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曆史就是城市的曆史。
——斯賓格勒
據《晏子春秋》中說，晏子使楚，楚王見晏子身材矮小，便譏笑齊國無人。晏子當即反駁說：“臨淄三百間，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為無人？”在這裏，晏子用誇張的辭令顯示了齊國的繁華景象。他所說的不是整個齊國，而隻是一個臨淄。臨淄當然是被用來枚舉為例證以形容齊國的繁華，但也的確隻有都城這樣的大城市適合於表現一個國家的繁華程度，因為他所引以為自豪的繁華正是城市文化的特點。
城市作為一個國家的形象所具有的重要性，並不僅僅是晏子個人的看法，甚至也不僅僅是中國古代才有的情況。古希臘的文明也同樣是由各個城邦所創造的城市文化形象所體現出來的。雅典執政伯裏克利有一篇非常著名的《陣亡將士墓前的演說》就是曆史上流傳下來的幾乎是絕無僅有的一篇關於一個城市形象的描繪和讚詞：
……我們的製度是別人的模範，而不是我們模仿任何其他的人的。我們的製度之所以被稱為民主政治，因為政權是在全體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數人手中……在我們私人生活中，我們是自由的和寬恕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務中，我們遵守法律……當我們的工作完畢的時候，我們可以享受各種娛樂，以提高我們的精神。整個一年之中，有各種定期賽會和祭祀；在我們的家庭中，我們有華麗而風雅的設備，每天怡娛心目，使我們忘記了我們的憂慮。我們的城邦這樣偉大，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東西都充分地帶給我們，使我們享受外國的東西，正好像是我們本地的出產品一樣……這就是這些人為它慷慨而戰、慷慨而死的一個城邦，因為他們隻要想到喪失了這個城邦，就不寒而栗。
在這裏，伯裏克利通過對雅典的政治製度、社會生活和市民性格等各方麵的讚美，勾勒出了一個美麗、強大、自由而充滿活力的城市形象，這個形象正是文藝複興以來的無數西方人所魂牽夢縈的古典文化的標誌。這座城市由此而獲得了遠遠超出自身範圍的意義。
城市在古代首先是被一整套防禦體係（首先是高大的城牆）包圍、保護起來的地域社區。這首先表明了城市在政治、軍事方麵的重要性。然而城市的意義遠遠不止於此。《考工記》中提到的王城就體現出一種精心策劃經營的意圖：
匠人營國，方九裏，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麵朝後市，市朝一夫。
《管子·立國》中關於城市建設的思想則更為高瞻遠矚：
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
世界古建築史上最偉大的城市建設專家之一，古羅馬的維特魯威在談論城市建設時也提到了很多要求：禦敵、交通、生產、生活以及美觀等等。他尤其強調的是健康：
對於城市本身……首先是選擇最有益於健康的土地。即那裏應當是高地，無霜無霧，注意到天空的方向，要不熱不冷，是溫和，此外，還要避免沼澤的鄰接地帶……根據上述理論弄清楚所設置的城市的衛生性，選擇在糧食方麵足以供應城邦的地區，進行修築道路和治理河流，或者通過港口海運到容易輸送的城市……
從以上提到的中外古人關於城市建設的構想中可以看出，城市與農村相比有一個非常明顯的不同：農村是在一定的地理環境中自然地生長形成的，或者用斯賓格勒的話來說，是一種“植物性”的存在；而城市則是根據人們預先構想的意圖有意地建造出來的，是人的自覺意識到的需要、理想和才智的產物。
人類的文化就其發生學意義上的本原來說，應當說也是“植物性的”。也就是說，人的文化活動的需要、形式和成果，從起源來說都是依附於人的生存條件，從特定的物質環境中“自然而然”地產生的。但文化的發展卻不是那樣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人類文化產生於自然，然而一旦產生之後，便成為自然的對立麵，成為與自然衝突、抗衡的力量。從最原始的文化——鑽木取火、構木為巢、以石為器的采集、狩獵文化——開始，從原始人的生活環境中“自然而然”地產生出來的這些依附於自然的“植物性”文化活動就已經在破壞著自然的食物鏈和整個生態關係。但直到農業文化形態的成熟為止，文化與自然仍然保持著依附的關係，所以斯賓格勒相信，從漁獵和遊牧文化轉向農業文化，反而使人複歸到了，植物性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