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農民工文學的詩性建構為中心
學術方陣
作者：蘇奎
摘 要：對進城農民群體的關注，體現了作家介入現實的熱情與社會責任感，由此形成了農民工文學的敘事潮流，展現了社會轉型過程中這一群體的境遇。然而，由於作家過分追求文學的敘事效果，在創作上普遍存在著模式化、簡單化與惡俗化敘述的傾向，這限製了文學對現實的超越，侵蝕了文學的詩性，放棄了文學的審美性追求，並從根本上影響了文學對社會責任的承擔功能。
關鍵詞：農民工文學；文學詩性；苦難述說；底層敘事
1990年代以來，以進城農民為對象的文學創作，可以看做是對現代同類主題敘事的接續。從上世紀20年代到當下，中國文學一直保持著對由鄉入城者的敘述熱情，如雷達所說：“逃離鄉土，進入城市，由農村人變為城裏人，便成為現當代文學中不倦的命運主題。”①城鄉之間的差距以及由此形成的巨大張力，使作家的表述失去了應有的理性與冷靜，對農民工這一底層的敘事往往變成一種苦難的言說，農民工不僅遭逢生存之痛，而且不斷被罪惡的城市所吞噬。在這樣的文學建構中，複雜的現實被簡單化、道德化的敘述所代替，城鄉和諧的曆史大勢消逝在絕對化的對立表述中，文學的超越性被主題先行的平庸化敘事所淹沒。農民工文學雖然對作為潮流出現的農民工現實做出了積極反映，但是卻僅僅停留在問題層麵，過分追求其社會效應，而忽視甚至放棄了文學性追求。文學雖然要承載一定的社會功能，參與民族心理的建構，確認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但是文學的本質屬性卻隻能是文學性，而非其他。對文學社會功能的畸形強調，則意味著對文學個性的壓抑，必然會使文本喪失真正的詩性。
米蘭 昆德拉說：“如果說，小說有某種功能，那就是讓人發現事物的模糊性……小說應該毀掉確定性。”②文學中的確定性，源自作家與生活的距離過近，“中國文學需要檢討的不是與生活過於疏離，而是與生活的關係太近乎，太緊張。”③作家與現實的“短兵相接”，使他們對表達對象的審視缺乏超越的眼光，缺乏對現實的穿透力，從而無法在自己的文學中建構起一個充滿詩性色彩的感性世界。文學的多樣化，“是由人類的個性，人性和社會發展的多種要求決定的。單一性是對人類智慧與社會發展的窒息，唯有多樣性才為文化、文學發展與價值選擇提供了可能與保證。”④確定性、單一性會壓抑文學詩性的生長，使文學在喪失本性的道路上走向迷失。在對進城農民的敘事中，與確定性、單一性相應的是敘事的模式化、程式化，在模式化的表述潮流中，文學放棄了對審美性的終極追求。
一
當下的農民工文學在人物命運結局的設置上存在兩種敘事模式或者返回鄉村，或者對抗城市，這是絕大多數文本所選擇的敘述指向。這兩種模式其實都強調了一個問題，那就是作家在強調他們融入城市的難度，以及城市與鄉村之間的文明層次差異對農民工靈魂的擠壓。從城鄉差異性的角度來看，這種敘事有著現實的對應性與表述的合理性。對於進了城的農民來說，返鄉是遲早的事情，他們的根在鄉村，城市生活對於他們來說是一種無根的漂泊。進入城市後，他們麵對的是一個不熟悉的、充滿著“陌生人”的世界。“農民由鄉村來到城市，實際上是農民由一個分散、停滯落後的鄉土社會進入到一個相對集中高效快速運轉的城市社會。在這個轉化過程中，農民工親身感受到了城市文化生活與農村文化生活的不同，兩種不同的文化規範的差距極易引起文化衝突。”⑤在城市的壓力下他們懷念鄉村，在真實的城市與想象的鄉村的對比之中，鄉村顯現出了巨大的優勢與感召力，於是返鄉的衝動在不斷萌動中爆發了。在焦祖堯的《歸去》、荊永鳴的《北京候鳥》、李銘的《娘家侄兒侯賽寅》、何頓的《蒙娜麗莎的微笑》、方格子的《上海一夜》等眾多文本中，主人公都從由鄉入城者轉而成為城市的逃離者。在另外一種結局模式中，進城農民走上了對抗城市的道路，最終被城市所吞噬。