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盡管不是普通人，也會經常犯錯。唐高祖李淵能夠吸取臣子的意見，實行勤儉立國和裕民政策，才能使唐王朝的江山得以長久。這個故事教育我們不能忘記節儉的美德，而要使其發揚光大。
第六節 朱元璋誡官不奢
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年），原名重八後取名興宗，濠州（今安徽鳳陽縣東）鍾離太平鄉人，明王朝的開國皇帝。25歲時參加郭子興領導的紅巾軍反抗蒙元暴政，龍鳳七年（1361年）受封吳國公，十年自稱吳王。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在基本擊破各路農民起義軍和掃平元的殘餘勢力後，於南京稱帝，國號大明，年號洪武，建立了全國統一的封建政權。朱元璋統治時期被稱為“洪武之治”。葬於明孝陵。
明朝開國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是位崇尚節儉的帝王。他當了皇帝之後，沒有像有些帝王一樣貪圖行樂，而是仍然過著非常節儉的生活。他經常對臣子們說：“珠玉非寶，節儉是寶。”
有一次，方國珍派人送給朱元璋一個飾滿金玉的馬鞍，朱元璋堅決不收，對來使說：“現在國家還不穩定，所需要的是大批的人才，所急用的是糧食布錦，金銀寶貝沒有什麼用，不是我所喜歡的。”元朝的降將張相昶暗中指使人上書朱元璋，勸他及時行樂。朱元璋看到上書後大怒，將他的書信一把火燒掉了，並且說：“這個人是想當趙高呀！”陳友諒有一張鏤金床，做工極為考究，江西行省得到之後，將此床送給皇帝，朱元璋卻說：“這同孟昶的七寶溺壺有何兩樣？”於是他下令將其毀掉。朱元璋還反複告誡官吏們不要驕奢淫逸。對那些廉潔奉公、勤儉樸素的官吏，朱元璋厚加獎賞，以資鼓勵。大將徐達戰功卓著，但卻從不恃功自傲，一直住在一座破舊的小房子裏，朱元璋就給他蓋了座新宅院，並在院門前立下牌坊以示表彰。而對那些奢侈的官吏，他則嚴加懲罰。
有一次，一個散騎舍人穿了一件十分華貴的衣服在宮中行走，朱元璋看到了，就問他：“這件衣服得花費多少錢呢？”他回答說：“500貫。”朱元璋說：“500貫錢，這足夠一個數口之家的農民一年的生活費用了，而你卻拿來做了一件衣服，如此驕奢，簡直是太糟蹋東西了。”他立即命這個人將衣服脫掉，不許再穿。又有一次，他看見兩個宦官穿著新靴故意在雨中走路，頓時大怒，斥責他們說：“一雙靴子雖是件微不足道的東西，但也都是百姓的血汗做成的。從種棉到成靴絕非一日之功，而你們卻竟敢如此的不愛惜！”說完他下令對那兩名宦官處以杖刑。
朱元璋為教育子孫不忘創業的艱難，還命人把自己的艱難經曆畫在了宮殿裏，並告誡子孫們說：“富貴易驕，久遠易忘，後世子孫長在深宮，隻看到富貴，習慣了奢侈，不知道祖宗起家之艱難，現在你們要朝夕看一看我的經曆，不忘祖本。”
他還規定，他的兒子們如要外出，近的一律步行，遠的也隻能騎馬走十分之七，剩下的十分之三必須步行。他說：“上麵樸素節儉，帝業方可久傳，後世子孫，必須守此法。”有一次，他的兒子們和朱元璋一起外出。朱元璋特意叫手下人帶路，沿途到農民家中一家家地察看，看他們家裏的器具物品和日常飲食。回到宮中後，他語重心長地對兒子們說：“你們都看到了嗎？農民們身不離田地，手不離犁鋤，一年到頭勞作不停，從沒有休息過。可是你看他們，住的不過是茅草屋，穿的不過是粗布衣，吃的不過是粗茶淡飯。而國家的經費卻要全部由他們負擔！所以我特意讓你們知道，以後凡是吃穿住用，一定要想到農民生活的艱辛，要盡可能地使百姓免於饑寒。如果不顧一切，隻知道橫征暴斂，老百姓就沒有活路了！”
