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與發展
漢代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時期。《漢書·地理誌》卷二八記載了當時海上絲綢之路的航行路線。“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崖（今海南島）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奈；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雲。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東漢時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時期。隨著造船技術的不斷進步與航運交通的發展，此時的船舶已有了遠渡重洋的能力。東漢前期，從廣東出發的船舶，經過海南島向西航行，已開始在印度、斯裏蘭卡同埃及、羅馬的商人有了直接貿易關係。
從東漢末三國到隋統一的300餘年間，北方戰亂不斷，封建主各據一方，逐鹿中原，社會經濟遭到了嚴重破壞，中國形成了南北分割的局麵。此時，“陸上絲綢之路”的河西走廊經常由於戰亂而中斷，不得不主要依靠“海上絲綢之路”與海外諸國聯係。特別是三國孫吳政權控製了東南沿海地區，出於戰略原因和軍事目的，特別重視海外貿易，客觀上就為海上絲綢之路上的貿易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到了東晉時期，海上絲綢之路上進行貿易的商船已初具規模。也就是從這時開始，中國始稱大船為舶，並一直沿用至今。
魏晉南北朝以來，由於中國的政治、經濟中心開始南移，中國南方地區逐漸形成了獨立的經濟體係。與此同時，隨著造船技術的提高，人們已普遍掌握了掉檣駛風的航行技術，為從大陸南端為起點開辟離岸跨島的遠洋航線提供了可能。尤其到了東晉南朝時期，新開辟的遠洋航線不再沿海岸穿越瓊州海峽順著海南島西岸“梯航”的老航線航行，而是從廣州港出發，經海南島以東和西沙群島海域，直航東南亞各港口。
隋代，海南範圍的南海海域不僅成為中國通往東南亞各國的重要海上通途，也是亞洲大陸通往西亞、歐洲必經的海上通道。唐代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高度發展和鼎盛時期。隨著國內政治局勢的變化和經濟重心的南移，南國重鎮——廣州，在唐代初年一躍變為南方沿海的中心港口城市和國內最大的對外貿易港。開元二年（714年），唐朝在廣州設立市舶司，以加強對廣州港的管理。海南島作為自廣州港出發駛往東南亞和阿拉伯航線的必經之地，其重要性愈加顯現。貞元年間（785—814）賈耽所記的“廣州通海夷道”，就詳細記載了廣州經由海南島到阿拉伯各國的航線，“廣州東南海行，二百裏至屯門山（今廣東深圳南頭），乃帆風西行，二日至九州島島石（今海南東北海域七州列島）。又南二日至象石（今海南東南海域獨珠石）。又西南三日行，至不勞山（今越南占婆島），山在環王國（即占城國）東二百裏海中。小舟流，二日至末羅國（今伊拉克巴士拉）大食重鎮也。又西北陸行千裏，至茂門王所都縛達城（今伊拉克巴格達）”。這條航線最後一直延伸到東非海岸，全長14000公裏，途經90多個國家和地區，據考證這是當時世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線。
