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難說多讀書好，還是少讀書好。這取決於書的質量和讀書者的思考。
在讀書多和讀書少的人當中，聰明人和傻瓜的數量同樣多。
林黛玉作詩比曹雪芹作得好，因為她的詩作風格集中，且“思無邪”。
“吃一塹，長一智”，這話不適於寫作，作家一般是“吃一智，寫一塹”。
在農村時，生產隊長指著桌上的半瓶白酒稱讚不已，說酒這個東西太了不起了。若在瓶裏，十年八載也無事，若進了人肚裏，就要翻天覆地了。
我覺得此話妙極。
瓶飲酒不醉，人飲酒輒醉，這和一些震撼人心的作品正相反。在作者肚裏還平靜，一寫出來就不一樣了。
有些人的糊塗（不是劉墉那樣的偽糊塗），會寫出好作品來。總有些事畢生也弄不明白，就在文章裏襯出了作者的可愛甚至可親。
在文學藝術作品中，反映無賴生活或無賴意識，有兩個時期，那就是明末和當今。
文藝作品中的無賴意識，含義有二。一是百無聊賴，頹唐到了一事不為的程度，又不甘心。二是潑皮牛二和西門慶式的刁蠻專橫，一種反社會傾向。
在作品的反映上，亦有二。以無賴為主人公，這是一。宣泄作者的無賴情緒，這是二。
就作者而言，無賴情緒是由無奈轉成的，既是對純潔文雅的反動，也是自我心境的返照。
這種作品以小說、詩歌和流行歌曲為甚。小說中的尖刻調侃，詩歌中的反理性反傳統，流行歌曲中的誇張強悍，均為一派無賴境界。
這種意識的產生是理想主義的破滅，它的後果是一代嬉皮士的誕生。
搞當代文學的人不妨單辟一章，稱為“無賴文藝”。
若讓蜜蜂來弄文學，它大多不會寫蟄人的篇章，因為這會失去生命的。
到過巴黎的人說，在那裏，衣食之類無須排隊，但在畫展之前，卻有著令人望而生畏的長隊。
這個人還說，一群七八歲的孩子在極高級的美術館裏，用蠟筆臨摹高更的油畫。
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巴黎將永遠巴黎下去，我想。
現代的文論家勞什柏格說：“當你麵對一幅新畫，而內心沒發生某種變化。那麼，或者你是個不可救藥的傻瓜，或者這不是一幅好畫。”
如果他說得正確，那麼世上傻瓜多而好畫少。
人們為了避免淪為傻瓜，便拚命把一切不理解的作品都恭為好畫。這樣，則好畫多而傻瓜少。
這是畫的不成熟，也是人的不成熟。
現代藝術的不幸之一，是作品必須有讀者（聽眾、觀眾）的吹捧（認可、首肯）才行。
這就難以避免“皇帝的新衣”。
現代藝術家需要傳播媒介的反應，就失去了米開朗基羅創作時的平靜心態，於是失去了米氏的偉大。
我不同意勞什柏格的話。
把讀者或觀眾帶入與他們的生活極相似的環境中，然後一一指出其生活的不幸，這便是一種了不起的作品。
不幸更多的不是什麼受到欺淩，而是一種人性的歪曲。譬如庸俗便是一種大不幸，一種無法覺察其不幸的不幸。
藝術和上帝的另一個相似處在於同樣不容忍創造奇跡。
藝術傑作至多可以說是不經意之作或者嘔心瀝血之作，絕無奇跡之作。
“文以載道”是中國人的說法，說文章不僅要（甚至必須要）闡揚某種主義，甚至也包括自己的人格在裏邊。這從唐之韓愈開始，到宋明達到頂峰。
在西方，“文以載道”的是貝多芬、羅曼·羅蘭等，人們不僅稱讚其作品，也稱讚其高尚的人格以及作文與做人的一致性。
人們說貝多芬偉大的內心世界，但無人說莎士比亞偉大的內心。因為莎公本人並不偉大，他隻客觀描寫生活。
和“文以載道”這一名言相反的是恩格斯引用過的一句話：“作品的政治傾向越隱蔽越好。”
說來說去，文章載不載道都可以寫得好或糟。
哥倫布的文學水平並不高，顯得呆板，但也能顯示當時崇尚的樸實有力的文風。
他在致桑切斯的信中說，“這個島（巴哈馬島）上有利於健康的大河交織，有的樹在開花、有的樹在結果。”
這種描寫便具有時下所說的張力，天真可愛。
一種獨特的文化，往往是在一種封閉的環境中成熟起來的。隨著交通、經濟的發達，也伴隨著一統文化的普及，原來的文化就被融合或消散了。
在陝北，閉塞得“不知有漢，無論魏晉”，而那裏的民間藝術則非常燦爛，一是沒有別來文化衝擊，二是因流傳不出，也無法散失，成為優勢文化。
那裏的剪紙、鞋墊和玩具，都被認定是有世界水平的。那裏的信天遊也真摯、鮮明和有力量。如戀愛：“叫聲哥哥摸摸我，渾身上下一爐火。”如描寫情郎：“站起來好像一炷香，走路好比風擺浪。”寫癡情：“懷抱人頭手提刀，舍下性命和你交。”再如寫情愛：“隔著玻璃親嘴饞死個人。”
這些意象、情感和手法，真令人歎為觀止。
我同時閱讀兩位畫家寫的書，東山魁夷的《與風景對話》和高更的《諾阿諾阿》。
東山魁夷在無宗教的狀態下尋找宗教，因而靜謐。高更在有宗教的情狀中拋棄宗教因而紛繁。
高更因紛繁而熱烈，心態是焦灼的。東山魁夷因靜謐而妥帖，心態是平和的。
東山魁夷原本是焦灼的，而高更原本亦平靜。
此間變化不止是東西方文化的差異，也不止是宗教的，亦不止是人性的，還有人生道路的問題。
我看中國小說，無非清、濁兩種，無論從寫法、旨趣、題材、作用等方麵來說。
《閱微草堂筆記》是清，《聊齋誌異》是濁，《紅樓夢》和《三國演義》是清，《金瓶梅》與《水滸傳》是濁。《阿Q正傳》是濁，《邊城》是清。清清濁濁，互相依存，直至現今。
諾貝爾獎得主索爾·貝婁在談到德萊塞時，說他的成就賴於笨拙和單純，從而給美國文學以巨大貢獻。
笨拙和單純是一體化的，換言是反學院化和技巧的。這是產生史詩的條件之一，我以為。
馬克·吐溫是聰明而單純的，而巴爾紮克是笨拙而複雜的，老托爾斯泰是聰明而複雜的，這些都可造就闊大雄渾。
我們日下的文學，大多隻是單一的聰明、單純或複雜。
寫情書能連續寫上三年，比上大學中文係或讀小說刊授班收益都大，距詩人已不遠矣。
剽竊就是太喜歡原作而太不喜歡原作者的名字。
大海之壯麗，是它那種平緩的闊大。這令畫家和詩人極其無奈，難以表現，因為太簡單了，又在簡單之中變化無窮。
“九級浪”一類的畫，絕然畫不出大海，至多畫出人的內心紛爭。
人們早晚成為廣告的俘虜，這也許是信息時代的一個特征。住在都市裏，信息全都被傳播媒介壟斷了，從就業指導到選購奶粉，全由廣告無孔不入地告訴你。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