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爾基接受了《尼日戈羅德報》的邀請，再次回到故鄉，在該報編輯部工作。在這期間，高爾基創作了一些反映流浪漢和下層人民生活的著名短篇，如《淪落的人》、《草原上》、《我的旅伴》、《有一次在秋天》。高爾基的這些作品說明，下層人民的痛苦生活是俄國統治階級剝削的結果。
1898年，高爾基的《特寫與短篇小說集》第一、第二卷問世，獲得很大成功。1899年出了第三卷，它的出版給高爾基帶來了真正的聲譽，也是俄國文學史上的一件大事，高爾基的名字從此響徹了俄國。
1899年，高爾基來到沙皇政府的中心——彼得堡，並在新出版的《生活》雜誌上發表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福瑪·高爾傑耶夫》。這部小說在俄國資產階級鼎盛時期，便大膽預示其必然衰落。這無疑具有強有力的批判力量和現實意義。
1904年4月，高爾基在《生活》雜誌上，發表了散文詩《海燕》。它是當時無產階級革命風暴即將來臨時那種革命氣氛的最生動的反映。它問世後，曾對俄國和世界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起過巨大的宣傳鼓動作用。它立即成為革命人民跟沙皇進行鬥爭的有力武器。這兩部作品的發表，給高爾基帶來了更大的聲譽。這時高爾基的世界聲譽已經無可辯駁地形成了。僅在德國，1902年就有6家出版公司同時競相出版高爾基文集。
1901年，高爾基的第一個劇本《小市民》發表，並由俄羅斯藝術劇院排成戲劇在俄羅斯上演，這部劇對市民階層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庸俗氣息給予無情批判，同時宣告無產階級在俄國已經投入戰鬥，而且標誌著作家的文學創作開始了探索正麵人物形象的新階段。這部戲的上演，使沙皇政府感到極大的惶恐。他們限製演出的場次和售票的範圍，刪減劇本中的台詞。演出的當天，政府委員全部到場“審查”，憲兵馬隊將劇場團團圍住，連劇場的驗票員都換上了便衣警察。
《小市民》中的主人公尼爾，是俄國文學，也是世界文學中首次出現的革命無產者形象，但他還隻是一種新人的雛形。
1902年，高爾基又寫出了他最重要的戲劇作品《底層》，它以流浪漢生活為題材，也是高爾基對社會“底層”20年觀察的總結。
《底層》揭露了當時流行於俄國社會上的“慰安哲學”，批判了虛偽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指出了這種思想對人民群眾爭取解放，擺脫命運的嚴重危害性，同時，提出了革命人道主義思想：必須反抗壓迫，維護人的尊嚴，相信人民的創造力量。
《底層》的上演，同樣受到沙皇政府的無情壓製。但它上演後引起的轟動是史無前例的，它是高爾基最優秀、社會影響最大的一個劇本。它在西歐也獲得了巨大成功，先在柏林上演，柏林一家劇院在兩年多內演出了500場，同時很快演遍了歐洲各國。《底層》可以說是裏程碑式的劇作，在歐洲戲劇史上，隻有博馬舍的《費加羅的婚禮》、莫裏哀的《偽君子》、格裏鮑耶多夫的《聰明誤》可以與之媲美。在十月革命前，俄國沒有任何一部劇作引起過這樣巨大的社會反響，出現過這麼多的評論。這說明，俄國戲劇的發展從此又開始出現了一個新階段。高爾基從此也贏得了傑出戲劇家的世界聲譽。
1904年，爆發了日俄戰爭，俄國在戰爭中遭到慘敗。這進一步暴露了專製政府的腐敗和無能，同時也加速了革命的進程。
1905年1月9日，彼得堡發生的“流血星期日”慘案，就是革命風暴的開始。血的教訓使向沙皇請願的人們，變成了反對沙皇的戰士。高爾基親眼目睹了這幕流血慘案，他義憤填膺，立即寫了《致全國公民及歐洲各國輿論界的控訴書》。他痛斥彼得堡大街上發生的事件是一場有預謀的凶殺，大膽揭露凶殺的主犯就是沙皇。控訴書最後說：“我們再也不能容忍這種暴行，我們要喚起全國人民，以迅速的手段，堅毅的精神，團結奮鬥，一致反對專製政治。”這份手稿落到了沙皇警察手中，他們認出這是革命作家高爾基的筆跡。高爾基因此被捕，被關押在彼得堡要塞裏。這裏是全國最大的一所關押國事犯的監獄。然而，抗議的聲浪卻從此席卷了整個歐洲。
