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公騙締交30年，幾乎每周都要促膝傾談，所談範圍甚廣，但很少談他的先人，可能是怕有誇耀門庭之嫌。有一次，他興致很高，忽然從抽屜裏拿出一冊自訂白棉紙本，上麵用墨筆寫著密密麻麻的小字。他說這是他從家中一位老廚師口中聽到的張之萬狀元府中飲食品類名單。這位老廚師年輕時專司張之萬的飲食，一直在張府服務到民國十幾年逝世時止。他常在年輕的公騙兄的要求下，雜亂無章地報些飯菜名，而公騙兄每談必記，形成了這本筆記。因為我對此很有興趣，所以連續談了十多次，我也每談必記。後來分類整理在《中國烹飪》上發表過。它分主副食兩大類。主食又分飯食、麵食、粥、麵湯四類；副食則有炒菜、炸菜、燒菜、蒸菜、拌菜、醃菜、湯等七類，另外還有雅稱飯菜，總共有二百幾十來種飯菜，不僅反映道鹹同光時期大官僚日常生活的一個側麵，還可備研究清末民初飲食狀況的參考。
公驟看起來很沉穩，不會激動似的，但一旦遇到重大轉折時，他的爆發力卻十分強。天津解放不久，民青工作組進校後，最先起來革命的卻是人們意料之外的這位張夫子。他發揮優長為革命作貢獻，為辦壁報又寫又畫，向師生宣傳革命，並帶動我投身革命，真正像變了個人似的。在革命洪流衝擊下，經民青駐校領導人動員，我和公輔像阿Q去革命那樣要去革命了，被保送到華北大學去接受南下工作的政治培訓。於是我們脫去長袍，穿上紫花布的灰製服；拋去優厚的工薪製，去吃小米享受大灶供給製。一股堂?吉訶德的革命熱情產生著革命的衝動，為了表示和舊思想、舊習俗……等等舊的一切割斷，作個新人，我們又學習那些先行者改名換姓的革命行動，偷偷地商量改名問題。他利用名字中輔字的馬旁改姓馬，又想在革命大道上奔騰，所以名奔；我則用名字的最後一字的夏與禹相連而改姓禹，又狂妄地以列寧自期，取名一寧，暗含著彼一寧也，我一寧也，將相寧有種乎的傲氣。於是馬奔、禹一寧兩位新革命者就這樣誕生，雙雙走進了革命隊任。學習期滿，我留校在曆史研究室作範文瀾同誌的研究生，公驕兄先是分到河南，因家庭需要照顧，調回天津耀華中學任教，直到最後。他不像我那樣複舊了姓名而是一直使用馬奔這個革命的名字。我則幸虧複舊了姓名，否則“文化大革命”中這將是我的一條大罪狀，因為我居然狗膽包天，敢以列寧自比。
誰也難以相信，像公輔這樣性情平和到不能再平和的人竟然在60年代得上了鼻癌。天津最有權威的癌症專家宣判他隻有半年的活頭，於是，家人隱瞞病情真相，強作笑容來服侍他，從生活上滿足他的需求；朋友們為他到處求醫問藥，我也想方設法多擠時間多和他神聊來轉移他對病情的注意。又哪知他卻異乎尋常的冷靜，微笑著告訴家人親友，他完全了解自己的病情，他說有信心活下去，隻要家人親友幫他找醫書草藥。從此他幾乎每周都到我家去過周日，教我兒子寫字畫畫，和我談他的病情。他搜集許多醫方，對照醫書醫理，自己處方，用筆記本寫病情日記，詳細記錄病情進展狀況和自己處方的效果。因為我父親是中醫，所以還替他去問醫書上的疑問，探討病情。他向各地托人買草藥，我也曾托人在江西為他采買獼猴桃根，托水產部門打聽魚寄生之類的東西。因為草藥藥劑比較大，宋夫人買了大號沙鍋熬藥。從此，他再也不請人看病診斷，我沒想到他竟然如此固執。有一次，他用低沉的聲音告訴我他拒絕就醫的原因，一是自己已患絕症，一般醫生是看不好的，自己用重藥是想置之死地而後生，若有別人插手，設有不測，豈非嫁禍於人？再則，他對那位權威的“死刑”判決既不相信，也不服氣。他的正直和潛在的剛毅性格使我這個不愛哭的人都在不覺察之中流下了眼淚。
