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視畫外音
作者：肖驚鴻
摘 要：曆史文學化的史著傳統對中國當代曆史題材電視劇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特別是對改編電視劇而言更為明顯。在曆史中，無論是曆史戲劇還是曆史小說都呈現出與當代電視劇頗為相同的創作特點，就更是一個無言的明證。
關鍵詞：電視劇；曆史文學化；“崇史抑神”意識；表現性藝術
一 曆史文學化的史著傳統
1．曆史文學化的史著傳統
曆史著作的敘述化導致“曆史”向文學敘事靠攏，導致一定程度的主觀化與情感化，這也可以稱為曆史的文學化。有的曆史學家指出曆史敘述與其說是科學的，不如說是“詩式”的。①而中國的史著傳統中曆史文學化的程度已經超越了廣義曆史文學化的界限，從而成為中國曆史著作的一個顯著特點，形成了相對獨特的中國史著傳統。
中國這種曆史文學化的傳統，其直接源頭一般上溯至《左傳》和《史記》。《左傳》“記事詳明，情節曲折，語言優美，乃是一部卓越的曆史著作和文學著作”②，但有時文學化到不顧曆史的地步，被晉靈公派去刺殺大臣趙盾的刺客鉏麑自殺前的心理描寫更是一個非常著名的例子，被錢鍾書揪出來無情諷刺。至於《史記》就更為人所熟悉了，司馬遷將其強烈的個人情感投注於他所描寫的曆史人物與曆史事實上，將《左傳》中曆史文學化的傳統又向前推進了一步，曆代人士尤其是文學界人士對此均多有褒獎。
魯迅先生曾把《史記》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雖然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的成就參差不齊，但就其文學化傳統來說，多少都具有“無韻之離騷”的意味。眾所周知，《離騷》乃楚辭之代表性作品，楚辭乃中國表現性文學的早期代表，因此，魯迅先生《離騷》之譽，非常準確地指出了中國史學著述中的表現性特征。
2．典型的曆史與非典型的曆史
對於曆史與藝術這一對聯係密切的概念而言，從曆史到藝術，或從藝術到曆史，都是一個逐漸過渡的過程，難以斬釘截鐵地一分為二。
從這種理解出發，曆史和狹義的曆史藝術都可歸屬於廣義的曆史，而藝術和狹義的曆史藝術都可歸屬於廣義的藝術。但相比之下顯而易見的是，當一個社會中曆史、藝術及曆史藝術這三種文化類型均獲得良好發展的時候，不與藝術相雜的曆史是更為典型的曆史，不與曆史相雜的藝術是更為典型的藝術。
中國曆史著述具有文學化的傳統，也就是說，由於多種原因，中國古代的典型曆史向非典型的曆史（即曆史藝術）方向移動，從而“侵占”了一部分曆史與藝術之間的公共空間。此種情況下，藝術如果想與其保持一定的距離這是保持其存在的必要性或曰獨立自主性的必需前提，必須放棄在兩者公共空間的發展可能，轉向更為典型的藝術方麵發展。這就是中國古代典型的藝術觀念：表現性藝術觀念。
二 崇史抑神的表現性藝術敘事傳統
1．偏重表現：中國藝術的傳統觀念
眾所周知，從絕對性、從全局來說，各種早期已有所發展的藝術類型在中國與歐洲都有所發展；但從相對性、從主流來說，中國更多地發展了抒情藝術或表現藝術，其代表性形式是抒情詩（以及詞、曲）及表現性繪畫；而歐洲則更多地發展了再現藝術，其代表性形式是敘事詩（史詩、戲劇）及再現性的繪畫。或者說，對於古代歐洲的藝術來說，再現藝術才是典型的藝術；對於古代中國的藝術來說，表現藝術才是典型的藝術。
與此創作現實相對應的是，中國和西方早期的藝術理念也分別側重於表現說與再現說。“詩言誌”是中國秦漢時期即有的古訓，“摹仿說”是古希臘亞裏士多德留給我們的理論。徐複觀在其《中國藝術精神》中論道：“就我目前所能了解的是：中國文化中的藝術精神，窮究到底，隻有由孔子和莊子所顯出的兩個典型。……由莊子所顯出的典型，徹底是純藝術精神的性格，而主要又是結合在繪畫上麵。此一精神，自然也會伸入到其他藝術部門。”“莊子之所謂道，落實於人生之上，乃是崇高的藝術精神；而他由心齋的功夫所把握到的心，實際乃是藝術精神的主體。”③這兩段話雖然沒有直接使用“表現”一詞，但“心”顯然是與“表現”密切相聯的。
事實上，無論在古代中國還是西方，再現型與表現型的藝術創作均有。但是，從藝術創作及理論建設的曆史出發，中西方在古代社會相當長的時間裏，確實分別有所側重地選擇了各自的藝術發展道路。
2．崇史抑神：中國古代敘事藝術的社會地位
小說並非戲劇，但是，小說作為文學化的敘事藝術，對戲劇的選材與劇本創作卻都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因為劇本是成熟的戲劇藝術創作的第一個階段。就當代的曆史電視劇發展來說，較早也有幾部曆史題材作品或者直接改編自小說原著（如《武鬆》、《紅樓夢》），或者雜采曆史與民間傳說（如《戲說乾隆》、《宰相劉羅鍋》），當然，還有主要取材於正史原創而成的《末代皇帝》、《努爾哈赤》等，但即使是取材於正史的原創，尤其是長篇連續劇，在結構的時候也往往需要借鑒曆史小說、民間傳說等的內容與形式。迄今為止，曆史電視劇的創作仍然無法脫離這個大的格局。
