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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羅良清
摘 要：喬治·奧威爾的小說《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中表現的反極權主義觀點受到了廣大學者的關注，但他對人性的探索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這兩部小說通過時空錯位的敘事視角和對語言遊戲的描述，諷喻了人性無窮的欲望及意識形態對人的無形控製，進而揭示了現代人掉入技術文明囚牢的原因，警醒現代人要更重視人類精神世界的發展。
關鍵詞：喬治·奧威爾；寓言式小說；《動物莊園》；《一九八四》
喬治·奧威爾（GeorgeOrwell）是英國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作家之一。他一生短暫坎坷，但著述頗豐，其作品主要是反映社會的貧困和政治問題。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災難，讓奧威爾對政治極權主義的罪惡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他後期的作品就是對此進行反駁與批判，如他所言：“1936年以來，我所寫的每一行嚴肅作品都是直接或間接反對極權主義，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會主義。”①在小說中，奧威爾借鑒了寓言的表達形式，有意地寓政治諷刺、批評於故事敘述，形成了獨特的寓言式小說創作風格。
本文主要以《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為研究對象，深入分析奧威爾後期小說的獨特形式。由於這兩部小說是在二戰結束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相互對峙的背景下完成和出版的，因此人們普遍認識到小說具體指向的時代意義，並公認這兩部小說的主旨在於批判極權主義統治。除此之外，筆者認為，在這兩部小說中，奧威爾用寓言的形式表現人類生存危機和批判人性缺失的內容具有更大的現實性和普適性。下麵主要從小說的敘事內容和敘事手法中探索奧威爾藝術地表達哲理的策略。
一 時空的錯位
小說是時間和空間的藝術，時間和空間對於故事的展開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重要意義。一些小說家常常是通過戲劇性地利用時空因素來滿足某種表達的需要，以獲得獨特的審美效果。奧威爾的《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通過打破物理時空限製，以時空錯位的敘事視點營造了奇異的美學效果。
《動物莊園》秉承了西方幾千年來的寓言創作傳統，以豬、馬、驢、羊等動物作為小說主角，講述了一個通俗易懂的寓言故事：曼諾農莊的動物們推翻了人的統治，建立了動物自己當家做主的“動物莊園”，想實現永遠不為人勞動、不與人打交道和“所有動物一律平等”的理想。但事與願違，動物們雖然擺脫了人的統治，卻遭到以公豬拿破侖（Napoleon）為首的豬群更嚴厲的剝削和壓迫。作為莊園的統治者拿破侖豬高高在上，和其它豬一起違背動物的平等合約“七誡”，它不勞而獲，縱情享樂，並對其它動物進行野蠻的強權統治和血腥屠殺。在現實中，讀者肯定不相信豬能管理莊園，不相信豬會和人做生意，但會為小說中動物的無知暗自發笑，也會為斯諾鮑（snowball）、鮑克瑟（boxer）等動物的悲慘命運而傷心，對豬的極端統治和虛偽謊言感到憤怒。讀者不會主動把動物的言行指向人的世界，但在潛意識中卻無法擺脫對人類自我的反思：當無邊的欲望無限膨脹時，人性就會發生意想不到的扭曲，而且在任何一個極權統治時期，人類社會的結構和這個動物莊園有區別嗎？它們都一樣有血腥統治的暴君，如拿破侖豬；有凶殘者的幫凶，如九條狗、斯奎拉（Squealer）；有阿諛奉承的趨炎附勢者，如羊群；有悲慘命運的幻想者，如馬鮑克瑟；有淡漠的智者，如驢子本傑明（Benjamin）；有無知的愚者，如莊園裏大部分動物；當然也有抗議失敗的反對者，如斯諾鮑、母雞等。在現代社會，奧威爾用寓言故事的敘事方式巧妙地跨越人獸邊界，在動物之間及人與動物之間的交往對話中諷喻了人性醜陋、陰暗的一麵。《一九八四》雖然沒有借用動物寓言，但奧威爾運用寓言“言此意彼”的表達方式同樣講述了人類的困境。
