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利與事業
盈利是出版社的一個重要目標，它們大概不會去為各種各樣的崇高追求而賠錢；況且一些偉大的構想和極有意義的活動，也時時需要財政支持。所以出版社會緊緊抓住“一次性出版”的機會，並極其樂於進行這方麵的操作。這對於一個出版社來說是無可厚非的。像演義類、言情類和武俠類小說，還有一些智性小品、一些社會問題寫作，都與讀者、與盈利連在一起。有的出版社極想在不同的創作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他們於是要求一部作品既是社會問題的，又是詩性的，最好同時還是娛樂的。這是不太可能的。
當然我們會看到這樣一類作品：它們的確介於“社會問題寫作”和“娛樂性寫作”之間，一時竟不太好界定。因為它抓住了幾個敏感點，它是社會的或道德的，總之，搔在了一個時期精神方麵的癢處；但由於它們仍然不具有語言上的生命含量，不具備形而上的深層把握，更缺少作為一個獨立寫作者的人性魅力，所以這種寫作也還是無法進入詩性寫作的範疇。
但不管怎樣說，出版社的初衷是必須肯定的。以持續贏利為目的的商業出版，不能也不必錯過“一次性出版”的機會，因為它會帶來豐厚的利潤。
前兩個板塊的寫作，即“社會問題寫作”和“娛樂性寫作”，常常是出版社賺錢的一個重要途徑。國內外的出版機構都把很大精力投放在了“一次性出版”上。之所以認為這是一次性出版，是因為這部分出版物很難經受更長的時間檢驗，很難在十幾年甚至是三兩年內得到重複出版的機會。雖然這類作品抓住了敏感的社會問題，或有較強的娛樂性，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問題和人的趣味也將不斷地發生變化：一個時期有一個時期的問題，敏感的方位總是不斷地轉移；有時候僅僅是幾個月的時間，一些極為矚目的問題也許就不成其為問題了。人的趣味更是隨時都會變化的，因為娛樂的方式就是多種多樣而且極為隨意的，娛樂性有許多時候即表現為隨意性。離開了隨性與可意，則沒有多少娛樂可言。因此這兩個板塊的作家由於沒有抓住永恒的話題，沒有探索人類精神的深處，其創作和出版就極有可能是“一次性的”。
所以說要維持良性的文學出版，還需要統籌兼顧，理解並營造一種綜合的健康的文化環境，並避免失衡和傾斜。
目前，在海內外當代文學的寫作和出版中，第一、第二個板塊的寫作發行情況良好，但是不夠穩定。實際上優秀的出版社和優秀的文學專家，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工作，就是區別這三種不同的寫作。如果整個社會都混淆了它們之間的關係，那麼就表明這是一個比較混亂的時期：出版水平不高，文學藝術工作者的素質偏低。
文學專業工作主要包括文學評論、文學研究、文學評獎和文學出版。正是從這些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方麵，形成一種合力，把我們的當代文學寫作加以界定、區隔和提升。區隔的目的是什麼？從社會層麵來講，區隔的目的是能夠引導整個社會的精神和藝術向更高、更健康的層麵和境界發展；從商業的角度看，可以指導我們的出版發行，因為麵對不同的寫作應該有不同的營銷計劃和出版策略。
現在的情形是，出版界普遍存在的一個嚴重弊端就是混淆了三種不同的寫作。出版社麵對不同的寫作卻在使用同一種營銷策略；對待不同的寫作資源也持同一種辦法。這不僅會影響我們的出版，而且也會影響我們的讀者。長此以往，大眾讀者的閱讀要求將越來越模糊，並直接導致整個社會閱讀水準的下降。這種結果反過來又會作用於寫作，使藝術創造失去自己的刻度和追求。兩者之間相互影響，產生一種互動局麵，造成整個社會的文學閱讀、文學出版和文學寫作的混亂和水準低下。我們將進一步失去好的讀者，好的出版社，或許還有好的作家。
商業時代的一些比較權威的文學評獎機構，總是把文學的評獎、政治的評獎、商業的評獎混在一起，給那些不成熟的作家一些虛幻不良的影響，他們將越來越不知道自己應該寫什麼、為什麼寫。
依靠和利用
