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張愛玲》一文中有一段說：“她一貫地懶惰，還是什麼都：‘我忘啦！’我記得有一次她欠交了一期作文，我催她，她說：‘我——’我不等她說下去，便接著說：‘——忘啦！’她笑笑，隔不多久，她交來一篇。我一看，卻就是《霸王別姬》的上半篇。原來她要把這一篇充兩期作文哩！所以最近在報上看到了平襟亞先生與張愛玲的一番‘灰鈿’交涉，我若有所悟，想起了《霸王別姬》充兩期作文的一樁公案，‘夫子’不禁‘莞爾’了。”汪宏聲萬萬沒有想到，他這種玩笑似的聯想，正好進一步坐實了張愛玲可能多拿一千元而忘了的負麵形象。對“一千元灰鈿”這件事，張愛玲本不願多言，為不使自己尊重的國文老師汪宏聲甚至大眾誤解，她寫了一篇《不得不說的廢話》在1945年1月25日出版的《語林》月刊上加以申辯：“我替《萬象》寫《連環套》，當時言明每月預付稿費一千元。陸續寫了六個月，我覺得這樣一期一期地趕，太逼促了，就沒有寫下去。此後秋翁先生就在《海報》上發表了《一千元的灰鈿》那篇文章，說我多拿了一個月的稿費。柯靈先生的好意，他想著我不是賴這一千元的人，想必我是一時疏忽，所以寫了一篇文章在《海報》上為我洗刷，想不到反而坐實了這件事。其實錯的地方是在《連環套》還未起頭刊載的時候——三十二年十一月底，秋翁先生當麵交給我一張兩千元的支票，作為下年正月份、二月份的稿費。我說：‘講好了每月一千元，還是每月拿罷，不然寅年吃了卯年糧，使我很擔心。’於是他收回那張支票，另開了一張一千元的給我。但是不知為什麼賬簿上記下的還是兩千元。”
編者錢公俠為公平起見特別在這一期寫了個說明：“本刊前期所載汪宏聲先生之《記張愛玲》一文，其中提到‘一千元灰鈿’的話，作者無心，編者失察，致張女士不能不來稿聲明，以免讀者誤會。然此事既與秋翁先生有關，編者乃不能不事前向翁說明，請略書數語，與張文同時發表，以避免片麵攻訐之嫌。編者並向翁聲明，不能將張文出示，以昭公道，故秋文僅為事實之說明而已。”於是平襟亞又寫了《“一千元”的經過》同時登載這期雜誌，並把《連環套》的稿費清單附於文後，詳注張愛玲收取稿費的日期、數額和取款方式。總之，他堅持認為張愛玲欠款一事確鑿無誤。而汪宏聲有《“灰鈿”之聲明》：“予之‘若有所悟’乃指愛玲因平先生不加稿費，而縮短篇幅，頗與一稿充兩期作文事相類，故而‘莞爾’並非即以‘灰鈿’確有其事，亦非以學生時代一篇作文充二篇與作家時代之‘灰鈿’雲雲有何因果關係也。”
錢公俠對張愛玲是相當推崇的，在1945年7月16日《大上海報》的《談女作家》一文中，錢公俠說：“她（張愛玲）至今是一個象牙塔裏的閨秀。她對於社會曾采取一種孤立主義，遠遠的站開著，絕不與人纏夾，因為她沒有蘇青女士那種潑辣大膽，也沒有王淵女士那種渾然無我的感覺。人家看她，仿佛又遠又高，而她就在那遠處高處奏出人間天上的音樂。”
張愛玲與袁殊