宋代較唐時期，無論在航海技術和造船工藝上都有了進一步的提高，美國學者斯塔夫裏阿諾斯在其撰寫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中認為：12世紀末，中國人開始取代穆斯林在東亞和東南亞的海上優勢。與此同時，海上航線進一步擴大，與中國交往的國家進一步增多。具體表現在一方麵是航行在海上的船舶離開中國大陸時不再緊靠海岸航行，而是將以前曲折迂回的航線改為更為便捷的直達航線；另一方麵是海上絲綢之路向更遠處延伸，一直延伸到非洲東海岸和地中海，與中國交往的國家和地區已達50餘個。海南島區域的南海（漲海）周邊的“南番諸國”已成為與中國交往最密切的國家。
海上絲綢之路與海南島
從海南島的地理位置和史料記載可以看出，漢代向南的海上航線以徐聞、合浦為始發港，而徐聞與海南島北部的珠崖之間的直線距離僅10餘海裏，加之此時受到航海造船技術的限製，船舶航行隻能沿著海岸線緊靠大陸進行階梯式的航行。如此一來，海南島的珠崖和儋耳兩地就成了這條藍色航線的最近最方便的避風或補給之地。
雖然海南島四麵環海並有著十分優越的地理位置，但在兩漢時天然良港並不多，不利於大型船舶停靠。同時漢代的海南島尚屬“荒蠻之地”，島上“隔絕瘴海，水土氣毒”，因此這條海上航線的獨特優勢尚未顯現和發揮出來。
東漢時，中央王朝對海南島的統治始終是一種不太穩定的狀態。從王莽新朝到東漢初期，中央政權對海南島的統治範圍僅限於島東北和西北部分地區，與西漢時期相比還大為收縮。而生活在海島腹地的土著居民又頻繁地到海岸邊進行騷擾和掠奪，這無疑會對沿海航行或停泊在此的商船造成較大的威脅，一定程度上幹擾了海上絲綢之路船舶的停泊和正常航行。
除了海南島西海岸是較為繁忙的海上航線外，隨著地理知識的不斷增長，古人的視野也隨之擴大，開始知道在海南島之南還有一片大海洋。據史書記載，從東漢開始，南中國海已開始被稱為“漲海”，並在東漢時楊孚所撰《異物誌》和謝承的《後漢書》中有所反映，而“漲海”的發現人，極有可能是距離南中國海最近的生活在海南島上的居民。
從東漢末三國到隋統一的300餘年間，作為海上絲綢之路上的必經之路和重要中繼港口的海南島，由於其地理和軍事優勢而顯得更加重要，中央政權對海南的治理政策也開始有所調整。此前，由於其治理政策缺乏係統性和完整性，兩漢時中央王朝均采用的委派漢族官員直接治理方式和其殘酷的暴力治理手段，不斷遭到島上黎族原住民的激烈反抗，造成南海“大州”政區建置變動不定。從南朝的梁朝開始，其治理政策發生了重大改變，開始由單純流官統治轉變為委任土官統治。梁大同年間，任用“南越首領”高涼（治今廣東陽江西）冼夫人治理儋耳，實行土官製，使海南地區局勢日趨穩定。此後曆代中央王朝都能夠有效地統轄海南，正因為如此，冼夫人在海南島和黎族發展史上占有很高地位。直到今日，冼夫人廟宇仍遍布海南島各地，每年2月12日，海南各地都有紀念冼夫人出軍的“鬧軍坡”習俗。另一方麵，海南島的穩定客觀上又保證了海上絲綢之路上商船的停靠、補充給養和正常航行。
魏晉南北朝以來，海南島成為從廣州港始發向南各航線的必經之地，海上絲綢之路由此更加影響著海南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各個方麵。
隋代，海南島地扼東西方海上交通要道，是中外商船往來東西方的重要中繼港和避風港。據史料記載，在7世紀前後，經中國南海從事航運貿易的船隻，除前往中國大陸以及少量來自羅馬的商船外，更多的是來自印度和波斯的商船。其商船多是從波斯灣沿岸港口出發，經印度、錫蘭（斯裏蘭卡）、馬來半島、蘇門答剌和海南島，到達廣州、交州和揚州等港口。
唐代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高度發展和鼎盛時期。為加強對海南島這個海上絲綢之路咽喉地帶的控製，唐朝廷又在隋朝基礎上，對海南的行政建製做了較大的調整和加強。唐初，沿隋舊製，海南為三個州；唐太宗貞觀五年（631年）拆崖州之瓊山為瓊州，海南增至四州；從唐玄宗至肅宗時，海南又增至五州，並一度將州改為郡，從而建立起一整套對海南進行有效控製的行政管理體係。唐中葉以後，這套體係得到了進一步強化，唐嶺南節度使李複派遣將領孟京，領兵討伐瓊州不服從唐政權管轄的俚峒酋豪，在海南“建立城柵，屯集官軍”，使海南島及周邊的廣大海域都納入唐朝軍隊的控製之下。這一舉措，使得航行在南海海域的中外商船的安全得到了更加有效之保證。