具體到一個出版社的贏利，緊緊依靠“詩性寫作”是合乎情理的。目前比較活躍、比較重要的能夠代表“詩性寫作”的作家，他們的一部長篇小說在一個三年版權期內的印數一般不會少於四五萬冊。而且大概在十年、十五年和二十年裏麵，他們代表性作品的再版頻率會比較高。作為一個出版社也許要有一個量化和細化的工作：把“詩性寫作”作以統計，即哪些作品在十年之後還能再版，再版的頻率如何；一個作家的作品印刷總量分析，等等。這是一些硬性指標。不僅要充分抓住“一次性寫作”，還須緊緊依靠“詩性寫作”，因為後一種寫作不隻是一個經濟效益問題，而且還是鞏固和穩定出版社權威性的問題。
出版社的強大力量來自哪裏？來自一次性出版嗎？來自詩性作品的出版嗎？大概還需要二者結合。商業出版不斷地強調“大眾”這個概念，其實他們立論的根據頗有問題。讀者對於事物的選擇趣味既有區別，又難以偏廢和統一。比如聽學術報告一般來說比聽相聲枯燥，但許多人認為相聲更枯燥。在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大眾”和“小眾”，而是要專心開發自己的受眾，突出和強化不同的閱讀個性。
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在中國，一個重要的作家或一部重要的作品挪動了出版社，大家不會感到有什麼不正常，因為作家作品就是要到許多出版社的。可是在國外，一些重要作家如果轉移了自己長期合作的出版社，將成為一件令人關注的事情，許多報刊都要報道。中國完全不存在這種情況。這就集中表現出我們出版機構的困境，他們沒有把不同的寫作、不同的創作資源加以區別和對待，更不會去珍惜和培育。機會主義，投機性，都成了最可以理解的事情。這當然不會有成熟的出版。
一個出版社的地位、量級、影響和可信度，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抓住了多少“詩性寫作”的作家。包括那些“一次性寫作”的蜂擁而至，都是因為看重這個出版社的聲望。所以一個出版社的權威性、感召力和讓人欽敬的趣味，對讀者和作者都是至關重要的。通俗一點說，優秀的出版社是一個牌子，一麵旗幟，是在更高的意義上得到認可和肯定的文化藝術的重鎮。一種高層次的信任必會對周圍產生巨大的影響力和輻射力，而這種影響力輻射力的積累，恰恰也是信任度的積累。這對於出版社而言是一個真正了不起的資源和資本。假如我們舍棄了這些，把精力和熱情全部投放在“一次性出版”上，那麼她的前途和結局也是可以預料的。有的出版社突然遭到浪潮般的退貨，就是沒有處理好兩種出版物之間的關係、眼前利益和長遠目標的關係。
出版社擁有一大批十年二十年內不斷再版的版權，多麼便當，同時在寫作者和讀者當中的感召力又會多麼強，商業效益會多麼大。任何類型的寫作，都有一個出版的節奏和密度問題。有時候我們抓住一個十分暢銷的“一次性出版物”，一下印了很多，這才發現大家都在印類似的東西，形勢當然不會樂觀。所以怎樣合理地開發和利用我們的文學資源，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結論
當代閱讀狀況比較複雜，但還算不上費解。一部文學書籍可能在一個國家大量印刷，所謂的“像賣香腸和麵包一樣”；而在另一個國家可能就印數了了。這除了口味問題，當然還有一個無論如何也難以回避的事實：民族整體文化素質水平的差異。有的純文學作品經過幾年的詮釋和普及，已經成為常銷書和暢銷書，但在其他語種裏麵簡直毫無市場。這都是“詩性寫作”的命運。一個文化素質較高的民族必有能力接受較高層次的書籍，並可使“詩性寫作”的作品盡快變成暢銷書。
有些詩性寫作可能是出自當代最優秀的作家之手，但這並不意味著這些作家進入了一線閱讀。作品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所選擇的出版社，取決於是否進入了一個複雜的營銷係統。出版社的力量、經驗的積累，乃至於運氣都是不同的。出版社在很大的程度上決定著一部作品的結局：或者成為社會第一線的閱讀，或者因晦澀難懂而被閑置在角落裏。反過來也是一樣，詩性寫作的作家也決定著出版社的命運。
2002年7月13日
精神的背景
——消費時代的寫作和出版
