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托邦，就是“理想中的最好的國家”。它是人類文明中偉大的思維實驗。
烏托邦一詞的來曆
烏托邦(Utopia)本意為”沒有的地方”或者”好地方”。延伸為還有理想，不可能完成的好事情，其中文翻譯也可以理解為”烏”是沒有，”托”是寄托，”邦”是國家，”烏托邦”三個字合起來的意思即為”空想的國家”。
《烏托邦》一書是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托馬斯。莫爾的不朽巨著，用拉丁語寫成，書的全名原為《關於最完美的國家製度和烏托邦新島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書》。 這部書是1515－1516年他出使歐洲時期，用拉丁文寫成的。烏托邦的原詞來自兩個希臘語的詞根，”ou”是”沒有”的意思(一說是” 好”的意思)，”topos”是”地方”的意思，合在一起是”烏有之鄉”。
莫爾本人的烏托邦是一個完全理性的共和國，書中描繪了一個他所憧憬的美好社會，那裏一切生產資料歸全民所有，生活用品按需分配，人人從事生產勞動，而且有充足的時間從事科學研究和娛樂，那裏沒有酒店、妓院，也沒有墮落和罪惡。大家穿統一的工作服，在公共餐廳就餐，官吏由秘密投票產生。在戰爭時期它雇傭臨近好戰國家的雇傭兵，而不使用自己的公民。莫爾本人是一個信仰很深的人。他曾經想過做牧師，他的小說可能受到耶穌會的影響。
在《烏托邦》中，莫爾首次用”羊吃人”來揭露罪惡的”圈地運動” (這一提法被馬克思多次引用)，並提出了公有製，討論了以人為本、和諧共處、婚姻自由、安樂死、尊重女權、宗教多元等與現代人生活休戚相關的問題。他創造了”烏托邦”一詞，開創了空想社會主義學說，其思想也成為現代社會主義思潮的來源之一。
發展曆程
烏托邦是人類對美好社會的憧憬。 烏托邦是人類思想意識中最美好的社會，如同西方早期”空想社會主義”。西方一位學者提出的空想社會主義社會：美好、人人平等、沒有壓迫、就像世外桃源。烏托邦式的愛情也是美好至極的。
烏托邦主義是社會理論的一種，它試圖藉由將若幹可欲的價值和實踐呈現於一理想的國家或社會，而促成這些價值和實踐。一般而言，烏托邦的作者不認為這樣的國家可能實現，至少不可能以其被完美描繪的形態付諸實現。但是他們並非在做一項僅僅是想像或空幻的搬弄，就如烏托邦主義這個詞彙的通俗用法所指的一般。如同柏拉圖《理想國》（Republic）（它是最早的真正烏托邦）中所顯示的，通常某目的是：藉由擴大描繪某一概念（正義或自由），以基於這種概念而建構之理想社群的形式，來展現該概念的若幹根本性質。在某些其他的場合，例如摩爾（Sir Thomas More）的《烏托邦》（Utopia，1516），其目標則主要是批判和諷刺：將烏托邦中的善良人民和作者當時社會的罪惡作巧妙的對比，而藉之譴責後者。隻有極少數的烏托邦作者––貝拉密（Edward Bellamy）的《回顧》（Looking Backward，1888）即是佳例––企圖根據其烏托邦中所認真規劃的藍圖來改造社會。就其本質而言，烏托邦的功能乃是啟發性的。
直到十七世紀之前，烏托邦一般均被置於地理上遙遠的國度；十六與十七世紀歐洲航海探險的發現，使人們大為熟悉這個世界，因而使此一有用的設計銷聲匿跡。自彼時起，烏托邦所處的空間或移到外太空（十七世紀開始有月球之旅）、或海底（像經常發現的傳說中沈沒於大西洋的大陸文明）、或者地殼底下的深處。然而漸漸地烏托邦就由空間的轉置變成時間的轉置，這一進展最初是由十七世紀的進步觀念所鼓舞，之後則被李爾（Lyell）的新地質學和達爾文（Darwin）的新生物學中钜幅擴張的時間觀念所鼓舞。烏托邦不再是較好的空間，而是較好的時間。威爾斯（H。G。Wells）乘著他的時光旅行家航向數十億年後的未來，史德普頓（Olaf Stapledon）在《人之始末》（Last 。 First Men，1930）中，則用二十億年的時間比例來表示人類朝向全然烏托邦境界的攀升。
從空間到時間的轉置也使烏托邦中產生了一種新的社會學的現實主義。烏托邦此時被置於曆史中，然而無論距離烏托邦的極致之境是何等遙遠，它至少可呈現出：人類或許是無可避免地正朝向它發展的光景。十七世紀科學和技術的聯結加強了這個動向，例如培根（Bacon）的《新大西洋大陸》（New Atlantis，1627）和康帕內拉（Campanella）的《太陽之都》（City of the Sun，1637）中所表現者。隨著十九世紀社會主義（它本身即深具烏托邦色彩）的興起。烏托邦主義便逐漸變成關於社會主義之實現可能性的辯論。貝拉密以及威爾斯的烏托邦（《現代烏托邦》〔Modern Utopia，1905〕）皆是為正統社會主義辯護的有力著作；但是摩裏斯（William Morris）則在《來自烏有之鄉的消息》（News form Nowhere，1890）中提出了另一種吸引人的說法。這個異種的替代說法乃因“反烏托邦”（dystopia 或 anti utopia）的發明而出現，此乃對所有烏托邦希望的逆轉和猛烈的批評。這個觀念由巴特勒（Samuel Butler）反達爾文主義的《烏有之鄉》（Erewhon，1872）一書所預示，而在1930和1940年代達到了頂點，尤其表現於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和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1949）這兩本書中。在這暗淡的年代裏，隻有史基納（B。F。Skinner）的《桃源二村》（Walden Two，1948）維護烏托邦的火炬使之不熄。但是烏托邦主義卻在1960年代強而有力地複活，例如像馬孤哲（Herbert Marcuse）的《論解放》（An Essay on Liberation，1969）這樣的著作；而在未來學和生態學的運動中也可見其蓬勃的生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