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1952年張愛玲與其他作家的交往
1943年春天，張愛玲透過母親黃逸梵娘家的親戚，也是園藝家黃嶽淵的介紹，帶著兩篇小說——《沉香屑——第一爐香》和《沉香屑——第二爐香》，去拜訪《紫羅蘭》雜誌的主編周瘦鵑。周瘦鵑讀後“深喜之”，決定馬上在剛複刊一個月的《紫羅蘭》第二期（五月號）刊出，然因篇幅所限，“兩爐香”分五期，到同年9月刊完。雖然在這之前張愛玲已開始賣文為生，但那是在《二十世紀》英文月刊，賣的是洋文。因此在《紫羅蘭》順利邁出第一步，對張愛玲而言，無疑是極大的鼓舞。從此張愛玲的作品像開了閘的水，源源不斷地發表在上海的主要雜誌上。在兩年的時間內，她發表短、中篇小說共17篇，約26萬字；另外散文有42篇，約15萬字。分別刊登於柯靈主編的《萬象》月刊，《新中國報》（社長袁殊）係統的《雜誌》月刊，女作家蘇青主編的《天地》月刊，周班公主編的《小天地》月刊，《新中國報》副刊《學藝》，胡蘭成創辦的《苦竹》月刊，周黎庵主編的《古今》半月刊和1940年3月在南京創刊、後來編輯部移到上海的《新東方》月刊。張愛玲快速地“占領”了上海灘幾乎所有最著名、最具影響力的雜誌，她成為名噪一時的女作家。
而從1950年3月25日起，張愛玲以“梁京”的筆名在《亦報》連載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十八春》，邊寫邊登，直到1951年2月11日登完。八個月後，張愛玲的另一中篇小說《小艾》在1951年11月4日的《亦報》連載，直到1952年1月24日刊完。不同於《十八春》的邊寫邊登，這次則是她全部寫好，再逐日刊登。同年7月，張愛玲持香港大學批準的申請複學證明，從廣州坐車經深圳赴香港，她離開上海，離開通俗刊物，離開小報，也離開了她的“傳奇”故事。
張愛玲在“上海十年”（1943—1952）的時光裏，其實和其他作家的交往，並不活絡，這跟她的孤僻個性有關。她和這些作家的關係，大都是由於投稿而建立的，也可說是編輯與作者的關係。雖然後來和柯靈、蘇青等人有進一步的交往，但較之有些作家的人際網絡，張愛玲顯得十分單薄。因之在這時期張愛玲的文章中，除了《我與蘇青》一文外，還找不出其他懷友的篇章。唯在最近出版的《小團圓》中，我們看到了一些陳跡殘影。雖然《小團圓》不是自傳，而是小說，但其中真實的成分還是很大。加上與她有過交往的作家的一些陳述，筆者試圖梳理張愛玲在這段時間與其他作家間的互動，甚至想進一步了解她和一些作家後來凶終隙末的原因。但由於資料的搜集無法完整，觸及的層麵無法全麵，隻好有待補缺，並求教於方家也。至於張愛玲與胡蘭成的交往關係，談論者已經很多，故不在此文討論之列。
張愛玲與周瘦鵑
張愛玲的初識周瘦鵑，由於周瘦鵑的識珠，造就了現代文學一顆巨星的冉冉升起。這會麵的過程，周瘦鵑寫了《寫在〈紫羅蘭〉前頭》所謂“編者的話”，連同張愛玲的《沉香屑——第一爐香》一同刊在1943年5月的《紫羅蘭》複刊第二期上，其中寫的當為實情。張愛玲的《小團圓》中，有寫到“湯孤鶩”這個人，明眼人會猜得到他是周瘦鵑。《小團圓》是在兩人會麵的三四十年後寫的，並非實錄，而有著張愛玲的愛憎成分在裏麵。
藏書家謝其章在文章中說：“《小團圓》真實的成分遠遠多於虛構，某些細節對不上，想來也是張愛玲的誤記（或存心誤記），畢竟隔了三十多年，她在美國一個人寫回憶，誰也幫不上她。”謝其章就指出，像周瘦鵑這些事，是既對得上人也對得上事還對得上細節的。他說：“張愛玲但凡對某人沒好感，這個人的容貌便先遭殃，挖苦是免不了的，即使周瘦鵑前輩亦未能幸免。《小團圓》寫到周瘦鵑不足五百字，其中還夾有這樣的話：‘湯孤鶩大概還像他當年，瘦長，穿長袍，清瘦的臉，不過頭禿了，戴著個薄黑殼子假發。’當著禿子不說光，這起碼的人情，張愛玲亦不領，還不必說周瘦鵑是最早稱讚她的編輯。……‘他又並不激賞她的文字’，這也許就是張隻給了《紫羅蘭》雜誌一部稿子的緣故，張愛玲是敏感的。”
