屬於新文學有機組成部分的新詩，是否與新文學一樣形成了自身獨特而鮮明的傳統，看似一個老生常談的簡單問題，卻普遍存在著“誤讀”。最近十餘年，圍繞新詩究竟有沒有傳統，竟又意外地成為一個炙手可熱的爭論點。典型案例是，剛邁過新世紀的門檻，九葉詩派老詩人鄭敏堅持十多年來她對新詩合法性的非議，並以此擴大開來與詩評家吳思敬先生進行了一次關於新詩究竟有沒有傳統的詩學對話，兩人觀點完全對立，緊隨其後的詩評家、詩人就此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比如，朱子慶、野曼等人先後在《華夏詩報》、《文藝報》等上呼應此次對話，首都師範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的一批青年學者，也以筆談或對話的方式紛紛著文參與，一時形成了詩壇的又一熱點。——新詩究竟有沒有傳統，提問的方式看似漫不經心，內容本身也是一個舊問題，卻能引起學界普遍關注，說明百年新詩還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分歧，這些問題的提出，很容易影響人們對新詩整個曆史的基本評價。就新詩在近一個世紀進程中慘淡經營所走過的道路，以及新詩曆史形象，新詩經驗與成就等諸方麵，進行重新打量，對新詩今後的發展是有啟示意義的。
新詩有無傳統，並不是單純關於新詩傳統的問題，還關係到新文學傳統本身，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梳理、闡釋、總結這一爭論以及雙方歧義的學術資源、立場，都是對新文學傳統的重審。本節以新詩有無傳統為個案，切入被誤讀的新文學傳統，實際上也是對誤讀的一種闡釋與關注。對於新詩有無傳統的討論，是否也有“誤讀”產生的溫床，其中哪些是誤讀，哪些是偏見，其原因如何，都有待梳理與係統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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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還是來到討論的現場，在現場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從《粵海風》最先發表的《新詩究竟有沒有傳統？》這一對話來看，顯然是兩個人帶有隨意性的漫談，在談話中，鄭敏認為中國新詩到現在還沒有形成自己的傳統；後來圍繞這一基本立場，她反複重申此點，認為今天新詩的問題，就像一個孩子長大了，但還是半詩盲，一直認為新詩到現在沒有自己的傳統。也許是考慮這些訪談性質的文章不嚴謹，學理性不強，鄭敏再次發表《關於詩歌傳統》，在此文中有所補充地認為新詩沒有自己成熟的傳統，並向新詩界一口氣提出了十個問題。除鄭敏外，附和者朱子慶在《無效的新詩傳統》中則全盤否定新詩傳統。與這極少數詩人、學者的觀點相反，堅持新詩已形成自身傳統的人則占絕大多數，造成人多勢眾的局麵。如老一輩的吳思敬、野曼，中青年學者如李怡、程光煒、臧棣等人。看來，這是一場不對稱的爭論。
當然，在學問求真的向度上，我們不能單純以人數的多寡來定優劣。還必須深入爭論的內部，審視雙方究竟在哪些方麵真正產生分歧，這樣才能認清“誤讀”的源頭。以堅持“新詩沒有形成傳統”的一方來論，鄭敏應該說算得上是一個老而彌堅的老詩人了，在20世紀40年代便有新詩集問世，是九葉詩派的成員之一，數十年來，她與詩為伍，差不多全程參與並見證了新詩半個多世紀曲折的發展曆史，同時她又對西方哲學研究頗深，如果以資曆來算，應該是最有發言權的了。但相反的是，具有詩人兼學者雙重身份的她，卻深刻懷疑新詩的成就，認為新詩走錯或走歪了路。早在1993年，她便對白話詩尋根溯源，發出了她獨特的質疑之聲。在她看來，掀起白話詩文運動的胡、陳，不但他們的語言觀是“陳舊而浮淺的”，而且采取二元對抗思維邏輯，直接的結果是斷裂了偉大的古典傳統，“由於我們在世紀初的白話文及後來的新文學運動中立意要自絕於古典文學，從語言到內容都是否定繼承，竭力使創作界遺忘背離古典詩詞”，這種矯枉過正的思維方式產生了不可忽視的負麵影響。以至到現在五四白話詩文運動餘毒仍在，那就是有幾千年詩史的漢語文學在今天沒有出現得到國際文學界公認的大作品，大詩人。鄭敏此說一出，立刻在學界引起顯著反響。差不多自那時起，鄭敏不斷著文從各方麵指陳新詩的缺失，到後來也就整體上否定新詩的傳統，真可謂步步為營。