過了半年，從各方麵都看不出他還有什麼病容。有一天清晨，他忽然跑來，手裏拿著一個水果罐頭玻璃瓶，進門就說草藥見效，他半夜打噴嚏，從鼻孔中脫落兩個小瘤子，我一看果然是兩個小肉瘤，彼此很高興，他尤其興奮，一麵說在醫書中找到幾味藥，一麵又說他正開始研究唐代李商隱的詩，談他對《錦瑟>一詩的認識，批評各家之說，特別是對郭大師更多微辭。我卻像遇到突然的喜事而有點莫知所措。以後他不斷地脫落瘤子，也不斷地向我發表對李商隱詩的高見，偶爾也寫成小論文。漸漸地人們也不以他的病為意了，隻不過他鬥室中小桌子上裝鼻瘤的玻璃瓶日見其多。每次我去看他。總會按瓶上標簽講哪個瘤子是吃哪種草藥生效的，哪顆瘤子是怎麼脫落的。言之鑿鑿，津津有味。他預備找個適當時機去和那位權威作一次善意的探討，或許這種發現對別人會有些參考價值呢！因為他不會去質問別人或去嘲笑別人。可是，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發動，他也從未去找過那位權威。
空前絕後的“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燒毀了我們的交往之路。我天天忙於各種清潔衛生工作，出校還需請假，也就無法走親訪友，當然，他也有諸多不便，所以，我們之間就有了一段隔絕的時間。有一次輾轉聽說，宋夫人耐不住折磨已先公驕而去，公騙則帶著苦笑發揮他的一技之長，日夜為勇士們抄大字報、寫各式各樣的標語，幾乎住在學校裏，因而免去了若幹雜役和陪鬥。1970年，我下放到農村去脫胎換骨四年，彼此也就毫無音信了。
1974年，我被落實政策回校，個人行動上有了一定程度的寬鬆。公騙是我最先去拜訪的老友。他隻說了“雨過天晴”四個字以示對我的安慰。接著仍然談它的鼻瘤脫落和李商隱的詩。他寫了三厚本病情日記和兩冊讀李商隱詩的筆記。瘤子脫落的速度加快和數量增多，都認為是好事，公騙也很樂觀，以為落淨就康複了，孰知這是病情加速惡化的征兆呢？我們又開始恢複“邦交”，每周至少見麵一次。我總算快快樂樂地陪公騙走完他人生的最後一段路。第二年初夏的又一個清晨，他的兒子來報喪：公騙已於午夜離開了擾攘的塵寰。我奔往告別，他已默默地平臥在門板上，還像生前一樣帶著微微的笑意，看不出任何一絲絲怨和悔的憾意！
從公驕的身世門庭，無疑是名門後裔，但從來看不到一點紈絝氣，而像一位恂恂如也的寒儒。他曆盡少年時的寬裕、中年時的坎坷折磨和老年時的澹泊，終於恬靜地歸真返樸，回到他常說的大自然中去。他過著一輩子的清貧生活，室如懸磬，無一文之遺，隻留卜他以自身作實驗的四厚本病情日記，詳盡地記錄了他從得病到謝世的19年間的苦鬥曆程和60多瓶鼻瘤標本。他還有三本研究李商隱詩的未完成遺作。我在公驕靈前一再囑咐他的兒子要好好保存他們父親最珍貴的遺產！我隻能默默地祈望我的囑托會受到應有的重視。
我的祖父