張愛玲與《雜誌》的結緣早於《萬象》。1943年7月，張愛玲便有小說《茉莉香片》在《雜誌》刊出，直至1945年6月，是她合作最久、投稿數量最多的刊物。據沈鵬年先生說：“袁殊看到《紫羅蘭》發表張愛玲《沉香屑——第一爐香》，頓覺眼睛一亮，像在群馬中發現了驊騮。他便驅車靜安寺路常德路的公寓樓上，向這個可以做他女兒的小姑娘移樽就教。張愛玲當然不會知道，此人竟是共產黨員。張愛玲本來都是自己投稿的，這一次，《雜誌》創辦人卻來上門約稿了。《茉莉香片》是張愛玲在《雜誌》上發表的第一篇小說，從此以後直至刊物停辦，《雜誌》上幾乎期期有她的文章。《傾城之戀》脫稿，袁殊他們連聲叫好。吳誠之與魯風決定把篇名套紅印上封麵，以示醒目。惲逸群主張和另一篇同樣具有吸引力的《杜月笙論》（按：作者署名劉洪，實際是惲逸群）並列刊出。……刊物還沒有出版，就先在《新中國報》《晚報》和電台上大做廣告，使張愛玲的名字幾乎家喻戶曉。於是這期《雜誌》竟萬人爭閱，立刻搶購一空。張愛玲一成名，《雜誌》社立刻為她出版單行本。由於宣傳及時，初版四天售罄。在吳誠之與魯風同誌主持下，《雜誌》社特地舉行了‘《傳奇》集評茶會’。魯風原名劉祖澄，滬江大學新聞係畢業後在新光通訊社當記者，與袁殊相識後一直充當他的助手。由袁殊發展入黨。因此說，張愛玲的成名，最初是靠了中國共產黨的地下黨員苦心扶持所致。”
袁殊原名袁學易，湖北蘄春人。是20世紀30年代在上海主編《文藝新聞》的左翼作家，中共秘密黨員。40年代成為潛伏在汪偽政權內部的中共地下組織的主要成員之一，直接接受潘漢年領導。他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是所謂的“多麵間諜”，與國民黨中統、軍統和日本情報機關都有過密切關係。上海淪陷時期，一躍而成為江蘇省教育廳廳長，還主持一張報紙——《新中國報》和一個刊物——《雜誌》。1944年3月，袁殊曾請一些在上海的作家到蘇州去玩，他在江蘇教育廳官邸拙政園盡了一份地主之誼。那次蘇州之遊，《雜誌》還特別做了“春遊蘇州”的專輯（第十二卷第六期），蘇青還寫了散文《蘇遊日記》，同遊的還有文載道（撰有《蘇台散策記》）、譚惟翰、予且、實齋、譚正璧、班公、錢公俠、吳嬰之、關露等多人，張愛玲借口感冒，婉拒了春遊蘇州的邀約。
《雜誌》當時由於特殊的政治背景，許多不明真相的作家是恥於與其來往的，為此編輯也曾向可靠的作家亮明身份。作家胡山源多年後回憶說：“抗日戰爭時期，吳江楓為《雜誌》來向我征稿，一再聲明，這是共產黨內地下工作者奉命辦的，表麵上是漢奸刊物，其實不然。”但也不是每位作者都被告知此事，像蘇青後來在《續結婚十年》中說袁殊這人身邊美女不斷，每天要換上一個。不過蘇青出這書的時候，袁殊已經在上海失蹤了，變成了新四軍中的曾達齋，與關露在一起。這是蘇青不知道的，所以她會大膽地說這樣的真相。張愛玲在《小團圓》裏並沒有寫到袁殊，但在1976年4月22日她給好友宋淇的信中這麼說：“袁殊自命為中共地下工作者，戰後大搖大擺帶著廚子等一行十餘人入共區，立即被拘留。”
張愛玲與蘇青
