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電影《光榮的憤怒》、《天狗》、《蘋果》為例
影視畫外音
作者：王宗峰
摘 要：作為一種後革命時代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文化現象，擬革命書寫以當代社會現實為書寫資源，以經典革命文本為擬寫對象。在革命發生學之後，這種擬革命書寫發生了尷尬的後革命變異，將經典革命文本建構的革命消解殆盡。本文以電影《光榮的憤怒》、《天狗》、《蘋果》為例進行解析。
關鍵詞：後革命；擬革命書寫；革命發生學；變異
新世紀以來，底層問題和現象備受關注，其中一些電影通過擬仿曾經繁盛的紅色革命文藝的方式對底層問題和現象進行了展演，如電影《光榮的憤怒》（導演/編劇：曹保平）、《天狗》（導演：戚健，編劇：鄭宏誌）、《蘋果》（導演：李玉，編劇：方勵、李玉），本文姑且稱之為“後革命時代的擬革命書寫”。
後革命時代的擬革命書寫
陶東風在《論後革命時期的革命書寫》一文中對“革命敘事”作出描述和界定：“首先，‘革命書寫’有兩個基本含義，一是革命化的書寫/敘事，或站在革命立場上的書寫/敘事，二是對革命（包括革命史、革命英雄、革命文化、革命文學，等等）的書寫、敘述、再現和表征。”①陶東風此舉旨在分別從書寫姿態和對象上對中國現代以來關涉中國革命的書寫進行概括和歸類，然而對於既非“站在革命立場上的書寫/敘事”，亦非“對革命（包括革命史、革命英雄、革命文化、革命文學，等等）的書寫、敘述、再現和表征”，卻稟有“傳統的革命敘事”的明顯基因又難免發生後革命變異的文藝書寫，陶東風此文便顯然無涉了。正是基於此，本文提出以“後革命時代的擬革命書寫”來指稱這種目前尚未被歸類的文藝作品及現象，力圖補缺。
之所以稱上述現象為“後革命時代的擬革命書寫”，首先因為這種現象發生的時間屬於“後革命時代”。盡管我們已處“後革命時代”，盡管這個時代“告別革命”的現象無處不在，但這並不意味著這個時代真的告別了革命，它依然以各種方式確證著革命的延續性。“作為聲稱與宣言的‘告別革命’並不意味著事實上已經完全告別革命，也不意味著我們可以找到一個準確的時間點把‘革命時期’和‘後革命時期’一刀兩斷。”②所以“也許我們‘遺忘’那曾經的歲月，可是我們依然生活在革命時代的精神遺產中間，每個個體的生命活動和文化記憶都未能脫離後革命的曆史氛圍”③。後革命時代的中國依然與革命相關，正如對“後革命”問題建樹卓著的阿裏夫 德裏克所言：“社會主義是我們所熟悉的，革命也是我們所經曆的，但這也許屬於已經過去的某個曆史階段，因為它或許再也不可能產生出所包含的那種集體認同。另一方麵，它們的遺產則依然有著重要意義，因為它們所造成的氛圍依然存在於我們周圍，即使由於新的發展和新的問題而複雜起來。”④後革命時期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革命時期的政治和文化。因此，本文所用“後革命”的“後”既有時間維度“之後”之意，也有文化邏輯維度“晚期”之意。
其次，既然是“擬革命書寫”就應有“擬革命”的語境和現實基礎。後革命時代的擬革命書寫的內容基本上鎖定在當前關涉底層的現實生活、以底層的苦難和抗爭為敘事中心。就語境來看，後革命時代張弛適度的政治環境既為這種書寫提供了相對寬鬆自由的創作空間，也或隱或顯地設置了一定限製，對此進行規約。這就意味著，底層書寫可以適度展示社會主義現實生活中一些負麵的東西，但這種書寫也要符合主流意識形態的導向性。
說“擬革命書寫”具有現實基礎，就是說後革命時代的現實生活中存在著與社會結構分化相關的苦難和抗爭，存在著非正常的階層差異和矛盾，存在著遊離主流意識形態的不平等關係和怨憤，不論時代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壓迫與被壓迫所形成的不平等關係並未消失，甚至更為堅固。符號領域肯定會記錄這一切，不論記錄的意圖是維護、反抗還是隱瞞這種結構，或者製造種種合理的解釋”⑤。社會學學者孫立平等人以“斷裂”描述了中國當前的社會現實，認為中國社會分裂為相互隔絕、差異明顯的兩個部分上層社會和底層社會，從而導致“斷裂社會”的出現。⑥社會現實的巨大裂變令社會公平、正義等願望尤為迫切，催生了所謂新左翼精神（李雲雷、劉繼明、曠新年、何言宏，以及作家曹征路等為底層文學辯護，主要指向其中具有新左翼文學性質的部分，他們認為新左翼文學實質上是對現實主義精神的回歸），階層甚至階級話語受到關注。文藝作品以不同的方式捕捉著上述社會生活，並以現實主義精神介入現實，電影《光榮的憤怒》等作品赫立其中。
如果說上述社會現實作為現實基礎為“擬革命書寫”提供了書寫資源，那麼作為革命文化“精神後遺症”的政治無意識則為這種書寫提供了基因助力。“頻繁的政治運動和事件、濃鬱的意識形態氛圍、政治權威對日常生活的不斷侵擾為中國人植入了意願記憶，培育了對政治的高度敏感，催生了政治無意識：社會主義革命時期頻繁的社會政治運動造成的精神後遺症。”⑦因此，負麵現象誘發的“政治無意識”，難免使得關涉底層的文藝創作充滿意識形態氣味，而《光榮的憤怒》等影片的“擬革命書寫”正是這種意識形態化書寫的其中一種情況，即革命化書寫。
革命發生學的擬寫
後革命時代的擬革命書寫主要體現在對革命發生學的模擬，即模擬傳統/經典式革命敘事中的革命發生學部分。在傳統/經典式革命文本（尤其是書寫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文本，如《白毛女》、《紅色娘子軍》、《紅旗譜》、《苦菜花》、《高玉寶》、《洪湖赤衛隊》，等等）中，革命發生學敘事被視為革命敘事鏈條上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因為它擔負著印證革命必要性、正當性和合法性的重要使命，其功能性價值就是讓受眾明白並接受“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寓言式邏輯，旨歸在於意識形態宣教。這種敘事的基本套路是二元切分的格式化處理，設置以階級切分的兩個截然相異的群落，用意識形態話語表述即為兩個不同的階級陣營。兩個陣營之間具有不可通約的異質性，因此二者的矛盾是必然的，後革命時代的一些文本對這種革命發生學的基本範式進行了富有時代氣息的模擬，即擬革命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