20世紀初，中華大地倏地掀起一股留日熱潮，知識分子群中出現了一種舍西就東的思想，這和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有相當關係，他們認為西方的思維方式和實際運作不適用於中國，不如到日本去尋求救國之道，於是紛紛東渡。我的祖父來裕恂也在這股熱潮中到日本去留學，成為早期留日學生中的一員。祖父生於清同治十二年，從小接受了一套比較完整的封建教育，曾從師於晚清國學大師俞樾之門，奠定了深厚的國學基礎。他還能寫一手好詩文，得到過曲園老人的讚賞。他寫過許多詩，絕大多數是與現實相關而能表達自己思想的作品。他身經甲午戰爭、戊戌變法、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等等驚人大事，這些事件衝擊了他的思想，使他接受了新思潮的洗禮。新思潮給他的詩作注入了新的內容，樹立了新的風格。他憤於臼寇的侵略寫了《倭寇行》。他讚成戊戌變法，寫了《讀（公車上書）>一詩，頌揚康有為是“偉哉南海有人豪”，而當得知變法失敗，六君子蒙難時，他不僅哀悼變法者的流血，更大膽地痛斥慈禧是“牝雞司晨失婦德”。他同情章炳麟、鄒容的“蘇報案”，曾發動捐款，親赴會審公堂旁聽，並寫詩揭示蘇報案的實質是“痛言論之不自由兮，橫遭禍殃！”以章、鄒的入獄為“因文字而獲罪兮，大道晦盲“！武昌起義消息傳來，他興奮得高歌“霹靂一聲驚破膽，楚江風雨天昏暗，……從今收拾舊山河，赤壁功成奏凱歌”。其它還有類如《猛虎行》、《讀揚州十日記》等多篇與時代脈搏相呼應的作品。1924年，他自費印行的《匏園詩集》就收錄了他從1889年至1924年間共36年的古今體詩2 400首。
祖父接受教育救國的思想比較深，1903年，他到日本進弘文書院師範科，並考察日本各類學校的教育狀況。第二年，又應聘出掌橫濱中華學校教務。當年冬天，他和一些留學生回國，經蔡元培介紹加盟於光複會，在地方上從事新式教育的勸學工作。民國以後，他繼續在教育部門和各類學校任職，並參加地方誌的編纂工作。他在公餘和賦閑的時間裏，一貫不輟地研究學問。我的祖母雖然晚年和他不甚和睦，時常要揭祖父的瘡疤，但對祖父的勤奮好學卻從無微詞，有時還以祖父通宵達旦讀書的求知精神激勵我們。因為祖母確在早年陪祖父夜讀時受益不少，使她從略識詩書到詩文多能琅琅上口，所以不能不講點公道話。
祖父是個很講操守的愛國者。早在留日期間，他讀到一些日人所著有關漢語語法諸作，“類皆以日文之品詞強一漢文”，頗受刺激。回國後，參讀中外典籍，摒絕外務，潛心著述，曆時四年，成《漢文典》四卷，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表現出他的愛國熱忱。辛亥革命之後，許多老友飛黃騰達，但是，他從無幹求，過著清貧的窮儒生活。直到北伐戰爭時，他的至友馬敘倫出任浙江民政廳長，主動邀他擔任紹興知縣，他才第一次，也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出任七品芝麻官。紹興是浙江的肥缺，馬老原想以此為調劑老友的生活，沒有想到他的老友隻會讀書，不會作官。到任之初，庶務科長要為他籌辦作壽，這本是向地方上紳商打抽豐的設辭，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美事，不曾想這位縣太爺卻以生日已過的實話相拒，使經辦人落個沒趣，三班衙役都沒喝上湯，係下了事事掣肘的怨結。當時，軍閥時勝時敗，亂兵頻繁過境，悉索誅求，縣署職員建議由商會斂錢，借以經手自肥，祖父也不允，反把曆年工薪稿費節存的私蓄拿出來應付局麵，當然捉襟見肘，無法支撐而不得不掛冠而去。至此，作了六個月的清官的祖父隻落得兩袖清風、僚屬訕笑、馬老歎息。不過後來新編縣誌對他短暫的政聲卻寫下了可珍貴的數行文字，還他以曆史的公正。1994年冬，我回紹興時，市誌辦負責人熱誠接待我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祖父的令名。沒有想到，年登古稀的我還在承受祖父的餘蔭。誰說清官不可為！