在同時代的女作家中，蘇青是唯一和張愛玲關係密切的。張愛玲在蘇青的《天地》發表的篇數，在眾多雜誌中僅次於《雜誌》，位居第二。除了寫文章外，在《天地》第七、八期合刊中，張愛玲還幫蘇青的《救救孩子》一文畫插圖，而從第十一期開始張愛玲還幫《天地》設計封麵。1943年10月10日《天地》創刊，張愛玲看在“叨在同性”的分上，第二期就有《封鎖》登場，《封鎖》成就了後來的胡、張之戀，蘇青無意間扮演了紅娘的角色。但胡蘭成認識蘇青在先，而且跟蘇青的交往很不一般，《今生今世》裏就講過：“當初有一晚上，我去蘇青家裏，恰值愛玲也來到。她喜歡也在眾人麵前看著我，但是她又妒忌，會覺得她自己很委屈。”張愛玲為什麼會覺得“妒忌”和“委屈”呢？其中實在大可玩味。尤其是胡蘭成1944年8月在周班公主編的《小天地》上刊出的《談談蘇青》一文，對蘇青的人與文的深刻了解，實遠較張愛玲在這之後（1945年4月）發表在《天地》的《我看蘇青》來得透徹。張愛玲的文章有許多地方太過客套了，有些故意討好蘇青，例如“把我同冰心、白薇她們來比較，我實在不能引以為榮，隻有和蘇青相提並論我是甘心情願的”，就顯得有些言不由衷。
黃惲在考察蘇青的自傳體小說《續結婚十年》（出版於1947年2月）一書時，其中第十一章《黃昏的來客》寫了原型是胡蘭成的“談維明”，以各種精彩的話語折服了獨居的蘇青，於是兩人竟上了床，一陣激情之後：“談維明抱歉地對我說：‘你滿意嗎？’我默默無語。半晌，他又訕訕的說：‘你沒有生過什麼病吧？’”而《小團圓》中說：“文姬大概像有些歐美日本女作家，不修邊幅，石像一樣清俊的長長的臉，身材趨向矮胖，旗袍上罩件臃腫的咖啡色絨線衫，織出累累的葡萄串花樣。她那麼浪漫，那次當然不能當樁事。‘你有性病沒有？’文姬忽然問。他笑了。‘你呢？你有沒有？’”似乎亦坐實了胡、蘇兩人的情事。黃惲指出：“當蘇青了解到張、胡的戀情之後，蘇青心裏必定會有我不如張之感，那麼最好的報複就是：我用過了，很無能，不屑再顧，由你拿去的不過是我的唾餘而已。這樣才能從心底裏吐出一口惡氣，正可謂凶終隙末。而在寫這段文章時，也就是蘇青與張愛玲永遠絕交的時候了。”而張愛玲也以《小團圓》來報複三十年前的舊恨，隻是當書出版時，蘇青早就墓木已拱了（蘇青於1982年去世）。
張愛玲與柳雨生、周黎庵
柳雨生（柳存仁）1943年4月在上海創刊《風雨談》，倚仗太平印刷公司的雄厚財力，《風雨談》一出版便是156頁的32開本，更集結了一批南北名家如周作人、沈啟無、周越然、紀果庵、譚正璧、譚惟翰、予且、周黎庵、陶亢德、蘇青等人。蘇青的成名作《結婚十年》，便是在《風雨談》連載的。柳雨生與蘇青交往甚多。蘇青的《續結婚十年》中那個與女主人公親密無間的“秀美書生”潘子美的原型，據黃惲的考證，就是柳雨生。柳雨生也在《天地》寫過稿，《天地》第四期扉頁背麵就登過五個作家的照片，五顆星式的布局，張愛玲居中，左上角是柳雨生，右上角紀果庵，左下周班公，右下譚惟翰。張愛玲並沒有為《風雨談》寫過任何一篇稿子，倒是柳雨生在1944年10月《風雨談》第十五期寫了《說張愛玲》一文，其中雲：“尋思我國有過什麼時代出產過這樣的一位不庸俗的文士呢？在近年不是久矣沒有看到的麼？其作品所描寫的人們之生活，如以香港的華洋雜處的婦女們之私生活為背景的，其錦繡古玩，服裝華飾，一隻玉鐲，一瓶鼻煙，何一非承繼盛伯熙或潘伯鷹們的時代之所謂盛世的氛圍而來的呢？其言語、舉止、笑貌、嗚咽，以及其淒麗的沒落的環境，有什麼不可以為我們興悲或哀鬱的對象的呢？”