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詩歌能夠成為我們所稱道的“傳統”，在於古代詩人具有不息的創作機製，這樣的機製同樣會在現代中國體現出來。古典詩人“創造”了古典傳統，對於現代詩人而言亦然，正是現代詩人的創造，使新詩形成自身的傳統。“新詩的精神端在創造。因襲的，摹仿的，便失掉他底本色了。”新詩傳統之於古典詩歌傳統，是創造精神的接力，是不斷生成的文學傳統的變遷，亦是傳統創造性的轉化。兩者有同質的成分，也更多異質的基因。
傳統的生成受到時代、環境與社會的製約，與古典詩人不同的是，新的時代、生活將現代詩人帶到了一個曆史的關節點上：他們麵臨著對等性、異質性的古典傳統與外來傳統激烈而全麵的衝突，而二者碰撞與動蕩過後必然產生新的格局。艾略特在論述傳統時曾用一個化學實驗來打比喻，即當一根白金絲放到一個貯有氧氣和二氧化硫的瓶裏去的時候，本來是兩個互不相幹的事物，因為一個白金物的加入而化合成硫酸，新化合物中並不含有一點兒白金。詩人的心靈就是一條白金絲。由艾略特的論述可以聯想的是，富有創造力的現代詩人的心靈均是閃閃發光的白金絲，正是現代詩人們心靈的智慧，創造出了與母體既有聯係又有區別的新詩傳統，中國文學傳統的變遷也得以不斷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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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典型的精神現象或產品，好像新生嬰兒分娩一樣，脫離母體的同時也是贏得新生的關鍵。新的文學樣式、內容、風格的形成，是逐漸孕育而成的，它們見證了衝出古典傳統重圍的曲折曆程。既然離開了母體，就意味著新的可能。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現代詩人在傳統的重重壓力麵前，左衝右突，或直接襲用古代的“翻新”模式，或從傳統的邊緣突圍，以圖創造性轉化，但因方式、途徑各異，所得的結果也是迥然不同的。當然，不同時期的這些詩派“翻新”的模式有異，多少反映出詩人們創造的能力與手腕。
現代詩人到底占據了什麼樣的曆史位置，這需要通過比較才能更好地凸顯出來。在晚清不得不正視世界格局這一去中心化的曆史進程中，中國與世界構成新的對話關係，中國詩歌在既有的封閉性軌道運行中，不得不正視另一個陌生的異域空間，一個比自己熟悉的地盤更為遼闊的空間。被強行打開的國門，很長一段時間都在絡繹不絕地迎接著異域的精神火種，文學傳統內部固有的運行規則得到了根本的逆轉。比較一下晚清的“宋詩運動”與受“宋詩”原型影響的白話新詩，便可略知一二。“宋詩”是中國古典詩歌傳統中自我否認的“反傳統”文化原型，在現代詩歌中，這一原型廣泛而又深入地對各種詩潮有過潛移默化的影響。晚清的“宋詩運動”，五四初期的白話新詩，以致白話新詩之後的不同詩派都有“宋詩”原型的曆史影子。下麵主要通過比較不同時期詩歌裏的“反傳統”來展開論述。
“宋詩運動”是清末同治、光緒年間詩歌創作界裏的一股潮流，主要詩人有陳三立、鄭孝胥等人，影響甚大，曾有“同光體”之稱。這一詩派沒有以唐詩為摹本，而以宋詩為宗。他們作詩素有多“苦語”、“不肯作一習見語”，強調“澀硬”的詩風等特征。這是有內在原因的。魯迅曾斷言，“我以為一切好詩，到唐已被做完”這句話對後繼的詩人們來說顯得相當現實而又殘酷：怎樣接著做才能解決自身的“失語”問題？在包括語言、結構、情感、題材處於類型化的文言舊體詩歌體係中，講究感性、推重人倫、強調格律為維度的一脈舊體詩已達到某種巔峰，它構成一種巨大的曆史壓力，一個直接的結果是逼著後續詩歌潮流開始了自我矯正與疏離母體的新航向，如宋人以文為詩並以詞為重，元以曲為文學之正宗，明清的白話小說大行其道……在異常強大的古典傳統麵前，“同光體”詩人麵臨創新的巨大壓力，其創新的途徑是回溯曆史虛擬“宋詩”的時代，模仿江西詩派企圖化腐朽為神奇，進而尋找自己在詩史上的位置。但遺憾的是，晚清宋詩運動的詩人們，不幸為古典詩歌的殿後，無意中充當了尾巴上的一個休止符。——古人留給他們一代馳騁才華的空間已經不大，剩下的創作領地已十分狹窄，這樣“翻新”式的創作，在慣性的軌道內循環，難以脫離作繭自縛的困境，因此在新傳統生成的賬簿上進行年終核算時，結果是成績平平。