農民工在飽受內心衝突與外在艱辛之後，不可避免地滑向墮落的深淵，成為了城鄉衝突的犧牲品。尤鳳偉的《泥鰍》是一部典型的以進城農民為敘述對象的小說，這部作品中，處在城市底層的農民就像一群泥鰍掙紮在城市這口逐漸加溫的大鍋裏，他們被燙得遍體鱗傷，逐漸麻木，然後被城市所蠶食。這樣的表達在當下的農民工文學中具有普遍性，在陳應鬆的《太平狗》、鄧剛的《桑拿》、胡學文的《一個謎麵有幾個謎底》、張慶國的《子彈》等文本中，主人公都毫無二致地被城市扭曲、傷害，甚至消滅。從淳樸善良到人格扭曲墮落，並不是進城農民自己所能預料到的，而是被生活逼迫的。他們的墮落或者滅亡，可以看做是兩種文明碰撞的結果。農民在城市的逼迫下走上了對抗報複城市的道路，但卻是一條不歸路，他們相繼迷失並將最終倒在了他們所追逐的城市中。這兩種模式的共性在於，作家排除了進城農民與城市融合的可能性，不約而同的悲劇化處理方式不僅體現了他們對農民最終融入城市社會的質疑，也強調了城市對人的生命的傷害、對人性的壓抑。死或者返鄉的模式化、絕對化的敘事，確認了農民作為現代化的疲憊追趕者的存在身份，忽略了他們對現代化的參與和推動，同時也否定了現代化的正向價值。這不僅違背了曆史之真、社會之善，也消解了文學之美。
城鄉融合背景下，農民工群體的生存境遇確實是帶有悲劇性的，雅斯貝爾斯說：“過渡階段是一個悲劇地帶”⑥，他們身上的悲劇是過渡身份的必然。但是，悲劇性敘述的過度化會使此類小說的創作帶上一種敘述傾向進城農民的悲劇命運會被文學敘述定型為唯一的、近乎宿命式的道路。文學在反映這個群體的整體狀況時會遮蔽掉某些社會真實，或者甚至可以說某些人物就是掉進了敘述者用語言設置的陷阱之中。這種悲劇故事模式是與作者的不在場相關聯的，由於體驗不足而將自己隱藏或者置於小說人物之上的作者，與其所敘述的圖景存在著隔膜，想象性的敘事帶來了對苦難的誇大，或者說苦難已經事先成為了敘事的主題，作者為了展現苦難才設置了必然的悲劇性結局，然後停滯在淺薄的、憐憫的、無奈的哀歎中，停留在同情的層麵上。
有論者質疑作家苦難展示的初衷與動機，“苦難寫作對於一個市場中國作家的重要就像金錢和權力一樣，既有利用苦難對生命生殺予奪的快感，又有金錢的收獲。這往往是因為他的實際生活或者職業生活的需要，並不在於苦難表現對中國精神啟蒙的重要。因此，一些作家寫作苦難生活、製造苦難中國的目的，往往是通過苦難意識使自己和自己的寫作受到關注。”⑦文學可以敘述苦難，但決不能僅僅停留在苦難的層麵上，甚至為了某種表達目的展覽苦難、炫耀苦難，而應該對苦難體現出超越性，因為人天生是有詩性、有超越性的生物，充滿勞績，但卻詩意棲居。作家的價值意義“不是抄寫，不是敘述，而是發現”⑧。文學不應像曆史那樣對已經發生的事進行記錄，而是應該展示一個人生命中諸多可能性。過分拘泥於局部現實或個體經驗的表達，必然會喪失對人類生存的深刻洞察和對人的靈魂的敏銳感知。對苦難敘事的過分注重，“更多地不是讓人們進入光明的向往、生命的提升和人性淨化，而是讓人們感受到壓抑的陰影、悲哀的生存狀態、畸形的生命態度。”⑨苦難的主人公往往缺乏獨立性，他們是作家為某種理念服務的道具，人的多樣性與複雜性，以及個體間的差別被泯滅。作家偏重於將農民工的境遇作新聞式展示的同時，也忽視了文學審美的提升，展現人心靈豐富廣闊的文學因此呈現出生命力的萎縮。停滯於苦難述說的底層敘事，很難讓人產生對生命正向價值的期冀，而缺少生命力的敘事則鮮明地體現了文學詩性的缺失。雖然作家對農民工群體的情感可能是真實的，但是“任何一種文學現象不僅僅取決於它的情感立場，同時，也必須用文學的內在要求衡量它的藝術性，評價它提供了多少新的文學經驗”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對苦難的一味追求，實質上傷及了文學審美趣味的形成，過於追求苦難的敘事效果，也使文學難有反思與提升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