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寶瑞
2005年4月19日，新華出版社一位88歲的離休幹部陳季瑜去世，去世前留有一短柬，柬雲：同誌們：我走了，謹留此短柬向你們告別，謝謝對我一向關心的同誌們，請多保重。陳季瑜2005年4月19日。字裏行間，樸樸實實，真真切切。我感覺她走得從容，走前思想充實，仿佛人生無憾了。相反，我有時也看到某些人臨死前的另外一番風景：捶胸頓足，痛苦流涕，悲號：老天爺啊，你有眼無珠，為什麼把我收走了？！這使我聯想到人為誰活著的一個問題。茫茫宇宙，地球上自有生物，有生有死，已成為自然法則；人生短促，如白駒過隙，關鍵是在這短促的人生中，你應當想清楚，你的定位是什麼？人究意為誰活著？斯大林有一句名言：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做為社會中的人，這實際上是一條通則，做為人，你應當為社會做貢獻，相反人人貢獻的成果也應當不斷恩施於你。誠然，有的人為權力而活，有的創造了英雄創造曆史的神話，但也有的為害於民，遺臭萬年。有的人為金錢活著，如巴爾紮克筆下的葛朗台一樣的貪婪，既使金屋砌成，也是孤獨寂寞。有的人為友誼活著，為朋友甘願兩肋插刀，甚至為知己者死。荊軻死了，他的朋友高漸離鋌而走險，擊築刺殺始皇。有的人是為親情活著，成為名副其實的孝子。有的人是為愛情活著，我認識一位美麗嫻雅的少女，愛上一個有妻室的中年富豪，為他曾兩次自殺未遂；這位富豪也深深地戀上少女，曾隱瞞了自己有妻室的現實，但又無法離婚。少女躺在醫院的病床上輸液洗腸，富豪的手三天三夜也沒有離開少女的手。最終，他們相約：退步為紅顏知己，因為少女還要結婚生子。但這位少女曾淚流滿麵地告訴我：她這一生不會再愛上第二個男人。當然，也有人為自我活著，一切以我為中心。我認識一位有幾百萬家資的實業家，他痛苦不堪地對我說：“我這一生攀花折柳無數，可是沒有一個女人真心待我，我孤獨啊！每當回到那空空蕩蕩的大別墅，就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怖之感。”這使我聯想到一位文化名人，據說他的每一部書都是為一個美麗的女人寫的，可是當他中年去世時，在病床前陪伴他的隻有他的妻子，他苦笑道：“我這一生不知愛過多少女人，可是在我生命垂危之時，她們沒有一個來醫院看我，唉！”說完，氣絕而亡。我也曾遇到一位老幹部發牢騷：我在位時逢年過節來家裏的人絡繹不絕，可是退下來以後，門前寂寞車馬稀；他感到心裏很不平衡。相反，我有時到鄉野，看到樹蔭底下，兩三個老人搖著大蒲扇，悶一壺粗茶，搖著旱煙袋，舒心大笑，旁邊的孩童嬉鬧玩耍。我感覺這幾位老人活著很踏實很自在。雖然是窮歡樂，但卻是實實在在的樂！
如今出版社的陳季瑜走了，她走得從容不迫，雖然一生默默耕耘，沒有家藏百萬，也沒有青史留名，但是她沒有留下遺憾，她是輕輕鬆鬆地走了。
你走了，我輕輕地來了，沐浴著一片和煦的風。隻要心中沒有雜念，就會走得從容……
用閱讀優秀作品不斷解除“文化饑渴”
你對閱讀優秀作品如饑似渴，那麼成功就是你的歸宿。這就是我送給各位的格言。
我覺得人類社會誕生以來就存在“文化饑渴”的問題，人類社會在不斷耕耘之中，就是不斷克服饑渴，又產生新的饑渴，不斷前進，社會就這樣發展。文化革命的十年，1966年到1976年，這是中國曆史上文化專製主義最嚴重的時期，這種文化饑渴是另一種文化饑渴，可以說它是全麵的、深刻的，非常殘酷的文化饑渴，這是特殊時期的文化饑渴。每個時代的文化饑渴情況不一樣。我在五十年代的時候，從小就有一個以天下為己任的思想，一個人活在社會上，要有社會責任感，必須得有社會責任感。前段時間我們開過一個文學研討會，有一個女作家不同意這個觀點，她說我們搞這個就是娛樂，什麼“鐵肩擔道義”，我不去管它。我就駁斥他這個觀點，我說你作為作家就得有社會責任感，你寫出的作品給誰看的，給青少年看的，給廣大讀者看的，就得對他們負責。五十年代，我的童年、少年時期是在東單胡同的一個神秘的大院裏麵渡過的，那時候對於“文化饑渴”的表現在對知識的渴望。我母親很善良，給我買了很多連環畫，包括《複活》、《紅與黑》等，對我的影響特別大，奠定了我以後從事文學創作的基礎。這個“文化饑渴”表現在對知識的渴求上麵，吸收了很多東西。我上小學的時候，我的作文經常得到老師的獎評，老師經常用紅筆畫圈。我還組織文學社，把小夥伴都組織起來，包括健身、文化交流，還演一些小話劇。