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文學的社會功用與詩性智慧
學術方陣
作者：吳景明
摘 要：生態危機是生態文學產生的前提，生態文學是文壇對生態危機的積極應對。中國當代生態文學發展經曆了側重社會功用的報告文學“發生期”、展示詩性智慧的“發展期”，向社會功用與詩性智慧相結合的小說“深化期”轉化。作為一種“有意味”的形式，生態文學表達了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現實願望及“詩意棲居”的生活理想，既是作家“關心自我”存在方式的體現，更是人“詩意生存”理想的呈現，顯現了“詩”、“思”、“史”三者融合的文學品格。
關鍵詞：生態文學；文學本質；社會功用；詩性智慧
文學作品作為一種“有意味”的形式，是作家以詩性智慧對天、地、自然及社會人生進行的一種探索。它既是人“關心自我”存在方式的體現，更是人“詩意生存”理想的呈現。現實生存的危機四伏，使得人們在不斷關注生存現狀的同時，又時時追尋“詩性”的生活，因此文學成為了人類探索生存困惑和找尋詩意生活的一種方式。
隨著現代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和長期以來對環保問題的忽視，土地沙化、河流斷流、大氣汙染、森林資源枯竭、珍稀動植物滅絕等現象頻繁發生，生態危機已經嚴重威脅到了人類的生存，大自然向人類敲響了警鍾。許多思想家認識到人類普遍麵臨的全球性生態危機，起因不在生態係統自身，而在於人類自身的文化係統。“生態焦慮”作為當代世界性的文學母題，背後深度關切的是文明的盛衰。生態危機是生態文學產生的前提，生態文學是文壇對生態危機的積極應對。中國當代生態文學1980年代展示生態危機，顯露生態意識；1990年代，反思經濟發展方式，探討經濟發展與生態和諧的關係；新世紀以來，追尋“詩意棲居”的生態理想，不僅顯現了生態文學發展的階段性，更體現出文學的社會功用與詩性智慧結合的發展趨勢。
一 “守望大地”的激情呐喊生態報告文學的社會功用
1980年代中期，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深入，各種環境問題日漸顯露，麵對日益嚴重的生態危機，沙青、徐剛、麥天樞、劉貴賢、嶽非丘、馬役軍、李青鬆、王治安、何建明等作家陸續發表作品，投入到了報告文學的創作中。這些作品不僅成為了中國生態文學創作的報春燕，更在展示生態危機、反思生態問題、參與生態重建方麵發揮了積極的作用，體現了文學對社會使命的擔當。
1986年，沙青發表了被評論認為“開啟了中國生態文學大門”的《北京失去平衡》，1987年又發表了《皇皇都城》。這兩部報告文學作品，雖然反映的是城市生活的具體問題，但它卻成了中國文學關注生態平衡、保護環境作品的先聲。1988年徐剛的報告文學《伐木者，醒來！》為維護生態平衡發出了強勁的呐喊，標誌著生態報告文學從環保意識到生態意識的轉變。這篇作品真正建立在新的環保觀念上，自覺把文學創作同關注生態平衡、保護環境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也正是因為這篇作品，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對森林和自然的認識，顛覆了傳統觀念，並深深影響了高層的決策自此，林業由采伐木材為主開始向生態建設為主進行艱難地轉變。當時的林業部長說：‘我們應該感謝徐剛，他在我們的背上猛擊了一掌！讓我們從睡夢中醒來。’”①