抗戰時，祖父住在家鄉，我和父親的供養金難敷老人的生活；但他拒絕敵偽方麵的多次利誘，寧肯以曾任大學教授的身份在家祠中教蒙童來補貼生活，至今猶為鄉老讚譽。抗戰勝利後，他擔任縣誌館的編纂，一心想傾其所學，為家鄉寫一部好誌，終因當時經費支絀，機構形同虛設，編纂工作難以進行，祖父雖生活困窘，而壯誌不衰，無力買紙，乃用杭州老字號煙店宓大昌的包皮絲煙紙的反麵寫誌，獨力完成了一部15卷70餘萬字的《蕭山縣誌稿》，墨筆手寫，成為蕭山最後一部民國誌，稿存浙江省圖書館。1987年，我親往浙館借讀手稿，“浙省宓大昌杭州”的印記猶曆曆可見，麵對先人手澤，想見當年艱辛，得不潸然？乃立誌為遺稿謀付棗梨，先事整理，複奔走籌劃，終獲故鄉政府資助，梓行問世，稍紓我內心的愧疚。祖父的修誌事跡久為鄉人所傳頌，並被采入新編《蕭山縣誌》中。正由於他的這些品德，建國後不久，經舊友沈鈞儒、馬敘倫的推薦被聘任為浙江省文史館館員，並當選為蕭山縣人大代表和政協常委。直至1962年7月以高年無疾而終於故裏，享年90歲。
我是祖父的長孫，備受寵愛，他曾為我的出生特意寫詩一首。他對我的教育很嚴格。七歲以前，我一直隨侍在祖父的身邊，從祖父讀書。第一課是接受傳統的蒙學教育。祖父雖屬於新派人物，但對傳統的啟蒙教育依然是一絲不苟。他強製我一個六七歲的孩子按三、百、千、千的順序去讀、去背誦，甚至采取“跪香”的手段來強迫我跪在那裏來完成日課，一支香點完必須背出幾行幾段。當時，我感到十分苦惱和無奈；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後來不論何時何地我都能出口成章，談吐不俗，又頗感得益於這段“幼而學”的啟蒙教育。我漸漸理解為什麼一位思想先進的知識分子要如此苛求兒孫們接受傳統的啟蒙教育的老輩苦心。祖父啊1 70多歲的孫子至今難忘您對我幼年時那種嚴格的要求，雖然經過若幹次批判封建主義思潮的淘洗，但幼學有益的影響卻終究洗刷不淨。
祖父也常在休閑時，高興地把我和長我兩歲寄居外家的莫養源表姐叫到一起，圍坐在膝旁，給我們說古道今，既有女媧補天、精衛填海的故事，也有康梁變法、辛亥革命的時事。有時還講許多文字上的趣談，如講“用刀殺人”和“甩刀殺人”雖隻一勾之差，卻分量大不相同。稱頌朋友母親有孟母的道德和曹大家（班昭）的節操是很好的比喻，但切不可簡用為“孟德曹操”，那就把朋友的母親說成是曹操了，說得我們都笑起來，他老人家也會跟著笑起來。有時又講些鄉土傳說，如介紹故鄉的江寺又稱夢筆寺，而說到南北朝的江淹夢筆生花和江郎才盡的成語；而徐文長的許多惡作劇傳說更是他常愛說的內容。雖然我當時似懂非懂，但這些童年刻劃上的記憶往往隨著年輪日增而逐步理解，越老印象越深，甚至有時會把童年的情景幻現出來。
我的祖父是位正直的飽學之士，他繼承了傳統文化中許多優良部分，又接受了資產階級新思潮的灌輸，是由封建知識分子轉化過來的新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因為他不善於媚世悅人，所以隻能徑徑自守走自己平凡的人生道路，但他卻為兒孫們留下一份清白家聲的無形遺產和對鄉邦的默默奉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