到唐宋時期，往來於南海海域的中外貿易商船更加頻繁，盡管其航線屢有變化，但海南島已成為波斯和阿拉伯商船來往於廣州、泉州、揚州等通商口岸的避風港和中轉站。
公元9世紀的一些阿拉伯地理學書籍也記錄了從波斯灣到廣州的航線，可與賈耽的描述相互印證。伊本·互·胡爾達茲比赫的《道裏邦國誌》也記載“從巴士拉出發，沿波斯海岸航行到東方的道路”。來自波斯和阿拉伯的商船航行至占婆，然後至龍編（今越南河內），最後經北部灣抵達廣州港，同樣要經過海南島西岸。
宋代，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持續發展階段，海南島依然是這條海上航線的重要中繼港和避風港。海上中外船舶的頻繁航行及中外商賈貿易額的不斷擴大，對海南島的社會經濟和商品觀念也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
1984年和2000年，在瓊山永興和府城發現的兩座宋代磚室墓，出土的隨葬品中各有一塊“買地磚券”，分別記載了北宋大觀元年（1107年）和南宋紹興十九年（1149年）的兩樁土地買賣情況，從一個側麵反映了此時期海南島商品經濟的發展狀況。同時，宋代以前，海南缺乏大型船泊停靠的天然良港，為了盡快適應海外貿易的順利開展，宋淳熙十五年（1188年），知瓊州王光祖在海南島政治經濟及交通中心的瓊州（今海口）開辟了白沙津港，極大地方便了往來於海上絲綢之路上中外船舶的停靠並進行貿易活動。
反映海南島海外貿易發展的另一大特征是海南瓊州市舶分司的設立。由於宋王朝經濟重心的南移，市泊收入已逐漸成為朝廷國庫的重要財源之一。據記載：北宋熙寧十年（1077年）以前，瓊州的商稅額隻有4285貫，而熙寧十年一年全島的商稅收入就達到19597貫。這個商稅額，除船泊稅外，其餘是征收海南香料、檳榔、小馬、翠羽、黃臘、蘇木和貝吉的特產稅。在對外貿易上，盡管宋朝廷尚未在海南設立市舶司，禁止與外國通商，然海南的地方官吏則為利益所驅，對中外商人通商采取默許、縱容乃至鼓勵的態度，外商貿易遂遍及全島。這時海南島的主要門戶如瓊山、澄邁、臨高、文昌、樂會等地都有了市舶活動。到了南宋乾道年間（1165—1173），朝廷批準在瓊州設置市舶分司，隸屬於廣南東路（廣州）市舶司。
海上陶瓷貿易
秦漢時期，絲綢和黃金是當時絲綢之路上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出口產品，即《漢書·地理誌》所說的“賚黃金雜繒而往”。陶瓷作為中國古代比較獨有的產品，雖也很早就開始出口國外，但它作為陸路運輸中易碎的物品，當時出口外銷的規模並不是很大，而絲綢等中國傳統產品卻是中亞、西亞、遠至歐洲地區較受歡迎的商品。
唐代早期，海上絲綢之路上中國商船運出的貨物還是以絲綢和黃金等這些傳統產品為主。到唐代中期，因絲織品是當時政府物產稅收的主要來源之一，為保證朝廷的國庫收入，曾下令禁止諸多絲綢綾羅與諸番互市，不許此類產品再外銷海外。而正是在這個特定的曆史時期，陶瓷作為中國特有的產品，逐漸開始取代絲綢成為海上貿易出口的大宗商品，這就大大地推動了當時唐朝的陶瓷業得到迅速發展。如唐代長沙銅官窯瓷器、浙江的越窯青瓷、華北的三彩、邢州的白瓷等眾多品質優良的瓷器就成為當時外銷海外的熱門產品，受到海上絲綢之路沿岸國家和地區廣大人民的喜愛。
唐朝晚期，隨著國力的不斷衰落，通往西域陸上絲綢之路的通道已幾乎阻隔斷絕，在此後數百年間，曆代王朝始終未能重建對通往西域陸路交通的有效管轄和控製權，也無法再恢複陸上絲綢之路往日的通暢和興盛。中國對外貿易隻能不斷地轉移到海上來進行物品交易輸出，這就在客觀上促使海上絲綢之路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空間。通過海路來運輸數量巨大、沉重易碎的陶瓷器，不僅比較安全可靠，而且還利於節約運輸成本。因此，陶瓷器很快就成為海上絲綢之路中國的主要出口外銷商品。
