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大火把羅馬斯在克拉斯諾維多沃鎮的食雜店的所有財產都燒光了。羅馬斯也不得不離開這裏，他們在村裏的工作得不到支持，高爾基感到很迷惘。他回憶說：“憂慮像鉛似的把我包圍起來，我在村子裏走來走去，簡直像條失去了主人的小狗。”於是，高爾基和克拉斯諾維多沃鎮的農民巴林諾夫在1888年秋天也離開了這裏。
他們沒有錢買輪船的客票，就在運貨駁船上做工一直到達辛比爾斯克，後來又搭上了客船來到薩馬拉。薩馬拉的一隻駁船雇他們去做了幫工，過了7天7夜，高爾基和巴林諾夫到達了裏海海岸。在卡爾梅克人的漁場上，在一個不太大的漁民合作社做了捕魚人。之後又到了莫茲陀克，在莫茲陀克草原上漂泊了一些日子之後，1888年深秋來到了察裏津。
在這個城市中，高爾基停留下來。這時，格裏雅茲——察裏津鐵路當局向那些雖然已經流放期滿、但仍不準許返回彼得堡、因而居住在沿伏爾加河各城市的那些沒有享受全部公民權利和有反政府情緒的平民知識分子提出，讓他們到鐵路上去供職，因為這些人誠實可靠，不會有盜竊行為。
高爾基來到察裏津時，已有很大一批受監視的人在鐵路上供職了。
曾經被流放到雅盧托羅夫斯克的民粹派分子米·雅·納恰洛夫，很同情這個新來的年輕人的命運，靠當時在管理局中有一定影響的“不穩分子”的幫助，安排高爾基在偏僻的杜布林卡車站當了守夜人。
鐵路經營者的意圖是很“明智的”，他建議上司要借助於忠誠可靠的政治“嫌疑分子”，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偵查小偷小摸和詐騙犯上。
在修建和經營鐵路網時的驚人的投機勾當和猖狂的盜竊活動是載入19世紀60至70年代的史冊的。鑒於這樣的名聲，具有民粹派和激進民主主義觀點的平民知識分子很長時間一直回避到鐵路上供職。但對於這些“政治嫌疑犯”來說，在知識分子普遍失業的壓力之下，他們可供選擇的機會比別人更少。因此，他們覺得有這樣的機會是很幸運的。此外，一種高尚的“思想”情調——同罪惡進行鬥爭，為社會謀利益的思想情調——也令很多人神往。
對於高爾基來說，這一工作絲毫也不能夠真有這樣的色彩。當他回想起這些日子的生活時說：
我做了杜布林卡車站的守夜人，從晚上6點鍾到早晨6點鍾，我手裏拿著一根棍子在倉庫周圍走著。草原上，風像用了一千隻野獸的嘴吹著，濃密的雪飛馳著，在那灰茫茫的一片暮靄中，火車頭慢騰騰地開來駛去。它喘著粗氣，拖著黑乎乎的一節節車廂，仿佛一個人不慌不忙地用一條扯不完的鏈子捆綁大地，並且拉著它穿過粉碎成寒冷的白色輕塵的天空。鐵輪的軋軋聲、離合器的鏗鏘聲、奇怪的吱扭聲以及低沉的號叫聲同雪花一起飄揚起來。
高爾基的直接職責是看守麵粉和其他貨物，以防被城郊哥薩克偷去，“防盜”已經以最直接的形式擺在他麵前。然而，正如他後來所說的那樣，他作為更夫的地位“是相當奇特的”：
我拿著棍子在倉庫周圍巡邏，以防備貨棧被偷。可是，在這個貨棧裏，我的頂頭上司——站長——就有一個雜貨鋪子。這個小鋪向車站附近的哥薩克出售茶葉、糖和其他從車廂裏偷出來的東西。
高爾基到鐵路上供職，是靠了一群同情他的知識分子的力量。不過在車站當局看起來，就他本身的職務而論，他遠不如他們，因而把那種環境中常見的公私不分的方法完全用在他的身上，當他度過了不眠之夜下崗後，高爾基還得給站長料理家務，倒髒水、劈燒柴，還要把燒柴搬到廚房和屋裏，擦銅器、生爐子、照管馬匹，以及其他很多活兒。這些又占用了他幾乎半天的時間，使他很少有時間讀書睡覺。
與這種宗法製習俗迥然不同的是，在阿達杜洛夫的管理局辦公室裏，那時還有點自由主義的“風氣”，所以杜布林卡的守夜人高爾基給站長的上司寄去下麵這樣談工作的信，也不會受到責難。高爾基回憶說：