張愛玲是敏感的，沒錯。但她後來在《小團圓》中說周瘦鵑“又並不激賞她的文字”，則有失公道。這其中是另有隱情的。王羽在她的《張愛玲傳》中認為，周瘦鵑在續登《沉香屑——第二爐香》時，初登文壇又才情噴湧的張愛玲，曾要求周瘦鵑在一期把該小說刊完，而周瘦鵑卻舍不得一次刊畢，以致雙方產生芥蒂，年輕氣盛的張愛玲從此不再為《紫羅蘭》撰稿了，而找到了柯靈接編的《萬象》雜誌。周瘦鵑在1943年8月10日出版的《紫羅蘭》第五期《寫在〈紫羅蘭〉前頭》中說：“張愛玲女士的《沉香屑》第一爐香已燒完了，得到了讀者很多的好評。本期又燒上了第二爐香，寫香港一位英國籍的大學教授，因娶了一個不解性教育的年青妻子而演出的一段悲哀故事，敘述與描寫的技巧，仍保持她的獨特的風格。張女士因為要出單行本，本來要求我一期登完的；可是篇幅實在太長了，不能如命，抱歉得很！但這第二爐香燒完之後，可沒有第三爐香了；我真有些舍不得一次燒完它，何妨留一半兒下來，讓那沉香屑慢慢的化為灰燼，讓大家慢慢的多領略些幽香呢。”是可得到證明的。周瘦鵑是太喜歡張愛玲的文字的，“兩爐香”共分五期刊登，作為主編的他是有些商業考慮的，但與當時“成名要早”的張愛玲想每篇一次刊完，是立場不一的。或許因為這緣故，張愛玲對最早提攜他的文壇前輩周瘦鵑是不領情，而有些揶揄的。
張愛玲與秦瘦鷗
張愛玲發表於1943年11月的《古今》半月刊的《洋人看京戲及其他》一文極稱讚秦瘦鷗的《秋海棠》，她說：“《秋海棠》一劇風魔了全上海，不能不歸功於故事裏京戲氣氛的濃。……《秋海棠》裏最動人的一句話是京戲的唱詞，而京戲又是引用的鼓兒詞：‘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爛熟的口頭禪，可是經落魄的秋海棠這麼一回味，憑空添上了無限的蒼涼感慨。中國人向來喜歡引經據典。美麗的，精警的斷句，兩千年前的老笑話，混在日常談吐裏自由使用著。這些看不見的纖維，組成了我們活生生的過去。傳統的本身增強了力量，因為它不停地被引用到（新）的人，新的事物與局麵上。”其實在更早的《二十世紀》第四卷第六期（1943年6月），張愛玲就以英文寫了Still Alive談到《秋海棠》話劇的演出，張愛玲說：“還從來沒有一出戲像《秋海棠》那樣激動了死水一潭的上海灘，這是一出帶有感傷情調的情節劇，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以來一直在卡爾登大戲院上演。大多數觀眾一而再，再而三地觀看這出劇，以致能背誦台詞，知道演員要說些什麼。一個藝名為秋海棠的京劇旦角明星的悲慘隕滅，使那些意誌堅強的人也為之一掬同情之淚。這個劇的演出成功招來了一大批模仿者。一時上海同時上演描寫京劇明星私生活和幕後風流豔事的戲劇不下六個之多……”
秦瘦鷗的《秋海棠》小說，自1941年1月6日至1942年2月13日，在周瘦鵑主編的《申報·春秋》上連載，引起相當的轟動。1942年7月，金城圖書公司馬上發行單行本。同年12月，由秦瘦鷗與顧仲彝改編為話劇劇本，由費穆、黃佐臨等導演，石揮、喬奇、沈敏、英子、張伐、穆宏、白文等合演的話劇，在上海連演4個半月150餘場，竟創下話劇界從來未有的票房紀錄。石揮就是因演《秋海棠》成功而紅出來的，並在1943年奪得“話劇皇帝”的桂冠。而1943年12月，張善琨的華影公司出品，由馬徐維邦編導，李麗華、呂玉堃合演的電影《秋海棠》，也隨後推出，票房又打破了紀錄。