現在許多人也許會注意到，從四十年代末到現在，在長達六十年的時間裏，中國的現實背景和精神背景都沒有發生過如此巨大的變化。現在，作為集中體現和反映一個時期社會生活的思想和文化來說，好像其中最主要的部分發生了一些遊離，即沒有與整個的精神背景完全融彙到一起。這是非常奇怪的現象。因為它既然從屬於精神，就應當與整個的社會生活渾然一體。然而現在不是，起碼看上去不是。
實際上，這個時期最傑出的創作者和思想者，他們的作品，已經或正在從一種普遍的精神狀態中脫離出來。這個時期的精神作為一種總體背景，對於這些人來說似乎正在逐漸地開始後退—一些最重要的思維成果，正在和整個社會的文化現象、精神狀態、現實生活，這種種構成“背景”的東西慢慢剝離開來。這些作家作品與一個時期的精神流向，其二者之間的關係已不是越來越密切，越來越趨向一致，而是越來越分離，越來越呈現出一種疏離的關係。
縱觀以往，似乎所有的作家與創作都融進了時代精神的內部，他們的具體存在隻是構成了大的文化和精神背景的一個部分。這是在漫長的曆史中得出的認識和結論。但如果從局部看，比如現在，這一切已經悄悄發生了變化：越是好的創作、好的作家，與這個時期最普遍的現實—特別是大的精神背景，越是發生了分離。時代的精神背景相對於一些個體，正在往後退去。於是，某些個體越來越孤單地呈現和裸露在曆史的視野裏。
這種奇怪的現象在過去是極為罕見的，起碼在五十多年的時間裏從未有過。
現在，最優秀的文學家和思想家，正在把這個時期思想和創作界的一切喧囂作為腐殖，全麵地營養自己，從中孕育和培植獨立的生長。這與過去是極其不同的。因為中國的精神背景和現實背景從來沒有呈現出今天這樣的複雜感和縱深感。比如說“文革”時期，比如說新時期剛剛開始的一個階段，那時候整個精神和現實非常單一，如果有複雜性，也遠沒有現在這麼繁複和立體，沒有如此深厚的縱深感，隻是單薄的一層。作為一個群體，他們表達的動機和欲望以及結果，都是那麼相似。那時的中國是計劃經濟，無論是現實層麵還是文化層麵，都不可能呈現出一種複雜的、縱橫交織的、立體的狀態。
任何時期的精神背景都大致由現實生活所決定，它是有厚度的。有什麼樣的背景，就有什麼樣的文學和思想。因此今天這種狀態，正是出現真正優秀的個體的一個基礎。但與以往不同的是，他們將逐一走出這個背景，與渾然的背景分離出來。
這種情況是怎麼發生的？它所經曆的過程和由來……
精神平均化時期
對於那個特殊的時期，可以有許多命名和比喻的方式，如“精神板結期”也未嚐不可，反正都能明白是什麼意思。“極左”，“文化專製”，都在說以往的精神貧瘠和蒼白，還有荒蕪和恐懼。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在中國一直是試圖建立新的文化精神和藝術標準的探索時期。五十年代初盡管在文學創作、在思想和精神領域過分簡單化和幼稚化，但的確有新的要求，有創新的強大欲望，而且這種現象具有某種普遍性。
中國當時有幾億人口，它試圖打破幾千年來形成的傳統文化，以及從清代開始傳入的一些西方思想，以建立和創造出嶄新的中國文明。在文學上，我們稍一回顧就會想起很多明朗而簡單、卻也清新天真的翻譯和原創作品，這都是整個精神文化努力的一部分，而且這種努力滲透在社會生活的每一個方麵。那個時期的繪畫、音樂、小說和戲劇，都呈現出差不多的色彩，傾向與趣味、形式和內容，都差不多。
現在一般認為那個時期的精神現象，比如藝術創作非常平庸單調—但是冷靜思之，一切也遠沒有那麼簡單，還不能用一句“平庸”就把整個時代給概括了。因為那個時期的創作，除了如上所說的幼稚單薄，尚有自己獨特的道德倫理內容，有探索的生氣，當時在全世界範圍內運行了幾百年的商業化秩序—還有與之相適應的意識形態，受到了一次巨大的衝擊。這當然是從蘇俄文學開始的。所以如果放到曆史和世界的大框架上去考察的話，它的確是一次猛烈而沉重的衝擊和大膽的創新。
所以，當時整個文學界的清新氣息顯而易見。但是繼續下去，在相當漫長的時段裏沒有一個自由活潑的個性空間，僅止於開始，就讓人厭煩了。再美好的東西一旦被過分分享、複製和因襲，就會造成一種“平均化”的態勢。大家都這樣表達和思想，就勢必會變得單調無聊，整個精神的土壤板結了、僵化了，絕不可能再有強盛的生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