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鳳對於戰局的分析，確實是正確的，但對陶侃的策謀，他卻毫無所查——這也正常，在情報並不完善的前提下，他若還能事事料敵先機，那簡直都不是千古名將，而是妖人了，況乎錢士儀即便名將、名參謀也還算不上呢。
與錢鳳考慮的正好相反，陶侃就擔心柴桑水軍先發來攻，而王敦遲一兩日落於其後。因為他自知水麵作戰，己軍要弱於晉軍，則即便能夠先摧破沈充、王應，歇不一二日便要以受損之船再迎戰王敦，勝算實在渺茫啊。
這不比在陸地上，從武昌到蕪湖，千裏之遙，我先勝一場後有充足的時間休整——船行順流而下，那可是快得很的。
因此陶侃事先便在從柴桑到蕪湖之間的長江北岸，密布堡壘，以狼煙作為訊號，隨時彙報敵軍的動向。當聽先從武昌方麵開來無數大船，複彙合了柴桑水軍，一並東下後，陶士行不禁仰而笑：“此佑我華也！”
他這時候正在蕪湖跟沈充對戰，但是沈士居純取守勢，水陸相互策應，防禦得極為嚴密——如其先前所言，要為王敦阻遏華舟十日，看起來是完全辦得到的。隻是陶士行也並沒有全力攻打，他要等的正是武昌方麵的晉軍水師主力。
——若不先摧破武昌的舟船，即便我打垮了當麵之敵，直取建康，又有什麼用呢？王敦數日後便將浩蕩來援，而我軍才能渡過多少去？真當建康徹底不設防，輕鬆可下哪？鄧嶽可還守在石頭城呢。
當即下令，燃烽，依計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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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王敦會合了王應，有樓船二十餘艘，蒙衝、鬥艦數百，其餘走舸、艇千餘之數，這甚至有可能在整個世界上，都屬於排位前三的水麵力量——若論江河之軍，則必居首位。
但這並非空前——想當初東吳禦晉之時，據在長江上有大舟船約五千艘，乃是自漢末荊、揚相爭以來，將近一個世紀，陸陸續續積攢起來的。而等晉滅吳後，南北統一，不必要再在長江上維持那麼強大的水麵力量了，戰船遂逐漸毀棄，要等王敦南渡後，才重新收拾、整頓，前後不過十來年，加上物資相對匱乏，乃不能恢複東吳極盛時之貌。
然而，以之對敵華人的巢湖水師，已是綽綽有餘。
王敦原本對王應、沈充聯手，且前後夾擊，摧破巢湖水師，便有一定信心，但錢鳳規勸他，且不王應、沈充之能，未必是陶侃的對手，即便獅子搏兔，也當用盡全力啊。唯有合兵東向，才有必勝之算，否則萬一前軍遭受挫折，導致建康危殆，再懊悔就來不及了。
尤其是武昌的水師主力，東行則可左右戰局，西進卻作用不大。要知道荊州的膏腴之地，皆在江北，雖有漢水縱貫，終究淺窄，不便樓船馳騁。荊襄之地用兵，必須水陸相配合，而咱們雖在水麵上占據絕對優勢，陸軍素質卻遠不及華人，難求必勝之策。還不如全師押上，先破陶侃，再挾勝利之勢往救荊襄，才有希望收複失地，將華軍逐退至荊州之外。
於是王敦即先以三艘樓船並排為先導，以舟夾雜其間，作為警護，大軍浩浩蕩蕩沿江而下。從柴桑到濡須口，千裏之遙，無須停留宿營，數日便至，而蕪湖方麵燃起的狼煙也可以瞧得清清楚楚了。
狼煙所通報的訊息是：華人舟師主力已至，正與我軍激戰，我軍尚且未露敗相。
王敦的位置是在全軍正中，端坐樓船之頂，聞報不禁笑道：“陶士行不過爾爾，竟連沈士居都不能遽破，況乎我百櫓千帆，蔽日而下啊？”
錢鳳在旁邊提醒他：“明公慎勿輕敵，臣料陶士行為此不智之舉，必有謀算——或將於濡須、春穀之間設伏，以待我來。”
王敦不以為意，仍然笑著：“江麵之上，一望無際，如何設伏啊？且眾寡懸殊，即便他及時掉頭，以全師來逆，吾亦不懼。”頓了一頓，又道：“陶士行雖為南人，其於江上操舟，或不甚熟，亦未可知。”
南人擅舟楫，但不是凡南人都能乘船乃至操舟的，況且指揮水軍作戰和個人水性之間，也無必然聯係。王敦自居柴桑，後徙武昌，控扼長江中遊以來，一直把水軍牢牢地捏在自己手中，即便當年陶侃、周訪西進以討杜曾等流寇，他們也沒有水上艦艇的直接指揮權。或許因為如此，陶侃才錯估了自己的實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