常。問題是這個發現之後是否恐慌。人處於第三世界就會有格外的恐慌。他突然發現了這麼冷酷的一個事實：真正的作家、藝術家和思想家，都有一點和整個世界發生對立的那種感覺。這僅僅是一種感覺，但這種感覺越來越強烈，越來越普遍，終於引起了他的警惕和驚怵。
如果簡單地從商品流通的意義來講，剛剛轉型的第三世界如中國，商品化程度不是過分了，可能還遠遠不夠，即遵循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那種商品遊戲規則還遠遠不夠，或許還沒有進入它的內部，沒有踏入堂奧呢。但是從精神和商品屬性的混淆程度上看，從這種糾纏撕扯的混亂狀態看，我們又實在是走得最遠，幾乎比任何一個所能了解的國家都走在前頭：最混亂，最讓人擔憂。
現在的寫作已不再是一些專門家的事情，而是越來越社會化、生活化，這當然很好。“作家”如今更多地被賦予職業的意義，它標明的僅僅是一個職業而已。隻要是寫了一點作品、或者有這個努力和愛好的，都被他視和自視為“作家”。與其他行當和職業不同，如從來沒有把股長或科長廳長說成是政治家，也沒有把一個在部隊幹的人叫成軍事家。作家在職業的意義上被如此輕浮地界定，事出有因。所以現在，妓女、商人、政客、主持人、藝人、殺人犯、道德家，無論各行各業的人都可以因為自己的理由去寫作，並產生賣點，成為“名作家”。從商品社會裏看，這很正常。美國一個殺人犯，出來後把殺人的過程寫出來，暢銷並已致富。原來此刻一切都是為了賣，能賣即是成功。
所以，正因為如此，有一些人在成為藝術家之前，先要公然地宣稱自己是美和善的敵人。比如美國的一個歌手，一登台就侮辱自己的母親，詛咒自己的親人，反而不可思議地博得了滿堂彩。中國也有類似者—可想而知，現在隻要美國有的我們遲早也會有。一些日思夜想走紅的人，一上來就罵自己的母親，不惜使用最下流的語言。不僅罵自己的母親，還罵自己的兄妹、罵一切最美好的東西。而我們從生存倫理上本能地知道，人的最後底線就是—母親。
詛咒愛情，詛咒道德，踐踏一切維持我們人類生存下去的那些東西，以求得自己不光彩的生存。前麵講過的那個美國歌手，他到了哪裏都博得滿堂彩，好多年輕人跟著起哄，後來終於惹起了眾怒，被一個強力人物製止了。可是在中國，竟然沒有任何一個人、沒有任何一個批評家公然站出或有力地指斥。沒有怒不可遏，甚至沒有了驚愕和憤怒。我們沒有自己青筋暴跳的批評家，至少是沒有一個這樣的批評家得到大麵積的響應。好像那種暴怒和批評才是多餘的，可笑的，好像重大問題更不必發言，因為越來越專業化了，每個人隻需經營自己那一畝三分地，隻需要隨時準備出賣即可。
但是有一個問題：一個人連這種最基本的第一反應都沒有，還會有真正的希望嗎？我們真的進入了末日的生存了嗎？
的確，一部分時刻追趕時髦的所謂的先鋒，已經先自背叛了。連中國的道德家也轉向了。中國現在的文學界和知識界已經沒有了道德家，沒有了頑強的保守主義。然而作為一個道德的宣講者，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都是不可缺少的，因為沒有了這樣的人，這個社會就將是一個不被信任的社會。沒有他們，一個時期的精神背景就有問題，這個滋生思想和藝術的文化土壤就會有問題。我們現在呢？先鋒們背叛了，道德家轉向了，大家不約而同地陷入一種精神上的渾然狀態。
從此理想主義者開始了自嘲。因為他不可能、也無力進行長期的堅持。與這些相對應的是流氓文人的自得，是充斥一切角落的性和暴力。伴隨這些的，偶有故作斯文和矜持的叫好者，還有總不缺席的忘情吹捧者。流氓文人的自得，再加上吃精神垃圾長成的一撥輕浮浪子，他們扭合一起，竟使一些不道德的出版者大喜過望。他們從來沒有禁忌，抓到籃子裏就是菜。他們絕不怕下流，不怕驚愕，能賣就是一切。
所以，當精神和思想被出賣的時候，當它們在極力使自己成為賣方市場的時候，也就不能奢談精神了。當中國作家像今天這樣直言不諱地嘲笑理想和意義的時候，當那些不久前還在極力追求體麵的所謂知識分子、藝術家，躲在“大眾”這塊幕布後麵幹盡了無恥下流的時候，真正的知識分子和寫作者隻好背離他們，遠離再遠離，以至於成為踽踽獨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