《一九八四》寫於1948年，奧威爾卻把故事發生的時間放在40年後的1984年，講述了小人物溫斯頓·史密斯在虛擬的“大洋國”的悲慘命運。在高度集權的大洋國裏，所有人都必須服從並服務於一個缺席的最高統治者“老大哥”，所有人都受到無處不在的“電屏”、竊聽器的監控和“思想警察”的監視，所有人監視他人的同時又被他人所監視，但卻對此一無所知，任何被視為反抗“老大哥”的人隨時都會莫名其妙地“被蒸發掉”，大洋國的人徹底喪失了尊嚴和自由，成為無自我意識的客體。良心未泯的史密斯曾經試圖抵製各種荒唐、不合理、反常規的現象，但終究逃脫不了“老大哥”的掌控，最終被折磨至死。讀者在這荒誕的故事裏看到了黑暗極權社會的恐怖和人性的悲哀，在作者敏銳的洞察中對未來世界的發展有了更充分的思考與準備。讀者不會認為小說是1984年的曆史記載或預言，但“大洋國”的某些現象似乎曾經出現過，“思想警察”仿佛就是某些人內心深處的心魔，史密斯的命運就是極權統治帶給人類的災難。奧威爾把發生於1948年的曆史時間，改寫為1984年，這個有點隨意性的調整讓“1984”成為了永遠指向未來的隱喻。昨天、今天和明天的讀者都不會真正去考證曆史上1984年發生了什麼，而是思考小說的深層意蘊。這就是奧威爾寓言式小說的特點，在故事敘事之外指向另一個讓人深思的社會現實問題，對人類社會的政治現實進行犀利的諷刺與反思。正如他在《我為何寫作》中堅持說的：“沒有哪本書是真正擺脫了政治偏見的，所謂藝術應該與政治毫無瓜葛的觀點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態度。”②
可見，奧威爾正是運用時空背景的錯位來實現其陌生化的表達，讓讀者在充滿象征意味的時空中思考其意蘊。在《動物莊園》中，動物對人類的挑戰，事實上是人類不同群體、利益集團之間鬥爭的寫照，人類永遠生活在這種充滿紛爭、壓迫的環境中而不自知，認為每天都在為自己而努力奮鬥，這實為一種盲目無知之舉。在《一九八四》中，不管是1948年還是1984年，強權統治必然會抹殺人性，消解真、善、美的價值體係，人類也將會走向無底的深淵。因此，在小說中人們不去追求故事與現實的一致性，恰恰相反，在這種無法確認的所指中，讀者感受到的是一種前所未有的真實與逼真。如韋勒克所指出的，一部小說對現實的幻覺，主要是“引誘讀者進入一些不可能有或不能置信的情境之中，這樣的情境比起那偶然意義的真實來具有更深一層的‘現實的真實’”③。
二 語言的霸權
人類思維與思想的表達離不開語言的使用，在小說中作家以隱蔽的方式告訴我們，語言的霸權是無限的，語言與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可以親密無間。語言可以成為工具，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工具。奧威爾在《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中對統治階級語言遊戲的深入描寫，揭示了語言的霸權和意識形態性。
《動物莊園》的動物們在戰勝人類時，宣布了七條口號即莊園的“七誡”④，這是動物追求平等自由的表達與象征，它們一起朝著這個方向努力。但是，拿破侖豬要確立自己在農莊的統治地位，享受美食和掌握絕對權力，就必須把描述美好願望的“七誡”從動物的記憶裏逐漸抹去，進而掌控它們的思想。拿破侖豬在動物們對“七誡”的認同中意識到宣傳的重要性和輿論的力量，它慢慢地在不知不覺中徹底修改了莊園的標語，為豬群對其它動物的統治做出合理合法的表述。如在“所有動物一律平等”的口號後麵加了一句“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同時，動物每天吟唱的、表達它們革命熱情和對未來美好社會渴望的歌曲《英格蘭的動物》被廢止，取而代之的是歌頌拿破侖豬“領導”的詩《拿破侖同誌》。這首詩要動物們把一切感恩之情全部寄寓在拿破侖豬身上，並對它表示永遠的忠誠。在標語口號的表達轉換中，拿破侖豬實現了它意識形態的灌輸，《拿破侖同誌》成為了農莊動物們所有精神狀態的體現。最後，“四條腿的是好漢”後麵又加了一句“兩條腿的更是好漢！”豬完成了最終的蛻變，一切向人類看齊，恢複了人統治莊園時對動物的欺騙、壓榨和屠殺。奧威爾在此表達了他對語言與權力關係的獨到見解，動物們對語言的無知與無能，正是其對人類漠視語言所導致後果的諷刺。在《一九八四》中，奧威爾更直接尖銳地指出語言霸權的隱蔽性。小說開篇就寫道“大洋國”到處都充斥著標語：“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這就是“大洋國”公民必須遵循的“真理”標準。這三句話明顯是荒謬的、反人性的，但絕大部分人對此沒有清醒的認識，日複一日地聆聽“電屏”關於人們富足豐裕的報道，人人都相信“老大哥”就是大救星，並尊其為偶像。然而，不管是普通公民還是黨內人員，都要受到黨的思想控製。雖然，他們處處小心翼翼唯恐差錯，但是“思想警察”無處不在、無孔不入，常常能尋找到一些所謂“罪證”的蛛絲馬跡，讓他們莫名其妙地消失。“大洋國”的公民和動物莊園的動物一樣，生活在一個無形的牢獄中惶惶不可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