我像過去一樣，生活得很好，我跟同事們（更夫）合得來，我對自己的職責了然於心，而且做得一絲不苟。站長對我很滿意，——可是他為了表示自己對我的好感和信任，叫我每天早晨從他的廚房裏把髒水倒出去。我請問，給站長倒廚房裏的髒水也算我的職責範圍之內的事嗎？
高爾基的一位在管理局辦公室的同事——曾保存了這麼一封信，信中流露有對於站長的嘲諷口吻：
我榮幸地稟告您，我值班巡邏，謝天謝地，還不錯。裝糧食的麻袋逐漸減少，因此現在我提出這個問題：我做這個工作是否合適和有益？
問題在於，我無論如何也搞不清楚——在糧食不斷被盜這件事情上，究竟是誰的過錯，是偷走了糧袋的賊呢？還是睡過了站沒有發現此事的我呢？請您對此談談您的意見……
因為您在管理局辦公室裏，一切都明白……
在這之後，高爾基又遞上一份請求從杜布林卡車站調走的申請書。在這份申請書裏，他以詩的形式描繪了自己所受的雙重管轄——站長和廚娘管轄的情景。
不久，高爾基從杜布林卡車站調到了波裏索格列勃斯克貨運站，被指派看管鐵路上的掃帚、麻袋和防水布。
在這裏，高爾基有了更多的空閑時間，可以看書和觀察人。按照高爾基的理解，這個城市的人可分為兩個類型，一是庸俗的小市民，二是知識分子集團。但無論是哪一種類型的人都是與之格格不入的。他回憶說：
在我幻想著做出某種驚人的業績，幻想著歡快生活的樂趣時，我看守著麻袋、防水布、擋板、枕木和木柴，以防備車站附近的哥薩克來偷竊。我讀了海涅和莎士比亞的作品，有時在夜裏突然想到了周圍靜悄悄的腐爛著的現實生活，我幾小時地坐著或者躺著，什麼也不能理解，好像頭上挨了悶棍似的。
後來，高爾基又被調到離察裏津有12俄裏遠的克魯塔雅車站做司磅員，在這裏他有了一個新環境，並親自組織了一個“自學小組”。參加這個“自學小組”的，除了高爾基之外，還有克魯塔雅車站的報務員——農民出身的技工尤林、克裏瓦亞的報務員穆茲基·雅羅斯拉夫采夫、鉗工維林和排字工兼裝訂工拉赫麥特卡。
小組的成員是和睦而民主的，這與喀山的知識分子小組迥然不同，他們擺脫了民粹派教條的束縛。但是他們的活動卻受到了憲兵和警察的監視。高爾基曾寫道：“從卡拉奇派來了密探到我們這裏，他們監視我、報務員尤林、喀山裝訂工人拉赫麥特卡和曾被流放過的中尉馬特維耶夫。”
高爾基由於忍受不了憲兵的監視和上司的愚昧，於是在1889年春天辭掉了鐵路的職務，有時步行，有時搭貨車，開始了長途遠行。他從察裏津出發，一路經過了波裏索勃列斯克—塔波夫—梁讚—圖拉，到了莫斯科。“我帶著同朋友們過獨立生活的幻想步行了1000多俄裏，我幻想著自己去耕地、播種，並且用自己的雙手去收獲地裏的莊稼，我幻想過沒有上司，沒有老板，也沒有屈辱的生活，對於那些東西我真討厭透了。”
當時，列夫·托爾斯泰是農業移民地的鼓勵者，因此，高爾基以一個農業移民者的身份給列夫·托爾斯泰寫了一封信，並想向他親自解釋一下，於是帶上一本寫著詩的本子和一篇長詩《老橡樹之歌》去見列夫·托爾斯泰。這也是他途經圖拉到莫斯科的原因。
高爾基回憶起這篇長詩時，開玩笑地說：
我從來沒有過自信的毛病，而且當時我還覺得自己知識太淺薄，但是我相信這篇作品是自己寫得最出色的一部。我把我在這10年豐富多彩的艱苦生活中所想過的一切，全塞在這篇作品裏麵了。我還深信知識豐富的人們讀到我的詩，一定會因為我讓他們看見了一切新鮮事物而感到滿意和驚訝，我的作品中的真理會震動全世界人的心，這以後馬上就會開始一種誠實、純潔和快樂的生活——我所向往的除了這個就再沒有別的了。
高爾基懷著這樣的心緒走上了生活中的新階段，他想“退到一個靜謐的角落裏，在那兒思索所經曆的一切”。
然而高爾基在莫斯科並沒有見到列夫·托爾斯泰。於是高爾基又決定返回下諾夫戈羅德。到下諾夫戈羅德的路途有1000多裏，他大部分都是步行，1889年春天終於回到了家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