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文壇
作者：李培西
摘 要：作為一個女權運動的積極參與者，瑪格麗特 杜拉斯的女性主義理想在她的早期作品中就已經非常成熟，並且在之後的文學創作中繼續並加以完善。在《平靜的生活》中，她對男權世界全方位的消解模式，以及通過自我探索對現代女人獨特的象征以及對母愛的弘揚都是帶有明顯的杜拉斯主義特點。隻有深入了解她早期的文學創作，才能真正了解這位偉大女性作家，把握她文本中的意義。
關鍵詞：瑪格麗特 杜拉斯；《平靜的生活》；女性主義解讀
瑪格麗特 杜拉斯是20世紀法國最偉大的女性作家之一，一生發表了四十多部小說。1984年《情人》發表並獲得當年的龔古爾文學獎，使瑪格麗特成為了一個真正意義上具有國際聲譽的法國作家。1980年，她的作品首次傳入我國，其為1958年發表的《琴聲如訴》。2000年，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杜拉斯從1943年到1953年第一個十年創作時期發表的《厚顏無恥的人》、《平靜的生活》、《抵擋太平洋的堤壩》、《直布羅陀的水手》、《塔吉尼亞的小馬》這五部小說。然而，文學研究領域眾多研究者都把興趣放在了《情人》這部小說上，對其他小說的專門研究少之又少。對杜拉斯的創作進行研究無疑是非常有意義的，正如虹影所說“中國的女作家都受杜拉斯的影響”①。於是，筆者選取瑪格麗特 杜拉斯1944年出版的《平靜的生活》為對象，試圖對瑪格麗特早期的文學創作進行研究，讓我們更加了解這位對中國女性作家影響深遠的法國女性。
菲勒斯中心主義的消解
《平靜的生活》這部小說以女主人公弗朗蘇的視角，描寫了這位25歲的女人並不平靜的生活。故事圍繞三個男人的死展開，分為三部：第一部分主要描寫了在布格平靜如水的生活，首先從舅舅熱羅姆與弟妹克萊芒絲私通，被揭發後被弟弟尼古拉打死開始。之後弟妹克萊芒絲出走。在克萊芒絲回歸後，因弟弟的情人愛上了弗朗蘇的情人，弟弟尼古拉殉情自殺。第二部分講述弗朗蘇逃離布格，來到海邊T市度假，卻在海邊沙灘上目睹了一個對自己有意的男人溺水身亡。在小說的第三部分裏，弗朗蘇重回布格，最終尋找到了幸福。
在這部小說裏，平靜生活中隱藏著洶湧的暗流，死亡是一個無法忽視的主題。然而在瑪格麗特 杜拉斯那裏，死亡主題並不是抄襲新小說手法，也不是照搬新小說派在死亡主題下對人物心理的分析，更沒有把重點放在探究死亡之謎的原因上。死亡是對菲勒斯中心的解構。在小說中，舅舅熱羅姆、弟弟尼古拉、陌生人亨利 卡羅三個男人的死因在敘事表層上各不相同，但是，“寫作並不是敘述故事。而是敘述故事的反麵。也是同時敘述一切。是講一個故事同時又在敘述這個故事的那種空失無有。”②那麼上述各人的死在敘事深層上想表達的作者意圖是什麼呢？表麵上看，熱羅姆被弟弟尼古拉打死，尼古拉臥軌自殺，亨利 卡羅意外溺水而死，死法各不相同，但是這三個男人的死亡在故事深層上都是對男性統治地位的一種消解，是對男性菲勒斯中心主義的一種顛覆。舅舅熱羅姆和弟妹克萊芒絲的亂倫造成了男性世界的混亂。這樣一種混亂不同於男性作家筆下的亂倫帶來的混亂，例如拉辛劇作《菲德拉》中，菲德拉對繼子希波呂托斯的愛欲，《雷雨》中繁漪對周萍的情愛，都是以女性的失敗和毀滅結束。在父權製的社會，男性往往把女性作為自己的私有財產。“在女人變成男人的財產以後，男人要求她是一個處女，要求她絕對忠誠，否則就會受到極刑的懲罰。”③然而，在熱羅姆勾引了弟妹克萊芒絲後，作為第一人稱“我”的弗朗蘇並沒有敘述克萊芒絲是如何受到懲罰，而是弟弟尼古拉在弗朗蘇的挑唆下，毆打了舅舅熱羅姆，而且全家人包括母親在內接受了弗朗蘇的建議任由熱羅姆受傷致死。這一場亂倫的“受害者”尼古拉也並沒有忒修斯或是周樸園的好運，而是在被情人露絲拋棄後臥軌自殺。無論是化身為金牛勾引少女歐羅巴的宙斯或是斯巴達國王墨涅拉奧斯的形象在這裏都在死亡中被解構了。而在小說第二部中的那位陌生男人亨利 卡羅，更是在展示自己男性魅力企圖勾引“我”而下海遊泳，終於不幸溺水身亡，而“我沒有格外留意他”④， 這種對男性魅力無動於衷更是對男性權利的一種挑戰，是對女性天生就應該取悅男性的傳統社會原則的反對。“當女人開始懷疑男人的優越性時，他們的自負隻會降低她對他們的尊重。”⑤