在中國當代生態文學創作中，水環境汙染、水生態危機最先得到作家的關注。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是其中最早的作品。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關於水資源的生態危機更日益得到人們的關注。麥天樞的《挽汾河》成為了展示河流汙染導致嚴重生態危機的轟動性作品。劉貴賢的《生命之源的危機》把中國當前缺水的危機、水源汙染的危機以及因危機而引起的水生物死亡、人與人的械鬥展現得淋漓盡致。“塔裏木河斷流，孔雀河斷流，黑河斷流，石羊河斷流……青海湖、博斯騰湖、艾比湖的水位下降，大片胡楊林、紅柳林死亡……”董漢河在《哭泣的內陸河》中這樣介紹。嶽非丘在《隻有一條長江》中把母親河長江的汙染問題以一種極為沉重的語調和盤托出：“長江母親啊，你給予、奉獻、饋贈，忍受了多少蹂躪、欺淩、戕害，你這樣無休止地為億萬兒女履行消毒槽的義務，會不會身心交瘁而超過生命的極限，會不會最終變成人類最長的一條大陰溝？”②
生態作家不但對水資源、森林資源遭受的嚴重危機進行了批判，還批判了現代化導致的土地資源的枯竭。土地是人類繁衍生息和社會發展的基礎，但隨著現代工業的發展，草場退化、土地沙化、水土流失、沙漠擴張等問題日益顯現。作家馬役軍行程萬餘裏，以“腳底板下出文章”③的精神創作了生態報告文學《黃土地，黑土地》。他說：“土地在生長和負載著中國人賴以生存的糧食、房屋時，也在生長一種觀念，負載一種欲望。這樣，土地問題就不僅僅是一種自然現象，它同時也成為一種社會現象。土地與傳統、與經濟、與政治、與法律、與文化，都在直接發生著千絲萬縷的關係。”④這樣的理性分析，獨到而且深刻。
在沙青、徐剛等人的帶動下，許多作家紛紛從事生態報告文學寫作，形成了一股生態報告文學的創作潮流。徐剛發表了《守望家園》係列報告文學，包括海洋、大地、江河、森林、動物、星空6卷，將“家園”的概念擴展到整個地球，甚至整個宇宙，人類麵臨的重大生態問題均在憂慮範圍之內。哲夫則通過紀實文學作品《淮河生態報告》、《黃河生態報告》、《長江生態報告》，為中國環保事業呐喊。李青鬆更關注野生動物保護，先後出版了係列生態報告文學：《最後的種群》、《遙遠的虎嘯》、《秦嶺大熊貓》、《蛇膽的訴訟》、《國寶和它的保護者》、《北京古樹群》等，揭示珍稀動植物遭受摧殘的現狀，告誡讀者改善生態環境的過程實際上也是改善人性和人類靈魂的過程。王治安的長篇報告係列“人類生存三部曲”（包括《國土的憂思》、《靠誰養活中國》、《悲壯的森林》），力圖對當代人類生存境遇進行全方位的生態學審視。何建明不僅在《共和國告急》中全麵展示了經濟發展導致的礦產資源枯竭，更在報告文學《永遠的紅樹林》中，延續了這種生態憂慮與思考，提出了以人為本、全麵、協調、可持續發展的人口、資源、生態科學發展理念，以期重新確認中國經濟的增長方向。其間，大量文學刊物紛紛刊載報告文學，不僅如此，生態報告文學還屢獲殊榮：《淮河的警告》（陳桂棣）獲首屆魯迅文學獎、當代報告文學獎；《共和國告急》（何建明）獲首屆魯迅文學獎；《北京失去平衡》（沙青）獲第四屆優秀報告文學獎；《伐木者，醒來》、《隻有一條長江》（徐剛）獲“中國潮”報告文學征文優秀作品獎；《黃土地，黑土地》（馬役軍）獲1990~1991年度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上述情況表明，生態報告文學已經作為一種獨立的文體在展示生態危機、反思生態問題、參與生態重建方麵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具有明顯的文學和生態意義。
它不僅直麵經濟發展與生態危機惡化的現實，以充滿激情的呐喊喚醒人們的生態意識，更以理性的科學精神探討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之間的悖論性存在，不僅體現了生態意識的不斷深化與發展，更表明了中國已日益走上了經濟發展與生態和諧並重的發展道路，顯現了生態報告文學的社會功用。
二 現代工業文明的反思與批判生態詩歌的詩性智慧
1990年代以來，西方生態文學、生態批評理論完成了係統化、體係化的譯介，引起了社會和學界的廣泛關注。生態文學作家的主體生態意識有所提高，對生態學理論有了一定的認識。於堅、翟永明、華海等詩人關注人類與自然的關係，注重揭示嚴峻的生態現實，呼喚生態理念，表達對人類生存境遇及人類命運的深切憂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