雖然秦瘦鷗也在《風雨談》《天地》等雜誌寫文章，與柳雨生、蘇青等人也很熟稔，但目前沒有資料顯示，他和張愛玲有實際的交往。但是張愛玲蠻喜歡《秋海棠》，確是事實。據1945年2月12日《大上海報》柳浪的《張愛玲與潘柳黛》一文中說：“《古今》《天地》等七家雜誌編輯，將與名演員在元宵節義演《秋海棠》於‘蘭心’。女作家張愛玲、潘柳黛亦參加演出，張飾羅湘綺，未知能否勝任；潘飾一老娼子，則頗為適當。”不知是否屬實。除此而外，學者水晶更指出張愛玲的小說《十八春》（後改名為《半生緣》），相當程度受到《秋海棠》的影響。（《秋海棠》中父女相依為命的艱苦生活，為時十八載，與《十八春》的數字更是巧合。）
張愛玲與柯靈、平襟亞
張愛玲與柯靈及平襟亞的交往，起源於張愛玲投稿《萬象》雜誌。《萬象》創刊於1941年7月，由陳蝶衣擔任主編。當時主編與發行人（中央書店的老板平襟亞）合作之初，曾有過君子協定，主編得分享經濟利益。當雜誌的銷售越佳，雙方的矛盾也就越尖銳起來。最後，陳蝶衣拂袖而去，急得平襟亞到處托人推薦編輯高手，唐大郎說：“何不請柯靈出山，準行！”於是平襟亞就找到了柯靈。柯靈是1943年5月開始接編《萬象》的。據柯靈說，同年7月的一天，“張愛玲穿著絲質碎花旗袍，色澤淡雅，也就是當時上海小姐普通的裝束，脅下夾著一個報紙包，說有一篇稿子要我看看，那就是隨後發表在《萬象》上的小說《心經》，還附有她手繪的插圖”。但據平襟亞的回憶：“記得一年前吧，那時我還不認識這位女作家，有一天下午，她獨自捧了一束原稿到‘萬象書屋’來看我，意思間要我把她的作品推薦給編者柯靈先生，當然我沒有使她失望。第一篇好像是《心經》，在我們《萬象》上登了出來。往後又好像登過她幾篇。”學者肖進認為是張愛玲先認識平襟亞，平襟亞對張愛玲亦有好感，就直接負責張愛玲的稿約和稿費事件，兩人接觸頻繁，這也是後來兩人因稿費問題而鬧翻，但沒有影響到她與柯靈之間的友誼的原因。柯靈在1984年寫的《遙寄張愛玲》也肯定地說：“但有一點確切無誤，我和張愛玲接觸不多，但彼此一直懷有友好的感情，不存在任何芥蒂。”從《遙寄張愛玲》觀之，後來張愛玲和柯靈還多有交往：1944年6月，柯靈被日本滬南憲兵隊逮捕，張愛玲與胡蘭成去柯靈家存問並留言，張愛玲並請胡蘭成找日軍要求釋放柯靈。同年秋，張愛玲將《傾城之戀》改編為舞台劇本，柯靈提供了不少意見，又為之居間奔走，將她引薦給大中劇團的主持人周劍雲（戰前是明星影片公司的三巨頭之一）。《傾城之戀》在新光大戲院公演後，大獲成功，張愛玲為了答謝柯靈，送了他一段寶藍色的綢袍料。柯靈拿來做了皮袍麵子，穿在身上很顯眼，導演桑弧看見了，用上海話取笑說：“赤刮剌新的末。”但在經過數十年後的《小團圓》中，柯靈以“荀樺”的麵目出現，不隻讓讀者“震了一震”，簡直不敢相信。謝其章說：“柯靈略去不談罷，雖然他的名篇《遙寄張愛玲》情辭並茂，感動了萬千張愛玲迷，可是《小團圓》裏這七個字‘漢奸妻，人人可戲’，一下子使得這位文壇長者的仁厚麵罩戴不住了，《小團圓》此處真該以‘小說家言’視之，不然，本來悲觀的世界就更加悲觀了。張愛玲說‘荀樺有點山羊臉’，我正好看到一張柯晚年的照片，覺得張愛玲看人準，落筆就準。”而學者高全之也說：“柯靈是否曾在電車上非禮張愛玲，難予求證，也沒有必要考察，重點在作者借此說明‘漢奸妻，人人可戲’的蠻橫惡劣，並且提出‘忘恩負義’的批斷。除非有人能夠提供柯靈曾經激怒張愛玲的其他事證，我們目前隻能猜測祖師奶奶曾經過目柯靈那篇強不知以為知的《遙寄張愛玲》。”