而在《傾城之戀演出特刊》中，柳雨生寫了《如果〈傾城之戀〉排了戲》評介道：“在此動蕩的時代環境裏而猶能見到如此精練圓熟的文字，未嚐不可說是一種非偶然的奇跡。”1944年12月16日起《傾城之戀》在新光大戲院公演，柳雨生說：“她（按：張愛玲）送了我十七夜場的戲票。可是，我因為急於快睹，十六夜先偕友人石小姐同往一觀。”在12月28日的上海《中華日報·中華副刊》，柳雨生發表了《觀〈傾城之戀〉》，他說：“這戲無疑地仍舊不失為一九四四至四五年間的一出好戲——重頭的、生動的、有血肉的哀豔故事。”
1942年3月25日，朱樸在上海創辦了《古今》雜誌，《古今》從第三期開始由曾經編輯過《宇宙風乙刊》的周黎庵（按：《宇宙風乙刊》開始由陶亢德編，到第二十期，周黎庵才介入）任主編。張愛玲有兩篇文章發表在《古今》，那是1943年11月1日在第34期上刊登的《洋人看京戲及其它》和同年12月1日在第36期上刊登的《更衣記》。周黎庵在《魂兮歸來，張愛玲》一文中說：“我那時正在編輯一本專談掌故書畫的刊物，她經柳存仁的介紹來看我，並以文稿一篇為贄。她生得並不算美，但風度甚佳，衣著卻很奇異，後來才知道她的第二個愛好是衣裳的裁製。”又說：“張愛玲給我的文稿記得是談服裝裁製和西洋人看京戲的。要是像沈從文那種談古代服飾的倒很適於接受，可惜她談的是她本人設計的現代服裝，殊不合我編輯雜誌的格調；但為了柳存仁殷殷致意的介紹，隻好用小字放在刊物的末尾發表。她對此大概很為不滿，以後便不再來稿，而轉向柯靈和周瘦鵑編輯的刊物投稿，便如魚得水，頓時轟動上海；不過她在上海發表的處女作，則確是那篇談服裝的近二千字短文。我和她僅此一麵，以後雖同在上海，卻未再有晤麵的機會，算來已是五十多年前的舊事了。”由於周黎庵在寫此文時年事已高，所以記憶難免有誤。其實張愛玲早在周瘦鵑及柯靈主編的刊物上發表文章了，遠在《古今》之前，非在這之後；至於張愛玲在上海發表的處女作，更非《古今》的《更衣記》。再者周黎庵又記錯一事，實際上是《洋人看京戲及其它》發表在前，《更衣記》發表在後。《更衣記》不是用小字發表的，用小字發表的倒是《洋人看京戲及其它》。至於是否因此引發張愛玲的不滿，我們不得而知。但確實是張愛玲擲下二文後，從此沒有在《古今》上發表文章了。
張愛玲與沈啟無、關永吉
《小團圓》說：“他從華北找了虞克潛來，到報社幫忙。虞克潛是當代首席名作家的大弟子。之雍帶他來看九莉。虞克潛學者風度，但是她看見他眼睛在眼鏡框邊緣下斜溜著她，不禁想道：‘這人心術不正。’”文中的“首席名作家”是指周作人，虞克潛則指沈啟無，沈啟無曾是周作人的“四大弟子”之一，後來周、沈交惡，周作人公開發表破門聲明，從1944年的5月到10月，沈啟無靠變賣書物維持生活。之後，胡蘭成約他去南京編《苦竹》雜誌。《小團圓》說胡蘭成：“他也的確是忙累，辦報外又創辦一個文藝月刊，除了少數轉載，一個雜誌全是他一個人化名寫的。”張愛玲有一段時間也在南京幫胡蘭成辦《苦竹》雜誌（《對照記》有雲：“炎櫻的大姨媽住在南京，我到他們家去過。”），她在《苦竹》雜誌上發表過《談音樂》（第一期）、《自己的文章》《桂花蒸阿小悲秋》（第二期）。