法國作家法朗士，在巴黎大會上的一句話說出了人民的心聲：“高爾基不僅屬於俄國，而且屬於整個世界。全世界都應當起來保護他。”法國著名人士電慰高爾基，荷蘭、德國、意大利、葡萄牙、比利時等國的作家、科學家、社會活動家堅決要求釋放高爾基。當時的俄國剛被日本打敗，威望一落千丈，加之國內財政困難，希望外國能給予援助，所以對各國的輿論不能不有所顧忌，沙皇政府又一次被迫讓步，將高爾基放了出來。高爾基在獄中寫了劇本《太陽的孩子們》。
1906年12月，莫斯科武裝起義失敗後，新的逮捕正等待著高爾基，於是他秘密地從芬蘭出國，經過瑞典、德國、瑞士和法國，最後赴美國。一麵呼籲國際民主力量支持俄國革命，同時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募集基金。
高爾基在美國期間，寫了政論集《我的會談錄》和《在美國》。在這期間，高爾基還完成了劇本《敵人》和長篇小說《母親》的第一部。
劇本《敵人》是戰鬥的無產階級藝術家的作品。在讀者麵前出現了兩個不可調和的敵對營壘——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孟什維克力圖使無產階級相信，自由資產階級是它和專製製度進行鬥爭中的盟友。在這個劇本中，高爾基撕下了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假麵具，並指出，在鬥爭的關鍵時刻，整個資產階級——不管是保守的還是自由主義的，在與人民為敵的陣營裏是勾結一氣的。他也歌頌了工人階級“最崇高的犧牲精神”和英雄主義。
無論是在俄國文學史上，還是在高爾基的創作中，《敵人》都是有重大意義的作品。它比《小市民》大大前進了一步。這是高爾基，也是俄國文學史上的第一次把群眾作為一個自覺的、有組織的、有共同鬥爭目標的革命階級來描寫的。
在世界文學史上，長篇小說《母親》是一部劃時代的巨著，是社會主義文學的奠基作品。它開辟了無產階級文學的新紀元。這部長篇小說，第一次在俄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史上，表現了工人階級將成為自己國家未來的主人，工人階級是新的社會曆史的創造者這一主題。它成功地塑造了無產階級文學中第一批正麵典型人物，標誌著高爾基創造時代新人的探索終於獲得了圓滿的成功。
小說中巴威爾及其母親符拉索娃，是無產階級與廣大人民群眾經過困苦磨難終於登上政治舞台的形象體現與生動記錄。在這部長篇小說的創作中，高爾基自覺地將革命浪漫主義與革命現實主義兩者結合起來運用。因此小說雖然是產生在社會主義革命的醞釀準備階段，卻反映了作家對革命滿懷的必勝的信念。因此《母親》對俄國工人階級和世界革命人民具有無比強大的政治鼓動力，理所當然地受到列寧的肯定與熱烈讚揚。
《母親》的人物和素材來自真人真事。1902年，巴赫寧縣索爾漠沃區（現為高爾基市的一部分）的革命工人舉行了五一遊行，遊行的組織者工人紮洛莫夫被捕，他的母親安娜繼續兒子的事業。紮洛莫夫被判終生流放後，在監獄期間，高爾基對他表現了極大的關懷，積極組織為他辯護。1905年，紮莫洛夫從流放地逃回來，專程去芬蘭會晤高爾基。高爾基詳細詢問了他的生活和革命情況。《母親》就是以索爾莫沃的工人運動為背景，以紮洛莫夫母子的英雄事跡為素材寫成的。
小說中的主人公巴威爾，是高爾基精心刻畫的革命英雄。他體現了20世紀初俄國工人階級成長的過程。小說開始描寫了陰森的工廠裏，在資本家的剝削壓迫下，工人過著悲慘的生活。巴威爾的父親就是這樣度過了一生，最後在酗酒中結束了生命。巴威爾本來也會走上父親的老路，但他生活在工人運動蓬勃發展的時代，跟地下黨組織有了聯係，在革命知識分子的幫助下，他迅速找到了獻身於工人解放事業的光明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