公元10世紀，隨著宋朝政權的建立，中國的政治形勢、社會經濟及經濟生產格局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到宋代時，全國的經濟重心已大體上從北方黃河流域地區轉移到長江以南的廣大地區，生產瓷器、絲綢等對外貿易商品的傳統基地也逐漸遠離西北一帶，開始轉移到東南沿海地區。由於東南地區毗鄰南海海域，眾多港口明顯具有出海航運的區域地理優勢，這對通過海路輸出數量巨大、沉重易碎的陶瓷器更為便利，推動了中國陶瓷器外銷的進一步的發展。
宋代中央封建政權為了進一步發展社會經濟，開拓財源，繼續沿用東南和嶺南沿海地區的地理優勢，承襲以往的海上運輸交往的傳統，加大對外貿易往來，征收船舶稅利，增加國家財政收入。此時，海上絲綢之路已發展到相當繁榮的曆史階段。因此，帶來了中國古代曆史上手工業生產迅速發展的一個新時期，尤其是陶瓷器的大量出口，更是推動了當時中國瓷業生產的快速發展，湧現出官、哥、汝、鈞、定五大名窯為代表的一大批窯口。
宋政府為擴大財政收入，鼓勵出口貿易。同時，指南針的發明和使用也推動了航海業的長足發展。正是為了適應瓷器對外輸出貿易的需要，少受戰亂波及的東南沿海各地瓷業生產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湧現出數以百計的民間瓷窯。分布在福建的有泉州、南安、同安、安溪、德化等民窯，分布在廣東的有廣州、潮州、南海、惠州等窯址，分布在廣西的有藤縣、北流、桂林、柳城等窯場。此外，在江南地區還有浙江龍泉窯和江西景德鎮窯等較著名的民窯。其中，閩南地區的民窯產業的異軍突起，更是宋代陶瓷貿易興旺發達的一個突出表現。
在瓷器貿易日趨繁榮的過程中，普通日用陶瓷逐漸成為當時貿易輸出的主要商品，而民間窯場的產品在陶瓷貿易中占據了很重要的地位。因為海外市場是以日常生活用品為主的普通民用市場，眾多的民窯提供了足夠數量的瓷器產品，適應了海上“陶瓷之路”上不斷增加的瓷器商品需求。
隨著兩宋時期海上對外貿易的不斷繁榮興盛，在南方沿海地區湧現出廣州、泉州一類的港口城市。其中，閩南地區的泉州港出口的商品中，陶瓷器已成為大宗。到南宋晚期，泉州港已發展成當時最大的陶瓷對外貿易港口。正是海上絲綢之路陶瓷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推動了福建特別是閩南地區民間窯業的迅速發展，形成了以泉州地區為中心的各地民窯主產外銷瓷的產業結構。銷往海上絲綢之路沿岸國家和地區的陶瓷商品，大多以百姓日常生活需要的粗瓷器皿為主。此外，也有少量仿江西景德鎮的精製品瓷器，但受瓷土、釉料、窯業技術等方麵的限製，燒造工藝上略遜一籌，遠達不到景德鎮所燒瓷器的品質。
南海諸島考古工作中發現的大量陶瓷器都是中國南方各地民窯的產品，在西沙群島海域發現的水下遺物點和沉船遺址中打撈出水的瓷器種類較多，主要包括青釉、青白釉、青花三大類，年代包括從宋到清各代，瓷器的產地包括廣東、福建、浙江、江西等南方地區的諸多民窯。西沙群島發現的華光礁Ⅰ號沉船遺址出水的陶瓷器，大多產自福建泉州地區的德化、南安、晉江等地宋代窯址，而西沙北礁3號沉船遺址的瓷器大多為福建明代漳州窯所生產，即中國古代外銷瓷中較為著名的“汕頭器”。
華光礁Ⅰ號與北礁Ⅲ號沉船遺址的年代分別為南宋和明代兩個不同的曆史時期，但兩者之間似乎也有著一定的關聯。首先，兩處沉船遺址的出水遺物基本上都以陶瓷器為主，反映出陶瓷器是當時海上絲綢之路十分暢銷的商貿產品。其次，這兩處沉船遺址上的陶瓷器幾乎都產自閩南沿海地區的窯場，分別為泉州地區宋代民窯與漳州地區明代民窯，從時間上講，兩地民窯之間有著一定的延續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