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以來，對於中國現代文學的價值重估問題一直困擾著學界，其中，斷定現代中國文學“斷裂”了中國文學傳統的聲音一直占有相當的分量，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對此的回應雖然不斷出現，但似乎都流於為“斷裂”而掩飾，這樣似乎還不足以直接麵對“斷裂”之說的挑戰，究竟中國現代文學在發生發展過程中存在不存在這樣的“斷裂”，我們又當如何來評判這樣的現象，在紀念五四新文化運動九十周年的今天，有必要認真回答這一問題。
李怡：新時期以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出現了許多值得我們深思和反省的思潮或者說聲音，比較引人注意的是對五四新文學開啟的現代文學的性質、價值取向等的重新認識和估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種估價中，有一種聲音顯得非常突出，這就是五四新文學出現了與傳統文學的根本斷裂。而且，在一些批評家那裏，多次將五四新文化運動與“文化大革命”聯係起來共同作為新文學與傳統文學發生空前斷裂的標誌。這在某種意義上構成20世紀90年代後現代文學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個主流的聲音。這種聲音到目前，已引起許多研究者的注意，並不止一次對其進行質疑，表明了不同的態度。但與斷裂論聲勢如潮的景象相比，質疑和回應的聲音還顯得很微弱，力量不夠。
毛迅：這個問題不解決的話，中國現代文學甚至整個新文化運動的合法性及存在根基將變得晦暗不明，令人生疑。僅僅從對現代文學學科的自我維護目的出發，即為了對現代文學學科本身負責，我們也應該對這個問題進行重新反思。斷裂論的這種武斷和隨意性可能從另外一個層麵完全遮蔽了新文化運動發展的一些本質。新文化運動以來延續了這麼多年，現在一下要把它徹底摧毀掉，那麼，我們如何能夠退回到新文化運動以前，這種可能性存在嗎？從時間的層麵看，曆史不可能退回去。而從內在邏輯的層麵看，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學實際上根本就沒有與傳統發生過真正意義上的斷裂。但這個問題一直沒有得到深思熟慮的清理和分析。因此，對斷裂論回應的聲音總是顯得柔弱，不足以與之抗衡。
李怡：這裏有一點必須要認識到，很明顯，過去有一些長期從事現代文學的學者對斷裂論還是有一種本能的反對。但是，他們的回應的力量很弱小。原因在於，他們往往簡單地用不斷裂來對抗“斷裂”。有人提出，我們的新文化和新文學與傳統文化與文學斷裂了，他就認為沒有斷裂。但他在提出沒有斷裂的同時，卻沒有回答一個文學史和文化史的一個重要現象。的確，現代文學與傳統發生了一些不一樣的改變，而斷裂論者恰恰抓住了這種改變了的形態，在某種意義上誇大了這種改變了的形態或現象，或者說混淆了它改變了的實質。而反斷裂論者似乎又想極力抹殺這種改變。前者誇大了這個改變了的事實，而後者則是有意識地回避了這個改變的事實。因為他們沒有找到描述這種改變的更好的方式或概念。我們既要承認這種改變，同時又要證明這種改變是有意義的，並不是簡單的一種文化上的斷裂。
毛迅：從這個意義上，重新提出這種反思，同時在闡述我們對這種現象的看法時，找到一種更新、更有力的敘述方式，在今天顯得尤為必要。
李怡：對於“斷裂論”，從學術史的角度去尋找其根源，我認為有幾個因素值得注意。首先，近代以後，從中國文化自身的轉型來說，它承受了來自西方強勢文化的擠壓，這種擠壓不僅是曆史事實上的，同時更重要的是它構成了我們的心理事實，從心理上承受了許多西方文化的擠壓。在這種情形下，如何看待自身的力量，看待自身文化的發展規律，也就是說，在承受了如此大的心理擠壓的情況下我們能否準確描述出外來的文化與我們自身發展之間的關係？這是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第二，進入到20世紀90年代後，整個中國文化界有一種很自覺的對80年代比較明顯的西化的批判和檢討，這一學術思潮對於知識分子的思維方式和主流話語產生重要影響。我們看到，90年代後如新儒學的思想得到廣泛傳播，以及海外漢學尤其是美國的漢學界，在他們的立場對中國新文化也提出了一個加強對傳統文化接受的問題。