在中國古代社會，在表現性藝術觀念的影響下，表現性詩歌和繪畫作品在所有的詩歌與繪畫作品中占據了很大的數量：中國的再現性詩歌（即敘事詩）不僅少，而且篇幅都不長；中國的再現性繪畫同樣不夠發達。但在小說領域中，情況並非如此，縱觀中國小說發展的曆史，從古代神話傳說開始，經魏晉誌人誌怪小說、唐傳奇、宋話本一直到明清小說，諸如《三國演義》這樣的曆史演義小說和《紅樓夢》這樣的現實主義小說占據了中國古典小說的絕大部分，諸如《搜神記》、《西遊記》這樣表現性甚強的作品反而為數不多。這是否意味著中國古典小說超越了表現性藝術觀念的影響，改走了一條如西方式的再現性之路？
實際上，中國古典小說的創作整體上仍未超越表現性藝術觀念的控製，因為它受到了同樣源遠流長的另一種傳統意識“崇史抑神”的製約。“崇史抑神”意識是指在小說、曆史兩種關係緊密的社會意識形態類型中，中國人長期具有的一種崇慕曆史、貶抑小說的傾向。因為這種傾向在對神話（小說之一種）的貶抑中最為明顯，發生也最早，因此，為了行文方便，本文將這種崇慕曆史、貶抑小說的傾向簡稱為“崇史抑神”意識。
世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事物，孔子思想與《史記》傳統同樣也是雙刃劍，對後世有著多方麵的影響。就其對曆史與神話的影響而言，孔子重實踐理性、要求以理節情的思想在中國的長期統治地位使神話思維、情感想象一直受到某種程度的壓抑，無形中形成了人們對神話及神話類作品的輕視心理。而《左傳》與《史記》中與孔子思想相一致的神話曆史化、政治化、倫理化努力，在實踐上消解著曆史中的神話因素。《左傳》與《史記》所開創的編年體或紀傳體傳統，與曆史文學化的特點相結合，為後人提供了效果相當的敘事文學閱讀對象，長期成為敘事藝術作品的標準讀物，不僅推遲了小說藝術的成熟時間，也對中國人的崇史意識不無促動。“中國曆史敘述的高度發展，實際上在很長時間內填補了文學敘述闕如而造成的空白。印度無曆史敘述而小說史詩極為發達；希臘曆史敘述遠沒達到史詩和悲劇的高度，而中國讀者聽眾可能以曆史敘述來滿足對聽故事的自然的渴望，這正是中國敘述藝術發達較晚的原因。”④
總之，在政治對尊孔（儒家文化）與重史（史官文化）的強力參與之下，孔子思想與史記傳統兩個因素交疊在一起長期影響後代，共同形成了中國人的崇史抑神意識。這種意識直接影響到古代中國經史子集及小說戲劇等文類的社會地位問題。一直到晚清，白話小說作家的社會地位依然極低。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小說、戲劇或其創作者們才開始真正躋身於上流社會。
3．多史少神寓表現：敘事藝術的創作格局
崇史抑神意識與表現性藝術觀念結合在一起，對後世的中國小說和戲劇的創作格局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社會地位低下的小說和戲劇為了抬高自己的社會文化地位，在敘述內容上努力向曆史靠攏，以托名曆史、接近曆史為尚，從而導致神話類作品創作相當蕭條，而曆史演義類作品及戲說曆史作品十分豐富；表現性藝術觀念並不反對寫意手法，因而這些曆史演義類作品中均較多地存在著對曆史的虛構與修改，並未如西方那樣達到嚴格再現曆史的地步，否則，就與中國古代的文學化曆史敘述難以區分了在中國古代，藝術敘事與曆史敘事雖然甚為相近，但崇史抑神的藝術觀念很難允許身屬俗賤的小說戲劇與高貴的曆史平起平坐，共分秋色，戲說曆史類作品更是如此。本文把中國敘事藝術的這種特點簡稱為“多史少神寓表現”。很顯然，這是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古代敘事藝術發展之路，主要是在文學化的曆史敘事傳統、表現性的藝術（敘事）觀念和崇史抑神意識共同作用下的發展結果。
第一，小說領域。在中國古代小說中，神魔小說是如此蕭條像《西遊記》這樣遠離現實的優秀神魔小說屈指可數；《聊齋誌異》、《鏡花緣》等作品，雖亦不乏神話色彩，但仍然離現實生活很近，一般的讀者都可看出其對生活的比擬作用。《西遊記》則不同，一般的讀者很難讀出其與現實生活的密切關係。即使在當代社會，科幻作品創作也一直是中國人的弱項。相比之下，中國的曆史演義小說不僅是中國古代章回小說最早出現的一大創作流派，而且曆代盛行不衰，數量十分豐富從《東周列國誌》到《三國演義》、《說唐》、《說嶽》等等，幾乎與正史一樣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野史或演義係列，“其浩瀚幾與正史分簽並架”⑤、“種類頗夥，幾與《四庫》所藏相頡頏”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