在小說人物尼古拉身上，安娜 卡列尼娜的命運再次上演。和托爾斯泰的男性視角不同的是，杜拉斯筆下的尼古拉具有一種男權世界裏刻意貶低的女性氣質。這個高大強壯的男人心理非常脆弱，一旦受挫就選擇死亡，做出了和安娜一樣的舉動臥軌自殺。在這裏，作者杜拉斯無意戲擬托爾斯泰的人物，但是，杜拉斯對尼古拉進行的“去勢寫作”使得男性光輝偉岸的形象被徹底顛覆。男性文本世界貶低女性而強加在女性身上的性格和命運在男人身上也同樣存在，以此從另一個角度更好地證明了女性主義那句經典名言“一個女人不是生來就是女人，而是變成了女人”⑥，女人被視為是男人的他者而受貶低和壓迫。
重構現代的女性
作為作家的瑪格麗特 杜拉斯刻意拉開自己與女性主義之間的距離，但這並不證明她的寫作完全與女性主義無關，甚至恰恰相反。瑪格麗特 杜拉斯在《物質生活》一書的附錄部分宣稱：“存在著一種男性文學，廢話連篇、喋喋不休，被學問教養纏得動彈不得，思想充斥累贅沉重，觀念形態、哲學、變相的論述評論塞得滿滿的，這種文學已不屬於創作範圍，而是另一種東西，屬於一種傲氣，是一種一般表現老板地位的那種東西，完全沒有特異性。”⑦杜拉斯與女性主義者最主要的區別在於表現的方式，而非內容上。杜拉斯說：“我寫作並無目的。我覺得我寫就是因為非寫不可。我不是有所為而寫。我也不為女人寫。我寫女人是為了寫我，寫那個貫穿在多少世紀中的我自己。”⑧顯然杜拉斯在她的小說中是貫穿了自己詩質的女性主義表現的。透過對《平靜的生活》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可以看出瑪格麗特 杜拉斯的女性主義理想，這部作品中以“我”弗朗蘇和露絲 巴拉格為代表的幾個女性形象具有非常強烈的典型化特征。波伏娃在《第二性》的結論部分把女人分為了兩種：“‘女性化的’女人在把自己變成獵物的同時，也想用自己的肉體被動性去降服男人；她在順從地變成獵物的同時，也在忙於激起他的欲望，以此為手段將他捕入羅網，把他給束縛住。相反，解放型的女人卻想成為主動者和占有者，她拒絕接受男人想硬塞給她的被動性……她們將肉體置於精神之上，把偶然性置於自由之上，把她們的日常智慧置於大膽創造之上。但是‘現代的’女人也承認男性的價值：她為自己以男人的方式去思考、行動、工作和創造感到驕傲；她不是蔑視他們，而是自稱和他們是平等的。”⑨露絲 巴拉格所代表的就是第一種女性，家境富裕，漂亮而且非常善於展現自己的魅力，也慣於使用自己的魅力去吸引和控製男人。然而，正如《第二性》中所說的：“如果她擺出一副獵物的架勢時他讓她感到滿意和滿足，那麼他會覺得她的自主要求是令人惱火的；無論他做什麼，他都有受騙感，而她則會產生受虐感。”而且“實際上，如果說這種惡性循環十分難以打破，那是因為兩性的每一方都是對方的犧牲品，同時又都是自身的犧牲品。”⑩尼古拉在最後不可能被蒙在鼓裏，最終的結局必然是以悲劇收場。而作為小說主人公的“我”（弗朗蘇）則代表了解放型的女人，挑起尼古拉對熱羅姆的戰爭和無視亨利 卡羅的勾引都是對男權社會的挑戰。然而，弗朗蘇不是一味地視男人為敵人，她有自己的所愛並努力爭取，在積極享受兩性快樂的同時也能尊重男性。也正是這樣，“我”最終和蒂耶納走到了一起，而蒂耶納也戰勝了露絲 巴拉格的引誘，因為“他要的是我”B11，最終兩人獲得了幸福。這樣的幸福不是被動獲得的，而是主動計劃的果實。於是，我們可以說，在女人的命運問題上，波伏娃和瑪格麗特 杜拉斯是如此驚人的相似，但後者的作品裏少了哲學家波伏娃的思辨，卻充滿了杜拉斯對愛情和婚姻以及對“現代的”女人詩化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