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遠的我
想象與經曆
作家的想象力越強越好。這種非凡的能力既有先天的因素，又有後天的助長。一個作家正是為了獲得那種縱橫馳騁的想象力，巨大的想象力，才更要加強生活中的實際感受。人的經曆越多，就越是有利於想象的生成。
想象的藤蔓是緣真實之樹而攀升的。想象可以在現實的觸摸中舉一反三。沒有經曆，即無法“舉一”，又怎麼能“反三”？有人以為想象就是純粹的無中生有，這是不確的。
比如說有一個作家，他受過很多苦，坐過牢，實際生活中發生過很多的問題，經曆非常曲折—他把這些都寫了下來，看上去僅僅是真實的記錄，並沒有什麼想象；其實仔細些看，完全沒有這麼簡單。因為仍然有一種強烈的詩性包含在這種行為之中。
對生活的種種表達都是需要想象力的。想象力不是離開真實生活的某種奇特之物，它的呈現方式是各種各樣的。以為想象力的呈現方式隻有一種或幾種，那是不準確的。想象力可以是拉美的魔幻之類，也可以是俄羅斯索爾仁尼琴式的。
比如後者，他能將複雜的生活給予如此粗糲有力的表達，給予如此的概括，繪製了如此的長卷，當然也需要依靠巨大的想象能力。
堅信工作的意義
有人說作家寫作的意義不是改變生活，也無力改變—這種說法太簡單了一點。作家寫作的意義很多，這可以從很多方麵去認識。但它的主要的或說重要的意義，仍然可以說在改變生活。說到有力或無力，那也是很複雜的一個問題。生活中有些看上去很有力的東西，其實沒什麼力量；而那些似乎沒有什麼力量的手段，實際上卻是力大無窮。
文學對於改變生活，既可以說是無力的，又可以說是力大無窮的，就看你從哪個角度去認識了。文學對於民族性格的生成起著巨大的作用，而我們知道，民族性格幾乎等同於民族的命運。
退到最後說，作家寫作的意義起碼對於作家本人是重要的。那麼可以問一句：作家本人算不算生活的一部分呢？盡管他可能隻是很微小的一部分。
理想與人文情懷
有人認為作家太注重寫作的意義，就不利於傑作的產生—這同樣是不可理解的。當代產生了很多奇怪的言論，這隻是一種。它的反麵的道理，就是說隻有那些不知寫作為何物的人，毫無責任感的人才更有可能寫出時代的傑作。不錯，現在的確有不少人寫出了這樣的“傑作”。然而這樣的“傑作”隻是被時代的熱病弄昏了頭腦的人才會承認。
理想，人文情懷，這一類好東西作家非常需要，永遠需要。一個要寫出傑作的作家也就尤其需要。“現代主義”也不等同於意義的完全迷惘。再說迷惘於意義，並不等於不注重意義本身。為意義而痛苦，也可以產生深刻的迷惘。人們如果看到了迷惘的傑作，千萬不要忘記這其中還包含了作家對於意義的專注和求索。
至於說到文學的功效與傑作產生的關係，倒也簡單。你是堅信的，堅信美的力量思想的力量，隻需一直寫下去即可。傑作可能出現在這個過程之中，也可能與其無緣。這都是非常正常的。
說到功效起碼會有兩個層麵的意思。一個是用你的作品去做改變生活的事情，那會是一個非常曲折和漫長的過程，你影響了別人，比如說影響了知識界，影響了讀書人，喚起他們好多的責任，讓他們更多地去思考中國底層的問題，比如農民的問題，這是一方麵；還有就是作為一個寫作者，你會經常地去接觸一些人，會把自己的想法跟他們交流，並直接去幫助具體的人，這也算是文學的作用。
不要懷疑自己作品的力量，也不要懷疑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意義，因為既要寫作，就要堅信自己工作的意義。說到這裏我想起一個作家，好像是美國的薩洛揚。他有一篇小說寫到，有一個人在火車站那兒長久地等待，見了人就上前和他說話—有人發現了這個人好多天都在那兒做同樣的事情，後來才知道這人是個虔誠的基督教徒，他隻想讓人皈依。“你站在這兒等下車的人，這麼短的時間怎麼能夠讓人篤信呢？”他回答說，自己有一次五分鍾就讓一個人篤信了上帝，就是說，他認為自己五分鍾就救了一個人。他堅定不移，非常相信自己的力量和作用。其實一個作家也應該有類似的精神。
寫作姿態
我的朋友認為，為老百姓寫作，不如直接把自己當成老百姓更好。聽起來好像是這樣的。但這不過是換了一種說法。他隻是想表達一種良好的意願。其實一個人是什麼就是什麼，不是隨便就能“當”成什麼的。關鍵的問題是作為一個人的品質，是他作為一個人的生命質地。作家生活和寫作的理念都有差異，這也是正常的。一個作家，一個人，是否善良，是否仁慈，怎麼能夠掩蓋呢？如果一時一事，一部作品可以掩蓋，那麼他的一生和全部的作品呢？
