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文壇
作者：徐維潮
摘 要：柯立思是一位有“中國情結”的徳國作家。其新作《獨自在13億人中》出版後，在國內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其創作的客觀真實、情感態度的鮮明以及幽默感，均有一定特色，是值得關注的一本旅遊文學作品。
關鍵詞：旅遊文學；柯立思；《獨自在13億人中》
旅遊業是當代最興盛的行業之一，與之相應的旅遊文學也得到了快速發展，成為文學園地的一個重要品類。給旅遊文學下一個準確的定義是一件難事，但大致可以說，旅遊文學是旅遊過程中寫作主體對其經曆所做的文學描繪，包括對自然和人文景觀的真實描摹，以及由此產生的情思和感悟等內容。現代交通日益發達，通訊快捷，國與國之間交流頻繁，中國人出國和外國人到中國旅遊已成為普遍現象。從總體上講，中國人寫的外國遊記多，外國人寫中國的遊記相對少，所以讀柯立思（Christian Y.Schmidt） 的《獨自在13億人中：一次橫跨中國的旅行》（以下簡稱《獨自在13億人中》），還是有一種新鮮感。
柯立思是一個有中國情結的德國作家，他2008年的《獨自在13億人中》和2009年的《來自中國的信》都在徳語國家中引起了一定的反響，在中國讀者中也有一定的知名度。也許柯立思的身份與一般的外國人有別，他是上世紀60年代的學生左派，當時就有了“中國情結”，後來又娶了中國太太，因而他對中國的了解更多，情感態度更親近，加之語言障礙不大，所以他的見聞較之一般的外國旅遊者自然會有優勢。《獨自在13億人中》被坊間稱為現代版的《馬可波羅遊記》，這自然有商業運作的成分，但作為遊記文學，該書確有自己獨具的藝術特色，並在以下三方麵較為突出。
一
首先，本書記述作者的中國之行較為真實，相對客觀公正，也具有極大的社會生活容量。
旅遊文學屬於大散文的範疇，它不同於小說一類的虛擬文學，作者描繪的山河大地、名勝古跡、風土人情、社會風貌等方麵的內容，均是真實的見聞，不容杜撰，也不因獵奇而誇大事實。鑒於西方學術界對《馬可波羅遊記》真偽的爭議，柯立思還在《獨自在13億人中》中寫了一個“聲明”：“作者本人確實到過書中寫的每一個地方，而且書中講到的所見所聞完全屬實，絕無誇張，反倒有輕描淡寫之嫌。為了防止馬可波羅的悲劇再次發生，作者每到一處，務必在住過的旅店裏，經過的牆上，路過的橋梁，甚至在珠峰的冰川下仔細地刻上了日期和以下一行字：柯立思到此一遊。”其認真程度可見一斑。
柯立思標榜其“信”，至少有兩點是可信的，一是“獨自”，如果是隨團旅遊，看的是既定景點，聽的是千篇一律的導遊詞，一路走馬觀花，乏味且不自由。如果是官方邀請，則指向性更強，看的都是“麵子”，不可能真正接觸當下的中國社會生活，特別是社會底層生活。也許柯立思有感於此，選擇了獨自走天下，隻坐普通的長途汽車，自始至終和普通中國人打交道，頗有“底層敘事”的味道。所以“獨自”盡管意味著孤獨、道路漫漫、旅途勞頓，但它的補償是自由，所謂有失必有得也。柯立思作的不是一次短途旅行，而是沿著中國最長的318國道，從上海出發，向西再向西，穿越中國東、中、西部，到青藏高原出境，行程萬裏，盡顯真實。其二，地域的廣袤和文化的多樣性，不僅為中西文化的比較、溝通、融貫提供了廣闊的空間，而且對外來者了解認識當代中國的特殊性提供了不同的參照係。其中作者對中國城市及鄉鎮的描寫尤具特色，也匡正了一些西方人的偏見和誤解。柯立思筆下的武漢、荊州、宜昌、萬州、樂至等地市均生動有趣，他寫出了當地的民風民情，也寫出了他的失望。作者善於選擇不同的參照係，在比較中寫出自己的觀感。柯立思對中國的古代文化情有獨鍾，西行之旅，頗有發思古之幽情的願望，但現實卻不盡如人意。他到荊州訪古，卻和想象相去甚遠。他想尋找他仰慕的畢昇，即便按圖索驥，也全無蹤影。在城市化的進程中，不少文物古跡蕩然無存，令人扼腕歎息。而荊州城建的簡陋以及對“木乃伊”的張揚，柯立思也不乏批評的筆墨。以此為參照，他對武漢和宜昌則讚揚有加。在對比荊州後，他這樣寫宜昌：“一到宜昌就感覺眼前一亮。城裏現代、幹淨、明亮、整潔，和亂糟糟的木乃伊之城荊州太不一樣了。肯定是因為宜昌在三峽大壩的旁邊，有便宜的電力資源。和其他典型的中國現代化大都市一樣，在這裏突顯品位格調的一整套配套設施一樣也不少。”參觀了三峽大壩後，對中國的水電建設，他又以瑞士為參照大興感慨：“其實中國人甭管做什麼，西方人總是能找到毛病的，就連一座水庫也不會放過。其實完全可以換換口味去批評瑞士嘛。瑞士把境內幾乎所有的河流都截流建了水壩，水力發電占了全國電力發電的60％……中國的水利總量占發電的比例也還遠遠達不到瑞士的水平。”這種宏闊的比較多見於篇中，他的西塘之旅也是在比較中見出況味。西塘是距上海90公裏的一個小鎮，美國大片《碟中諜4》就曾在此處拍攝外景。作者發現，電影中的西塘和現實中的西塘大異其趣。以服裝論，影片裏的中國人都穿中山裝，現實則是五顏六色的各種服裝都有。當然，電影是虛構的藝術，但也看得出西方人心目中所希望的中國人的樣子，這實際上起了誤導作用。此書之所以在西方讀者中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我想是它畢竟為當下中國的現實，提供了較為可靠的認識價值。當然由於審視的眼光不同，仁智見異，有時候真實未必就是真實。如對成都的看法，筆者就很難苟同。柯立思稱成都是一個最沒有特色的城市，他是這樣寫的：“相比我去過的其他大城市成都真是什麼都沒有：上海有外灘和豪華的殖民建築，武漢不但有長江，城裏麵還有一個大湖，而重慶更是直接建在壯觀的兩江相會處……我覺得武侯祠旁邊這條街實在是太醜陋了，連旁邊的武侯祠我也不想去了。”柯立思說這段話，固然和在成都領入藏通行證受阻生氣有關，但對成都的評價卻過於偏頗。接下去參觀杜甫草堂，柯立思寫道：“我不是說人們敬佩一位曾經很不得誌的詩人有什麼特殊的，讓我比較擔心的是好像所有的中國著名詩人都有悲劇化的生平。在公園中間的大詩人廳裏陳列了十二位大詩人的頭像，頭像後麵掛著他們的生平介紹。看了以後我惟一的體會是：和他們誰調換我都不願意。”柯立思願做什麼樣的人，是自己的自由和自己的選擇，別人不能幹涉，但行文中也大略可以看出他對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理解的缺失。中國文學傳統講“詩窮而後工”，“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柯立思的議論，在中國人看來至少是“很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