沈啟無在《苦竹》雜誌上發表過散文《南來隨筆》和新詩《十月》（第二期）。其中《南來隨筆》中有段評論張愛玲的文章，沈啟無說：“仿佛天生的一樹繁花異果，而這些花果，又都是從人間的溫厚情感裏洗練出來的。她不是六朝人的空氣，卻有六朝人的華瞻。”又說：“張愛玲，蘭成說她的文章背景闊大，才華深厚，要占有一個時代的，也將在一切時代裏存在。這話我並不以為是過譽，看她文章的發展，是有著多方麵的，正如蘭成說的，‘青春能長在，自由能長在，才華能長在的’。生活對於她，不是一個故事，而是生命的渲染。沒有故事，文章也寫得很美。因為有人生做底子，所以不是空虛的浮華。她不像西洋厭世派，隻寫了感覺，在他們的手下，詞藻隻做成‘感覺的盛宴’。而她，把感覺寫繪成感情，幾乎沒有一樣感覺不可以寫出來的，沒有一樣感覺不是感情的。她走進一切的生命裏去，一切有情無情在她的作品裏也‘各正性命’，得到一個完全的安靜。所以，她的文章是溫暖的，有莊嚴的華麗，也有悲哀，但不是慘傷的淒厲，所謂‘眾生有情’，對人間是有著廣大的愛悅的。”沈啟無說他是針對張愛玲談音樂、談畫的諸多文章而寫的感想，至於張愛玲的小說《傳奇》他還未即細讀，總體而言，沈啟無的批評是有其見地的。
1945年初，沈啟無隨胡蘭成到漢口接辦《大楚報》，胡蘭成任社長，他任副社長，後又找關永吉任編輯部長。關永吉在《大楚報》上恢複了《文筆》副刊（雙周刊），名義上由沈啟無主編，實際上還是關永吉在負責，沈啟無隻是在每期上發表一些詩歌。他在《文筆》上寫的新詩，連同以前的舊作，包括他針對周作人寫的《你也須要安靜》，共27首，由大楚報社印成一冊《思念集》。亂世中兩個成年男人在一起共事，自然可以看出彼此為人處事中遠距離難以觀察到的層麵。胡蘭成在回憶錄《今生今世》“漢皋解佩”一章中，有對沈啟無側麵的記述：“沈啟無風度凝莊，可是眼睛常從眼鏡邊框外瞟人。他會作詩，原與廢名、俞平伯及還有一個誰是周作人的四大弟子，北京的學術空氣及住家的舒服溫暖，在他都成了一種沉湎的嗜好。他的人是個既成藝術品，可以擺在桌上供神，但他的血肉之軀在藝術邊外的就隻是貪婪。他要人供奉他，可是他從來亦不顧別人。”胡蘭成的文字簡約，然而嫌惡之情，溢於言表。不過，他們之間有經濟上的糾葛，胡蘭成又對沈啟無在他的情人小護士周訓德麵前說他的壞話一事，耿耿於懷。他說：“第二天我與啟無從報館回來，在漢陽路上走時，我責問他：‘你對小周怎麼說話這樣齷齪！’啟無道：‘小周都告訴你了麼！’我叱道：‘卑鄙！’他見我盛怒，不敢作聲，隻挾著公事皮包走路，仍是那種風度凝莊，我連不忍看他的臉。兩人如此默默的一直走到醫院，我走在前麵，他跟在後頭，像拖了一隻在沉沒的船。啟無從此懼怕我，出入隻與永吉同行，有幾次我在漢水渡船上望見他們兩人已上岸先走了，像《紅樓夢》裏的一僧一道，飄然而去。”胡蘭成的記述是難以全拿來當信史看的，況且他本身就是一個無行的文人。《小團圓》中說：“她看見他眼睛在眼鏡框邊緣下斜溜著她，不禁想道：‘這人心術不正。’”顯然張愛玲受到胡蘭成極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