“勤儉為治身之本，奢侈為喪家之源。作為人主，當遠聲色，去奢靡，清心寡欲。”這句話不應隻是對皇帝而言，而應所有的人都要身體力行，隻有這樣才可平民保家，保一方平安。
第七節 道光皇帝“力崇節儉”
道光皇帝（1782—1850年），清宣宗，名愛新覺羅·綿寧，後改為愛新覺羅·旻寧，滿族。嘉慶病死後繼位，是清入關後的第六個皇帝，在位30年。死後葬於慕陵（今河北省易縣西）。
道光作為一代君王，不但對國家有著赤誠之心，還是一位“力崇節儉”的帝王。
道光帝素以“節儉”著稱。在民間有關清朝皇帝的傳說中，他從來沒有風流豔事。私家記載他的一些逸聞，幾乎都與“節儉”有關。《郎潛紀聞二筆》雲：“宣宗中年，尤崇節儉，嚐有禦用黑狐端罩，襯緞稍闊，令內侍將出四周添皮。內府呈冊需銀千兩，乃諭勿添。明日，軍機大臣入侍，諭及此事，自是京官衣裘不出風者，十有餘年。”道光帝是否首倡這樣一次“新潮”服裝，並在京官中流行起來，當然無從考訂，不過翻檢一下《清宣宗實錄》的官方記載，他倡導節儉的言行幾乎隨處可見。
道光元年十一月初八，道光帝禦乾清門聽政，頒《禦製聲色貨利諭》。
這是一篇係統論述君王必須崇儉黜華的上諭，首先指出：“聲色之為害大矣”，“為人君者，尤當以禮自防，無為所惑”，“後世子孫，若能體朕之心，法朕之行，成朕未竟之事，造次無忘不邇聲色之諭，即我大清萬世天下臣民之福也”。接著，他說明貢物必須加以限製的道理：“人君不可有私財，有私財必有私事，有私事必有私人，有私人則不為其所愚者鮮矣”，“要在為人上者，知稼穡之艱難，力崇節儉，返本還淳”，“省一分，天下陰受一分之福，於吏治民生，不無小補也”。至於亭台苑囿，他認為如今已有規模，不需要繼續經營，鼓吹興工營作者，“乃我大清萬世之罪人，即應立正典刑，暴白天下”。他號召官員監督皇帝在這方麵的舉止：“我後世子孫，若不遵循舊製，縱欲無厭，或有讒佞熒惑，罔顧是非，當時之滿漢大學士、軍機大臣、都察院堂官暨科道等，即持朕諭，交章進諫”。倘君主不納，就是“甘為祖宗之罪人”，若臣工不犯顏強諫，就是“萬世不忠之臣”。
道光還提出一些比較經典的話，比如：“所謂儉者，宮室必期其卑也，飲食必期其菲也，不欲以一己之奉累天下，以天下之利還之天下”，再比如“行儉貴在一人，不以天下自奉，非概從慳悋也。”所以後來纂修他的“聖訓”時，編者特辟“儉德”一門，專門收入他的這類言論。
他的這些話，並非徒托空言，而是力求身體力行。即位之初，他就下令停福建荔枝貢、揚州玉貢，隨後命減各省方物例貢，發給朱圈貢目，“毋得任意加增”。以後，貢目中的陝甘口外梨貢、兩淮鹽政進貢的煙盒花爆等亦相繼停辦。他雖然十分強調“恪守祖製”，但熱河避暑、木蘭秋獼等清室相沿成習的活動，均因耗費過大、擾及地方而很少舉行。除了每年祭掃祖陵，他很少離開京師。他如停興築、罷南府、撤三山及各園苑陳設等，盡量壓縮宮室的排場，內廷重要節日的進獻、筵宴亦時常傳諭停辦。道光二年正月，諭令皇室婚事“不得以豪華相尚，一概務從儉約，複我滿洲淳樸舊俗”。他對於國用開支似乎也常常在那裏掂量算計，如發兵征討張格爾時堅持製定軍需則例；多次諭令整頓河工費用甚至命吏部製訂議處河工賠項銀久不交納的章程，“纂入例冊，永遠遵行”等等，就是很好的例子。鴉片戰爭時期他之所以一會兒調兵，一會兒撤軍，也與節省軍費開支的主導思想有關。
作為帝王，盡管道光帝也有不妥之處，但他希望通過自己“節儉”的言行，煞住奢靡風習的蔓延，人人都來當安貧樂道的君子，這一點還是值得肯定的。他雖然知道“世變風移”有“不期然而然之勢”，卻仍然執拗地呼喚“淳樸”舊俗的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