毛迅：它實際上成了學界反思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貌似合法的主流話語，一種權威判斷。一旦我們講到現代文學及現代文化，斷裂論就成為一個對整個新文化進行徹底批判的理論起點，一種習慣姿態：五四新文化成為與傳統斷裂的邊際，也是一個標誌。而這樣一種斷裂論，其表麵形態上的合理性，或者說現代文學研究界對其回應的軟弱無力，使得它已經成了一個被固定下來的知識，形成了一個普遍的誤導，而其背後的若幹的理論問題，無論斷裂論者還是反斷裂論者皆沒有對其進行清理和反思。
李怡：其可怕性就在於此。它已經成為青年一代關於五四新文化運動及新文學的知識構成。
毛迅：我們今天就是想再次對這個基本上要固定為知識的論點——其內在的缺陷甚至是邏輯上的錯誤進行清理和反思。其實，斷裂論及後來衍生的失語症、西方單向影響說等，其邏輯上存在許多問題。首先，傳統實際上是連綿不斷的，就像艾略特所說，它是一個不斷累積的過程，就像河流的運行，它不可能被人為地徹底斷裂，斷裂了就是沒有了。即使是修三峽大壩，也隻是將長江阻隔了一下，不可能將其徹底消失，長江仍然是長江。傳統這條大河，實際上不斷有新的河流新的支流的彙入，然後進入一個新的廣闊的世界性的海洋，它是不斷彙入、融會和發展的過程。
李怡：這個比喻非常形象。拿我們長江、黃河來說，從其發源地到彙入東海黃海，這整個可以來說明我們的傳統。從發源地到入海口，構成了滔滔不絕的傳統之河，中間經過許多不同地形，形成不同的狀，但是，其源頭和終點是不變的。在這個過程中，肯定會有其他的河流其他的水源彙入，像長江中途就彙入了金沙江、岷江、嘉陵江等，它們是構成長江的主體水流的有機組成部分，換句話說，如果沒有中途這些水源的滋養，長江依然是長江，而有了這些水源的滋養，長江並沒有變成黃河。因而，傳統它是一個延續不斷的自然過程，不是簡單的可以人為截斷的。在曆史上，黃河經曆了多次改道，這是基本事實。但是無論黃河怎麼改道，我們關於黃河的描述都是關於黃河的曆史事實。同時，如果不進行彙入支流，黃河不改道，更不能叫河流。像河流一樣的傳統，從古至今，綿延不絕，到今天還在滔滔不絕流動這一事實，在這個意義上，變化——一定的變化本身就是傳統的自然的內在需求。
毛迅：也就是說，彙入、吸收，這樣才能保證傳統之河流得更遠。從傳統之河的界說，我們引出了一個新的問題，傳統實際上是一個不斷生長著的有機體，其生長過程中不斷有新的元素加入。從世界文化史發展史看，具有世界意義的文化，它都有一個向外融會、生長的過程，如璀璨的古羅馬文化就融會了古希臘文化，英格蘭文化是融會了盎格魯一撒克遜文化，並融會凱爾特文化、古羅馬和羅曼文化的結果。今天的美利堅文化則幾乎是在英格蘭文化的基礎上融會所有世界優秀文化的結果。它不是凝固不變的，總有新的元素加入並一直在有機地生長。那麼，就拿中華民族自身創造的燦爛文化來說，它的形成也不隻是一個單調的最原初的所謂中原雅音這樣一個單一的聲部，而是由華夏文化、楚湘文化、河姆渡文化、巴蜀文化等許多區域性文化元素的不斷加入而構成的。再加上少數民族的交往如西域、北狄、北域文化等新元素的彙入才使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成了一部豐富壯麗的交響樂。
李怡：的確，在文化發展的事實上，每當在自己的文化發展過程中有機地融會了其他新的文化因素的時候，中華民族的文化就顯得非常的強勢和有力。比如，唐代對各種新的文化因素包括當時的西方——西域文化的開放性吸納和部分融合，形成了中國曆史上少有的盛唐之勢。這也就有力地說明了，傳統自身是如何通過對其他文化的融會來保存自己的生命力，從而成長壯大。一種民族文化形態它要取得世界性的認同，它就是要不斷地在融會中生長。這是文化本身生長、發展的邏輯。它隻要不凝固，不死亡，它就會不斷尋求生長的可能。那麼，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產生以後，它與傳統文化的關係，仍然是一種生長、發展、融會的關係，並不是對傳統的斷裂。事實上，回推到五四前的那些曆史階段對外來因素的吸納，我們都認為其是中國文化。而五四以後，為什麼一些新融會的文化因素進來之後這段文化反而就不叫我們的傳統文化？而叫斷裂？這顯然是荒謬的。傳統作為一個生長著的有機體，它要沿著其內在動力或者是指向發展的話，這自然引出另外一個話題，同樣看到斷裂論的邏輯矛盾。這就是，傳統一旦形成了傳統的一種形態的話，它就形成了自身的內在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