六十年代，1966年我14歲，文革爆發了。學校停課了。書被封了，對我的衝擊特別大，我覺得這個世界好像崩潰了，我最心愛的老師被打成右派分子，帶上牌子，我最崇拜的老師，也說是“日本漢奸”等等。六十年代“文化饑渴”，特別是趕上文化革命，這個饑渴是非常全麵，非常深刻的。那時候文字獄橫行，每天睡覺之前得反省一下我今天說了什麼，怕說錯話了。1967年全國開始複工、複課，我作為班長，也組織複課。其實，那時候對我來說是很痛苦的，因為我還是特別愛看書，可是圖書館已經被封了起來，沒有辦法去那裏看書，後來，我就找機會把書從封閉的圖書館裏偷出來看，可見我當時愛看書的程度。我還記得，有一次，一個鄰居帶我去了住在北京日報社旁邊的著名文學評論家何其芳的家裏，我看到何老怔怔地坐在破舊的沙發上。他家裏有很多的書，這位文化老人將書分類，文學、曆史、經濟都分開放著，但都被打了封條，我當時就想：“太可惜了！”
當時就是這麼一個扭曲的年代。那時候饑渴也是對於優秀文化的渴求，我通過什麼渠道呢？一個是我的表哥和阿英的孫子是同學，他借了大批的書。我還有一個同學，他父親是局長，有很多藏書，如饑似渴，每次借十本來看。這時候我通讀了古今中外的名著。我看了《成功之路》，就是在“文化饑渴”過程當中我看了這本，有兩句話給我印象非常深刻，一句是“不要為了摘取遠處的紅玫瑰，而踏碎腳底的白菊花”，非常深刻，就是人不能好高騖遠，必須得千裏之行始於足下，也不能喜新厭舊。第二句話也很深刻，“不要因為峭壁是高的，而讓你的理想和愛情坐在峭壁上”，你的人生是立誌於為人民、為國家、民族做貢獻，要堅定地走下去，有誌者事盡成，自強不息一直貫穿著我。1969年3月1日，我被學校分配到北京鐵合金廠工作，我們北京二十四中一共去了二十四個學生。直到1979年3月1日上大學的時候，我在工廠整整呆了十年時間。北京鐵合金廠是北京最東南的一個工廠，先是歸北京市冶金局管，後來劃歸首鋼管，是一個1600多人的工廠，主要冶煉矽鐵和矽鈣。遠處一看，一片煙霧繚繞的景像。它號稱是北京的第二大“電老虎”，因為它的電爐耗電僅次於北京熱電廠。我到北京鐵合金廠報到那天，堅決響應毛主席他老人家知識分子要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的號召，要到最艱苦的地方工作，於是我被分到了三車間的304號爐做爐前工。報到之後第一天的晚上就要上夜班，一上爐台，我就愣住了，隻見爐火熊熊，溫度特別高，沸騰的鐵水即使是在冬天也要讓人汗流浹背。工廠廠房是半開放式的，風一吹進來，滾滾的煙塵和爐灰四處飛揚。後來，我在爐前工作的時候，經常坐在前麵背唐詩宋詞，不知覺間，飛揚起的爐灰鋪滿全身，確實有了一種“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的意境。在工廠工作的經曆，使我的收獲甚大，對於我個人思想的磨練、意誌的培養以及文學創作基礎的奠定，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進入工廠工作之後不久，我就被調到301號爐甲班，做生產班長，班裏有十幾個人。這些工友很有意思，有“小爬虎”劉穩、“神侃大爺”李萬安、“小才女”尚麗榮、“老漁翁”馮佑、老金師傅……實際上，從1970年起，我就已經開始給工友們講各種故事。那時工廠的工作特別累，而且我們是三班倒，上夜班的時候最難熬。我當時作為生產班長，最初的目的就是為了調動大家幹活兒的積極性，特別是上夜班的時候大家都是愛犯困，於是，我就給大家講故事。我現編現講，特別吸引人，大家都把眼睛瞪得溜圓聽我的故事。到該幹活的時候，我就結一個扣子：“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大家抄家夥幹活！”於是，大家吆喝一聲拿起工具開始幹活了，其實他們還都回味在故事的情節裏，為了能繼續聽下麵的故事發展，都鉚足了勁兒幹活，一幹完又坐在一堆兒聽故事。工廠的工作環境特別艱苦，而且很危險，有時候火星濺到臉上、手上，就要被燙傷，所以大家都戴上草帽、手套。休息室屋裏特別熱，爐前電扇直徑足足有一米，但隻要我一講故事，大家就都精力充沛幹活，大家給我倒上茶水，有一個老工友還把他從家裏帶來的窩頭拿出來，就是為了聽故事。我這一講就是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