與從西方裏爾克、德裏達那兒吸收學術資源，自認為是中國解構主義理論的代表而又對新詩不斷發難的鄭敏相比，朱子慶是偶爾客串，他從當下新詩作品入手，從質疑庸詩、劣詩、偽詩進而質疑整個新詩傳統。由此觀之，兩者還是有區別的。特別是對於後者的反駁，也較為容易。因此，問題的關鍵是，為什麼像鄭敏這樣有豐富的創作經曆，有中西哲學背景的老學者，會對自己也曾從事並熱愛過的新詩及其傳統如此貶低呢？其中是否有致命的誤讀存在，其理由又是否真如她所宣言的那樣有力呢？要回答這一問題，我們有必要追蹤一下這一基本立場的來龍去脈。事實上，對新詩以及由此而及的新詩傳統的非難，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差不多自新詩草創始便遺存下來了，也差不多構成了新詩傳統的一部分了。
自胡適、陳獨秀等人力倡白話詩與白話文運動以來，圍繞它進行的爭論可謂汗牛充棟。當時胡適在美國開始嚐試白話詩，便得到朋友們的激烈反對與嘲諷，後來他於1917年在國內發表白話詩時，得到的反對之聲也由此開端，雖然當時陳獨秀說出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的豪言壯語，但事實上這些武斷性質的硬話為新詩合法性獲得的實際意義並不明顯，僅僅憑借個人幾句決絕的話語遮不住彌漫的非議之聲。而胡適本人出於本性小心求證，到處與人往返討論，砥礪切磋，也延長了爭取合法性的時間，他的《嚐試集》就是在層出不窮的爭議中出版的。在出版時對印行詩集的理由，胡適相當謙恭地表示願意接受批評與考驗，貫通了他一以貫之的“試驗”精神與態度。通過在《新青年》等權威媒體上的發表、紙質文本的集中印刷出版，在傳播層麵上提供一種針對性、有效性的閱讀消費，並在作者與讀者之間拓展出一個闡釋空間。既然是試驗的“新產品”，又在社會流通，就進入一個公共闡釋空間。置身這一公共闡釋空間的人自然會有機會、也有權利做出不同的反應。事實上也是如此，從《嚐試集》始，對初期白話詩（或早期新詩）的曆史評價與定位，一直是個聚訟紛紜的話題，最早有林纖、胡先驌、章太炎、李思純、梅光迪、吳宓等人，對白話新詩的曆史合法性進行激烈批判，繼而又有成仿吾、梁實秋、聞一多、穆木天等人，在承認白話而否定“詩”的原則出發，整體抨擊初期白話詩隻有白話而沒有“詩”，即早期白話詩完成了語言工具、詩體形式的轉型，但在審美經驗層麵建樹不多。後來的新月詩派、初期象征派、現代派、中國新詩派等詩歌團體與新的審美因素的彌補，才使新詩不斷在自我否定中走上了“否定一肯定一否定”這一不斷螺旋式發展的藝術軌道。但即使這樣不斷矯正，仍有人不斷質疑，具有代表性的如30年代的魯迅，就認為新詩遠未成熟；60年代時毛澤東在給陳毅的信中認為“用白話寫詩，幾十年來，迄無成功”；直到90年代鄭敏在“世紀末的回顧”中對胡適等人的缺席審判，都不約而同地認為新詩沒有取得最後的成功，不管時間如何推延仍處於嚐試階段。於是新詩的合法性危機一直延續到當下，“從胡適的‘老鴉’，郭沫若的‘女神’到如今中國新詩的近百年的旅途中，雖說新詩從無到有，已有了相當數量的積累和不少詩歌藝術的嚐試，但總的說來，作為漢語詩歌，中國新詩仍處在尋找自己的階段；尋找自己的詩歌人格，詩歌形象，詩歌的漢語特色”。“胡適之先生所提倡的‘白話文’是百分之百地成功了，但是‘白話詩’則未必——至少是還未脫離‘嚐試’階段。”“中國新詩至今、甚至在今後相當的時期內，都可以說還隻是一場實驗運動。”類似的論述還不少，這裏不一一羅列。作為詩歌闡釋共同體內的精英人士，在新/舊、中/外，傳統/現代等二元對立的複雜關係中，仍以二元對立的思維去批判、否定二元對立中的一元，對立的一方反複充任批判的焦點與內定的目標。當然，在新詩史上，為新詩正名和辯護的聲音也一直存在，朱自清、廢名、茅盾、何其芳、卞之琳等人的言論就是其中的代表。——上述爭執或者是針對初期白話詩，或者是整體意義上的新詩，除此之外，對於新詩內部多種審美向度也進行過不少合法性辯難，如20年代詩中“醜的字句”是否合法的論爭；如30年代以智性為維度的嚐試何去何從；如新詩中的晦澀、抽象抒情到底如何估價；如四五十年代新詩如何處理普及與提高的關係，等等，可以大膽斷言，這方麵的合法性辯難也是層出不窮的。值得補充的是，在21世紀初，王富仁先生在反擊當下否定新詩的論調、為新詩辯護時說：“有些人用新詩創作成就的薄弱否定新詩這種文體形式的價值和意義，我認為，這是極不公平的。在任何時代，都是出類拔萃的作品少，而不能傳世的作品多。但隻要將現當代那些最好的詩歌精選出來，我們就會看到，它們在詩歌形式創造的成就上是遠遠超過中國古典格律詩的創作的”，並總結肯定“新詩是有前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