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稿
作者：許經勇
20世紀80年代我國經濟體製改革最引人注目之一的是深圳、廈門、珠海、汕頭等經濟特區的相繼建立，而21世紀初，我國經濟體製改革最引人注目的是國務院先後批準全國設立天津濱海新區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等一些國家級的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要深刻認識這兩種類型經濟體產生的曆史背景，就必須回顧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特點及其演變趨勢。從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以及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高度，來認識經濟特區和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戰略地位。
一、經濟特區是“體製外”增量改革的表現形式
創辦經濟特區的思想，經曆了一個發展過程。1979年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勳向鄧小平提出，為了發育新體製，使廣東的發展速度更快一些，設想在鄰近香港、澳門的深圳、珠海以及汕頭興辦出口加工區，鄧小平表示讚同。鄧小平說：還是叫特區好，陝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1984年，鄧小平同胡耀邦等人談話時指出，我們建立經濟特區，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直至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還針對當時對經濟特區性質的爭論，明確指出，特區姓“社”不姓“資”。究其原因，就在於經濟特區是“體製外”增量改革的具體表現。是我國實現由“體製外”增量改革到“體製內”存量改革不可缺少的重要環節。
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是突破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建立充滿生機與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但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是一種嚴密的經濟體製，是不容易攻破的；況且把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等同於社會主義的傳統觀念是根深蒂固的。那麼，如何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呢？單一的公有製經濟是不可能產生市場經濟的，要發展市場經濟就必須發展非公有製經濟。那麼，如何發展非公有製經濟呢？應當指出，從一種製度過渡到另一種製度，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對所有實行計劃經濟體製的國家，要向市場經濟體製轉變，難度是相當大的。這是因為兩種體製的所有製基礎是不一樣的。與單一公有製為基礎的計劃經濟體製不同，非公有製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使市場取向改革能夠取得突破性的進展，我國經濟體製改革選擇漸進式改革方式，即從體製外改革入手，或增量改革入手。經濟特區便因此成為首選的對象。因為經濟特區是以引進非公有製經濟，即外資經濟為主的地區，一般是設置在地理位置比較優越、對外交通方便的港口，同時又應當是傳統計劃經濟體製最為薄弱的地區，即國有經濟比重很低（如廈門、汕頭、海南）甚至是幾乎沒有國有經濟（如深圳、珠海）的地區。在這些地區，非公有製經濟很容易發展起來，受舊體製的束縛與影響較小。從這個意義上說，以外向型經濟為基本特征的經濟特區是“體製外”增量改革的產物。應當這樣看，即在我國改革開放的起步階段，外向型經濟是發育市場經濟的最適宜形式。而經濟特區處於我國改革開放的最前沿，是我國開放層次最高的區域，受政府的直接幹預相對較小，市場經濟的發育就會顯得特別快。經濟特區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殺出一條血路來。”當1992年底召開的黨的十四大確定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深圳、廈門等幾個經濟特區已經基本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成為全國改革開放的“試驗田”、“排頭兵”。
類似建立經濟特區的漸進式改革的本質特征，是在舊體製改革受阻（或阻力很大）的情況下，首先在舊體製周圍培育和發展新體製，爾後隨著新體製發育到一定程度，再逐步深化對舊體製的改革。漸進式改革的最大優點就是容易被大多數人所接受，不會發生劇烈的社會動蕩，有可能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增長的過程中，逐步實現改革所要達到的目標。但是，由於漸進式改革在較長時間內把重點放在“增量改革”上，即發育新體製上，而沒有觸動或較少觸動舊體製，使得許多深層次的矛盾長期得不到解決。我國經濟體製改革演變到今天，漸進式的“增量改革”已大體完成“體製外”戰略，即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今後應當把改革的重點轉移到“體製內”。任何企圖回避體製內改革之艱辛，重獲以往體製外改革之輝煌的舉措，其最好的結果充其量是在原地打轉。我國的經濟體製改革已經進入艱苦的攻堅階段，越來越集中在“體製內”改革，諸如國有企業改革、金融體製改革、要素流通體製改革、城鄉二元體製改革、分配製度改革、社會保障製度改革、行政管理體製改革，等等，而所有這些改革都是相互聯係、相互製約，陷入了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境地。這就提出如何全麵係統、綜合配套改革的新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