一個作家是可以從姿態上加以分析的。但是這並不等於一個作家非要作出一種姿態不可。隻要認真地工作下去，本色自然也就出來了。不必刻意從姿態上要求自己。商業時代的姿態化害苦了我們的作家和思想家，常常讓他們變得像舞台上的演員一樣。
所以，我的朋友不是在說姿態，他是在說態度，是在表達願望。
時尚與風氣
有人認為我的作品充滿了苦難；也有人認為它們太詩性太善良了，不夠直麵生活—對此我也難以回答。其實這兩種不同的詢問就是最好的回答。它們二者什麼時候能夠對立呢？它們為什麼不可以是一回事呢？
關於作品，我覺得自己寫到的陰暗麵、寫到的醜惡和苦難還是太多了。過去一直遭到這方麵的批評，奇怪的是現在倒反過來了—許多人覺得我寫得苦難太少了。可見時代變化得多麼快。好像是這個世道真的變了，人都變得心硬了。因為我甚至不敢、不願回頭看自己寫下那些片段和篇章。比如我的《古船》《秋天的憤怒》《九月寓言》，還有後來的《家族》，其中的慘烈實在是太多而不是太少。
什麼是詩性？詩性可不等於風花雪月，一般意義上的優美。是誰把詩性和詩意簡化成了這種東西？要知道也有慘烈之詩。
時代的風氣是不一樣的。作家不能跟隨風氣。現在的傾向是所謂的“審醜”，一部分讀者不怕發泄，也不怕突出強烈的欲望。一個人需要強刺激，你就要交給他這種東西。對不起，我不能給予這種滿足。有的人僅僅是口味變壞，他不是粗疏，而是惡俗。還有的直接就是心理陰暗。
相反，我覺得自己已經寫了太多的苦難。我真的覺得已經太多了。可能有的讀者覺得仍然不夠。我覺得一個作家還是要人向上的，有一種向上的精神。當然這種表達在文學作品中，在目標的達到上，不是那麼直白。作品不能像一篇論文，通過了什麼表達了什麼、說明了什麼。許多搞評論的人對待文學作品是簡單的，他們自覺不自覺就用起了耳熟能詳的“三段論”。實際上文學哪有那麼簡便淺直。它的表達是非常曲折和複雜的一個過程。
寫實與浪漫
“新寫實小說”這個概念是好多搞評論的提出來的，一個作家是否屬於新寫實，大多不會理解。搞評論就難免量化，要把作家分成一撥一撥的。這隻是他們的需要，這對讀者和作者，對於文學的欣賞和寫作並沒有多少關係。
《能不憶蜀葵》被評論說成“現代主義”的小說，說它的手法過於浪漫，采用了變形、反諷等等手法。可是我自己知道不是這樣，起碼主人公是寫實的。比起真正的生活中的藝術家的怪異、浪漫、變形，他還不夠，遠遠不夠。生活中真實的人，比起小說中的人還要狂狷和怪倔，還要不可理喻。但是你如果照著生活中的人一直“寫實”下來，讀者反而是不信的。比起生活本身，藝術表達上常常是要節製的。
所以在我看來，到底是作品浪漫還是生活浪漫，還要分析才行。
關於“大時代”
有人問現在是文學的大時代還是小時代，我看實在難以確定難以回答。“時代”必然預示了一個很大的時間跨度，它是這樣一個概念。文學的時代性評價，可能要留給未來的曆史，未來的人。至於我們，真實地記錄和表達，並且不再回避生活，就是最好的辦法。我們無力作出關於“時代”性質的回答。
有些歌手在歌裏說今天是一個“大時代”，那是為了高興。但歌裏沒有說是文學的大時代。我覺得為了準確起見，任何對時代的評價還是要留給未來。這不是靠一時衝動和意氣用事，不是靠人的第一反應就能給予鑒定和命名的，因為這種自由命名的能力既留在每個人的內心，更留在漫長的曆史和時間之中。
生活與仁慈
有人問人類曆史存在的終極價值是什麼？這是多麼大的問題。誰能夠回答這個問題，好多的哲學家就不必再工作了，也不必寫那麼多著作。每個人，年紀越大問題看得越透，也就越絕望。有的人隻有進入那個大絕望以後才開始產生真正的希望，有的人則不是。不管怎麼說，人還是應該有責任感，還是應該強調生活的公正和完美，還是要認真生活。人要盡可能做一點有意義的事情、自己願意做的事情。
因為我們生活過了，別人還要接上生活。如果把世界比做一座房子，那麼當我們離開的時候，還是不能把這座房子毀掉；不僅不毀掉，而且我們還要盡可能地把它裝潢得好一點，哪裏漏雨了，我們就加一片瓦。這才是人的仁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