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中小企業產品結構與產業升級滯後。我國中小企業大多集中於勞動密集型領域。相當多的一部分中小企業由於生產設備、技術水平等相對落後，自有品牌數量少、品牌附加值低，產品附加值低且同質化的問題十分突出。在產業結構層次上，隨著要素成本的提高，中小企業要素可得性逐步下降，低端勞動密集型產業過度競爭與高端技術密集型產業進入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
第二，世界經濟結構在金融危機的衝擊下進行深度調整，美國等發達國家搶占科技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製高點，另一方麵縮小對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進口，“回歸實體經濟根本”以推進“再工業化”。與此同時，一些新興發展中國家利用比中國更為低廉的勞動力和資源的比較優勢，使中國處於“被主導成熟產業的、低工資的窮國競爭者和主導技術迅速變化產業的、追求創新的富國擠壓在了中間”的尷尬境地。
第三，國內外經濟發展不確定性導致的市場風險。轉型升級是企業發展的內在要求，在宏觀經濟發展環境不佳或企業自身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企業往往不會選擇轉型升級。 在是否進行轉型升級的考量中，市場風險過大是企業考慮最多的因素，製約企業轉型升級的第二大因素是資金投入過大，其潛在的不確定性極大增加了企業風險，使企業難以承受。
從宏觀上來看，中小企業轉型升級的最佳時機是宏觀經濟的探底回升期。這個時期，資產價格普遍較低，中小企業轉型升級的成本相對較小；從微觀上看，單個中小企業轉型升級的最佳時機是企業的高速發展期。這個時期，企業發展自信心強，資金充裕，發展機遇較好，項目較多，中小企業轉型升級的條件較為充分。在當前市場環境下，中小企業轉型沒有試錯的機會，貿然調轉企業經營模式和方向，可能失敗得更快，當前麵臨的宏微觀環境恰恰不利於企業轉型升級。
第四，金融支持力度仍較弱。企業轉型升級，需要有寬鬆的貨幣政策和有力的資金保障。大多數中小企業認為資金投入過大而企業自身的融資能力不足是製約企業進行轉型升級的重要因素，在已開始考慮或準備推進轉型升級的企業中，74.8％的企業都存在著資金短缺。為應對通脹，連續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和控製全年信貸額度使得商業銀行貸款額度緊張，資金成本上升的壓力無疑將轉嫁給貸款者，導致中小企業出現融資困境。銀行對小企業的貸款利率可在基準利率上上浮30％。但實際上小企業的貸款利率，加上評估費提高、擔保費提高及手續費等已經達到8.5％，利率比上年同期增長60％。許多小企業的平均利潤隻有5％—8％，利息成本已經高於利潤率。
在資本市場劇烈波動的當下，中小企業創業艱難、利潤偏低，一些中小企業退出視野，“放貸謀利”自然成了民間資本的一個選擇。以鄂爾多斯為例，在煤炭與房地產之外，民間借貸幾乎成了民間資本的唯一出路，折射出實體經濟投資機會的匱乏。為應對通脹而收緊的銀根，加之扶持力度的不均衡，導致另一部分本就貸款困難的中小企業雪上加霜，“付息借貸”往往成了飲鴆止渴的無奈。
（三）企業家投資實體經濟信心不足
Cyert和Marc（1963）指出，企業的抱負是影響企業實施自主創新從而達成轉型升級的重要因素，而這個抱負水平的高低由企業文化以及企業家創業精神等因素的決定。大量中小企業和居民熱衷於放貸的資本活動，凸顯了民眾對於投資實業尤其是創辦中小企業的信心缺失。而浙江省一項統計更讓我們感覺到企業家信心的缺失。浙江省注冊資本在1000萬元以上的企業家有24％已經辦完移民手續，還有32％正在辦理。另有調研顯示，國內個人資產超過1億元的企業主中，有27％已經移民，有47％正在考慮移民。招商銀行（2011年私人財富報告）顯示，個人資產超千萬元以上的人士中有60％已經完成投資移民或有相關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