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整體思維與當代思維方式的建構。整體思維是中國傳統農業文化中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中華民族在農業生產和生活過程中長期積累形成的思維方式。與之相比，西方的思維方式更偏重於對局部的分析。應該說，局部分析和整體綜合是兩種相輔相成的思維方式：分析可以產生對事物某些方麵和局部深入的認識，綜合則能形成對事物整體和宏觀的把握，二者不可偏廢。在認識的過程中，分析是必要的，但如果隻注重分析，則可能導致忽視事物多方麵關係和聯係的片麵性認識。在這方麵，偏重於局部分析的西方思維方式在認識當今社會和自然的複雜關係麵前就暴露出局限性，而中國傳統的綜合和整體思維方式逐漸地顯示出其優越性。當今世界，隨著世界經濟的一體化，要求人們在處理社會事務時既要立足本國、本地區實際，又要有全球性的整體意識。在對自然界的認識中，分析自然對象的局部及其線性關係已屬於古典科學的內容，現代科學主要致力於自然對象的複雜性、關聯性的認識，甚至離開了整體關聯，就難以認清局部的特點和性質。對此，我國科學家席宗澤指出：“近代科學發展400年，建立了龐大的分析型學科體係，在很多方麵較精確地研究了自然界。但是，它也有不足之處，為此發展綜合、非線性、複雜性、開放係統的研究，已成為當代改變觀念、推動科學發展的時代強音，而這類研究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優勢。”比利時著名的科學家普利高津也認為，在現代科學的發展中“中國思想對西方科學家來說始終是個智慧的源泉”。
（4）重德精神與當代德法相輔的社會調控方略。以德、禮為主要手段來調節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係，是中國傳統農業文化的一個思想特色。古代思想家認為，在道德勸誡與法律警示的關係上，道德感召對穩定社會人心具有更為重要和根本性的作用。漢代思想家賈誼說：“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然而曰禮雲禮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即是說，禮禁於未然，刑施於已然，禮治本而法治標。人若遵守社會道德規範，則可遠離罪惡和法律的懲處。因此，作為統治者應以德禮而治天下，“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正是基於這種認識，在中國古代文化中形成和建立了較為係統和完善的德禮規範，“德主刑輔”、“重禮輕法”也成為古代統治者基本的治國方略。應該說，法治和德治作為社會調節的兩種基本方式各有其優長弊短：法律作為強製性的“他律”製約著人們的行為，但卻因難以對社會生活的複雜關係作出嚴密的規定而出現疏漏；道德作為內心的信念或“自律”約束著人的行為，但卻由於缺少強製性而難免在實際中產生罪惡，因此，應該實現二者的互補共濟。一段時期以來，在政治文化建設中，法製建設日益受到人們的關注，法律體係日臻完善，但道德建設、道德教育則相對薄弱，甚至被人們輕視，這可以認為是政治文化的缺陷。完善的社會調控體係應該是法律與道德、他律與自律的互補相成，如此才能使社會公平、和諧和健康發展。在這種新的政治文化模式的建構中，中國傳統的重德精神無疑具有重要的利用和參考價值。
（5）重農傳統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國自古是一個農業國度，農業是經濟的主體和社會的基礎，這種狀況導致了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對農業價值的高度認可，形成了係統和完整的“重農”思想體係和曆史傳統。古代社會將農業看做興國安邦之本，“善為國者，倉廩雖滿，不偷於農”，從而抑製其他產業的發展，突出“農本”地位。近代由於受西方工商業的衝擊，形成了不排斥工商業發展，但應首先發展農業的“重農”思想。在這種思想前提下，20世紀30年代左右，一些思想家為了興農，進行了“鄉村建設實驗”。如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和“鄉農學校”的建設，晏陽初的平民教育理論與河北定縣實驗，黃炎培的中華職業教育理論與江蘇昆山實驗等等。我們認為，古代的“農本”觀念，近代的“重農”思想雖然都帶有時代的烙印和曆史局限性，但從中都表現出一個共同的思想，這就是在中國這樣一個有悠久農業曆史傳統，而且農業人口占多數的國家，無論從經濟發展還是政治穩定等角度考慮，都應高度關注農業的發展及其在全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應該說，這種“重農”傳統是人們根據當時的中國社會曆史條件所形成的生存智慧，其對中國社會的發展具有長久的借鑒意義。事實上，新中國建立以後，每一代黨和國家的領導人都對“重農”傳統的思想精華加以吸收和借鑒，從中找到治國理念和方略。建國初期，毛澤東根據當時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的現實，明確指出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在中國經濟發展中處於根基性的戰略地位，並號召全黨：“一定要重視農業。農業關係國計民生極大。”改革開放伊始，鄧小平同誌清醒地認識到，在當時的中國，農業和農村問題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根本問題，“農業是根本，不能忘掉”。沒有農業的現代化，就沒有整個國家的全麵現代化。因此，把改革開放的突破口選擇在農村，通過理順農業生產關係，推動農業經濟的發展。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江澤民、胡錦濤為代表的黨中央，針對我國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工業與農業發展的不平衡，城市與農村的不平衡以及農村自身發展不平衡的狀況，把農業、農村和農民的“三農”問題視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明確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理論和曆史任務。在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上，胡錦濤同誌指出要按照“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內容和目標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新農村建設的核心就是要利用現代科學技術知識和手段，采用現代化的經營方式推動農業的發展。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農業是事關全局的戰略性產業。正如胡錦濤所說：“農業是安天下的戰略產業，對保證經濟社會發展、改善人民生活、保持社會穩定，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礎性作用。”隻有農業的發展，才能帶動農村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協調並進。由此可以看出，新中國成立後，曆代黨和國家領導人在治國方略上皆表現出一定程度的“重農”思想，與傳統“重農”思想相比，在對農業內涵的理解、農業經營方式、農業發展途徑等方麵有明顯的區別，但從其思想傾向、精神主旨上來看卻有著曆史性的一脈相承的關係。
傳統農業社會的經濟與政治架構已經解體和消失了，因而建立在這種社會架構基礎上的文化體係也必然發生曆史性的變遷和轉折。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文化的發展在棄舊革新的過程中，逐漸地告別了傳統農業文化而走向現代文化，時至今日，已經進入了現代文化的入口處。然而，當人們致力於現代文化的建設和實踐時，現代的社會和文化矛盾，又使我們重新發現了農業智慧的合理性和難以磨滅的價值。在此，我們記起了馮友蘭先生的一段話：“中華民族的古老文化雖然已經過去了，但它也是將來中國新文化的一個來源，這不僅是過去的終點，也是將來的起點……我認為中國古典哲學的有些部分，對於人類精神境界的提高，對於人生中普遍問題的解決，是有所貢獻的，這就有永久的價值。”確實，中國農業文化中所倡導的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天、地、人、物和諧一體的理念，有機關聯的整體思維等，在現代文化的建設中投射出了悠長而富有啟迪的智慧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