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寶瑞
有時人需要一種解脫，但是談何容易。有句話道：與事則迷，旁觀則清。
我是在1993年認識王君的，那是在東郊的一次文學講習班上，他講詩歌，我講小說。他的頭發稀疏，臉色蠟黃，瘦瘦的。他是北京某報文化版的編輯。我在《人為誰活著？》這部長篇小說中對他有過描述：
“平安是一個報社的編輯，也喜歡寫詩，三十八九歲，細而亮的眼睛，明顯的鷹鉤鼻子，身著一件皺皺巴巴的杏黃色夾克衫，上麵泛著油漬，雙手插在褲兜裏，吹著口哨，一副漫不經心、玩世不恭的樣子。
平安也是獨身，他是粉碎“四人幫”以後北京大學中文係的第一批畢業生。上大學時與一個愛好文學的女生戀愛，畢業後結為夫妻，過了一段十分溫馨的家庭生活。他的妻子也在報社工作，小有才氣，以後他們離婚了。離婚後，他像變了一個人，有時莫名其妙的歇斯底裏大笑，笑得讓你的汗毛豎立。有時講一個段子，講得你毛發悚然，你還沒笑他先笑了。他變得憔悴，喜歡酗酒、抽煙。但他從心底是助人為樂的，誰有個情感糾葛，他能誠心誠意地做一點思想工作。不久，從內蒙古草原來了一位漂亮女人闖入他的生活，那女人在北京做生意。她很有草原人的性格，豪爽、直率、驃悍，喜歡穿紅裙子，冬天穿皮裙，套馬靴，蓬鬆著頭發，像瀑布般在狂風中飄散，就像頂風的旗。她不久住進了平安的家。幾年前一個秋夜，這位未來的兒媳提著沉甸甸的皮箱出了家門，氣衝衝下了樓。”
王君是我辦的金薔薇文化沙龍的常客，每逢沙龍聚會，他總是開懷大笑。他還時常開導那些遇到情感困惑的女子。1999年由於我當時工作忙，組織沙龍活動很少，有一次，我接到他一個電話，他在電話中語調憂鬱：“你如果調到一家報社當頭兒，我給你當辦公室主任吧，我現在在報社工作壓力太大，太累了。”後來他一直沒有音訊。直到2000年1月8日，他的媽媽給我打來電話，告訴我：“他在家裏自殺了！”我聽了非常吃驚。一個如此智慧的人怎麼就忽然沒了呢？一個時常給別人做思想工作的人，怎麼自己卻陷入人生的羅網呢？真是與事則迷，旁觀則清。
王君留有遺書，他死時十分安祥。沙龍有20多個朋友到八寶山為他送行，有的女子手捧鮮花，含淚送別這個充滿智慧和才情的朋友——
沙龍裏的朋友經常聚會，談天說地，吟詩作畫，遊覽名勝，唱歌喝酒，非常快活。有時就在王君的家裏小聚。王君的家住潘家園附近的一個高層建築裏，客廳裏是野戰排所處環境的擺設。王君喜歡采集一些特殊的東西擺放其中，譬如貓耳洞的彈皮，中山艦的木片等。他對沙龍的朋友了如指掌，如數家珍，喜歡幫肋人。沙龍裏有一個女孩情感生活遇到重大挫折，對人生心灰意冷，王君就時常開導她，不是乘人之危，而是雪中送炭，有時陪聊至天明。這個女孩終於從痛苦中解脫出來，以後去美國定居。一年聖誕前夜，她給王君寄來一個聖誕卡，寫下一句話：我將永遠記住你！我認為，這是她用生命寫的。
沙龍裏有個漂亮女孩，當時正在北京某雜誌社當編輯，一天夜裏趕上她值班，空蕩蕩的樓裏隻有她一個人。她有些害怕，於是打電話給王君。王君火急火燎地趕來，在她隔壁的房裏睡了一夜，秋毫無犯。
可是就是這麼一個充滿智慧的人就這樣輕易地走了，令人費解。原來由於他長年的獨居生活，再加上工作壓力，他患上了憂鬱症。這種病一旦染上，不能自拔，死亡難以控製。
父母給予生命之軀，培養成人，的確不易，人生再有磨難也應冷靜一一化之。我當年在工廠時，有一個叫周恩湘的哲人就曾對我說過，人應當站在山巔，人生就像半山腰的一個小圈子，什麼名啊利啊色啊，都罩在這個小圈子裏了。有時我喜歡到墓地思考，這決不是我也曾寫了像《一隻繡花鞋》、《綠色屍體》等那樣的恐怖懸疑小說，而是我常思忖：一個人赤條條來到人世間，這一生不論你換穿多少件衣服，最終你還是赤條條地離開人世間。因此有時我很欣賞這兩句古詩，一個是李白的“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另一個是高菊澗的“人生有酒須當醉，一滴何曾到九泉。”誠然，李白還有更具有積極意義的詩句：“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去帆濟滄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