確實，一千多年詩歌經驗的豐厚積累，已使熟練操作固有形式去寫詩成為一件容易之事，也使創造翻新成為極為艱難之旅。詩的題材、思想、主題、典故都反複老套，詩人運用的意象、隱喻、語彙、句式都嚴重老化，導致的壓力是越到後來越大。晚清宋詩運動的詩人們，出於曆史的局限與對傳統的理解，沒有認清傳統的吞噬能力，依靠笨拙的模仿怎能創新呢？因此，陳三立時常產生“吾生恨晚數千歲，不與蘇黃數子遊”的慨歎，這也算得上是他們整個詩派的命運之聲了。形象地說，他們是回溯詩史，往曆史的深處遊去，這樣是深不見底的，不可能有大的突破，成績平平也就很自然的了。
與晚清宋詩運動起點類似的是胡適等人發起的白話詩運動。持詩體解放論的胡適，為了尋找曆史的依據來支撐白話詩的曆史合法性，“中國詩史上的趨勢，由唐詩變到宋詩，無甚玄妙，隻是作詩更近於作文！更近於說話。近世詩人歡喜做宋詩，其實他們不曾明白宋詩的長處在哪兒。宋朝的大詩人的絕大貢獻，隻在打破了六朝以來的聲律的束縛，努力造成一種近於說話的詩體。我那時的主張頗受了讀宋詩的影響”。在藝術手法上，初期白話新詩主要汲取了宋詩“以文為詩”的傳統，胡適曾有描述：“這個時代之中，大多數的詩人都屬於‘宋詩運動’。宋詩的特別性質，不在用典，不在做拗句，乃在做詩如說話”，“最近幾十年來，大家都愛談宋詩，愛學宋詩”、“宋詩的特別性質全在他的白話化”。他在對同時代人打量後認為“我所知道的‘新詩人’，除了會稽周氏兄弟之外，大都是從舊式詩、詞、曲裏脫胎出來的。沈尹默君初作的新詩是從古樂府化出來的”。如果按這一邏輯，似乎白話詩走的也是宋詩的老路子，也會難免遭遇晚清宋詩運動的厄運。不過，胡適等白話詩人最大的創新之處在於他們是從傳統的邊緣出發，往外走。如果把傳統比喻成一個雞蛋的話，則可見現代詩人的創新往往是從古代傳統的外殼出發，最終衝破這層外殼。可以觀察孵雞的過程，每當雞雛嫩黃的小嘴最先啄破蛋殼時，往往可以看到它們的尖嘴最為靠近蛋殼的邊緣。衝出外殼後，新生命就獲得了更大的選擇空間。——同樣受宋詩影響，為什麼會不一樣呢？是不是陳三立與胡適相比在創新機製上存在天壤之別呢？答案是否定的，與陳三立又一個不同的是，胡適的幸運還在於西方詩歌的樣式成為他新的選擇，使他心靈的白金絲有了觸發的外部條件；外來傳統介入本土傳統的運行，成為一個新的孵化機。正是在異質性、對等化的外來傳統影響下，原有的語言等級觀念被有效顛覆。留學異域並深受世界性前沿詩潮影響的胡適們，其語言觀念得到換代更新，白話自然成為他們突破的最佳入口。
在當時的死活之爭、文白之爭中，都最終落實到了白話身上。不但如此，而且還在提倡白話為寫詩的工具基礎上，一鼓作氣地提出以白話為唯一之利器，為唯一之正宗一說。“總而言之，今後當以‘白話詩’為正體，其他古體之詩，詞、曲偶一為之，固無不可，然不可以為韻文正宗也。”這一點正是白話詩運動的最大突破。從無意的做法到有意的提倡，詩歌出現了完全不同的麵貌，創新的意義也非同凡響。作詩如說話，白話正是說話最為普遍的語言載體，這樣理解宋詩，是對宋詩的另類式闡釋。本來，以白話作詩，在中國詩史上是毫無可疑的，杜甫、白居易、寒山、拾得、王安石、陸遊的白話詩都可以舉來作證，詞曲裏的則更多了。但這些傳統，是從邊緣出發，在邊緣生長的，長期處於被壓製狀態。當陳三立當年還沉溺於以換字秘本的老法脫胎換骨、點石成金時，胡適則從邊緣趕來，以獨特的詩風攪亂了整個詩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