平襟亞在《記某女作家的一千元灰鈿》文中回憶說：“她寫信給我的本旨，似乎要我替她出版一冊單行本短篇小說集。我無可無不可的答應了她。”1943年8月《雜誌》的《文化報導》欄，有這樣的預告：“張愛玲之《香港傳奇》短篇小說集，將由中央書店出版。”柯靈在《遙寄張愛玲》中也回憶說：“不久我接到她的來信，據說平襟亞願意給她出一本小說集，承她信賴，向我征詢意見。”柯靈給張愛玲寄了一份中央書店的書目，中央書店當時是靠“一折八扣”起家的，言下之意，是要她婉謝垂青。而平襟亞在同年9月15日的《海報》上，以“秋翁”之名，發表《張愛玲之創作》談道：“繼以《心經》一稿投《萬象》，同時投函及予，曾數次約談，且以未刊稿三篇及已刊小說七篇，要求予代出單行本，複以紙貴如金箔，未成議。予將《傾城之戀》及另一篇長稿，退還愛玲，留下《琉璃瓦》一篇，備《萬象》登載。”《萬象》在1943年8月、9月刊出《心經》（一）、（二），11月刊出《琉璃瓦》；1944年1月起則刊登連載小說《連環套》，至6月連載六期就“腰斬”了。同年8月15日張愛玲的小說集《傳奇》改由《雜誌》月刊社出版，大受歡迎，出版四天就再版，一時之間洛陽紙貴。8月18、19日，平襟亞在《海報》上發表《記某女作家的一千元灰鈿》，認為張愛玲寫《連環套》時，多拿《萬象》一千元而不予供稿。學者肖進認為稿費事件發生在5月份，而平襟亞直到8月份才提出，顯係見到張愛玲的小說集大賣，一筆到手的生意泡了湯，因此遷怒於張愛玲，於是隻有借助一千元灰鈿事件來做文章，不僅在小報上大罵張愛玲“生意眼”“市儈”，還把張愛玲給他的私人信件公之於眾，譏諷張愛玲所謂的“貴族身份”，實在有失風範！
張愛玲與汪宏聲、錢公俠
張愛玲的高中國文老師汪宏聲寫了一篇《記張愛玲》，為我們留下了張愛玲求學的重要史料。但有關汪宏聲的生平資料，卻都無人言及。張愛玲說：“中學時代的先生我最喜歡的一位是汪宏聲先生，教授法新穎，人又是非常好的。所以從香港回上海來，我見到老同學就問起汪先生的近況，正巧他不在上海，沒有機會見到，很惆悵。”
據史料家秦賢次的資料說，汪宏聲是浙江吳興人，1910年生，1930年於上海光華大學第五屆教育係畢業。1936年9月，任上海聖瑪麗亞女校國文部主任，成為張愛玲高三畢業班的國文老師。汪宏聲也是翻譯家，曾譯有美國小說家奧爾珂德的長篇小說三部曲《好妻子》（1936年5月）、《小婦人》（同上）、《小男兒》（1937年1月），收入錢公俠主編的《世界文學名著》叢書中；另以“沈佩秋”的筆名譯有王爾德的《莎樂美》（1937年1月）、易卜生的《娜拉》（1937年4月）、果戈理的《巡按》（1937年5月），收入錢公俠、謝炳文（後改名謝然之，1949年到台灣後，浸至成為台灣新聞界大老）主編的《世界戲劇名著》叢書中。
錢公俠（1907—1977），浙江嘉興人。1928年10月，當錢公俠還在上海光華大學二年級時，已在上海春潮書局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作品《悵惘及其他》，收短篇小說7篇。錢公俠係當時光華大學風頭最健的學生之一。1929年4月9日，曾與沈祖牟以“光華文學會”的名義拜訪魯迅，邀請魯迅及鬱達夫來光華演講。1929年6月7日，又與儲安平等組織“光華劇團”，顯示出他在文藝上的多方麵興趣。抗戰時期，錢公俠在上海淪陷區亦是一活躍的作家、編輯家。1942年12月，在上海與周越然、柳雨生（光華附中出身）、周黎庵、陶亢德、潘序祖（光華附中教師）、馮和儀（蘇青）、楊光政（原名晉豪）、楊樺（之華）等人發起籌建“中國文化人協會”。其後任《語林》月刊（1944年12月25日—1945年7月1日）主編，《中華日報》主筆等。
1944年12月，錢公俠創辦《語林》月刊時，希望借張愛玲的名聲為自己的雜誌壯大聲威，於是他找到光華的學長汪宏聲寫了一篇《記張愛玲》。張愛玲說：“沒想到今天在路上遇到錢公俠先生，知道汪先生為《語林》寫了一篇文章關於我。我等不及，立刻跟錢先生到印刷所去看清樣。”錢公俠與張愛玲應是熟識的，在這之前他們同在《雜誌》寫稿。1944年8月26日《雜誌》社在康樂酒家舉行“《傳奇》集評茶會”，出席的人員中就有錢公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