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土和耕地的人不是要去掠奪自然，而是要去改變自然。種植的意思不是要去取得一些東西，而是要去生產一些東西。但是由於這種關係，人自己變成了植物——即變成了農民。他生根在他所照料的土地上，人的心靈在鄉村中發現了一種心靈，存在的一種新的土地束縛、一種新的感情自行出現了。敵對的自然變成了朋友；土地變成了家鄉。在播種與生育、收獲與死亡、孩子與穀粒間產生了一種深厚的因緣。對於那和人類同時生長起來的豐饒的土地發生了一種表現在冥府祀拜中的新的虔信。作為這種生活感情的完整表現，我們到處看到了田莊的象征形狀，在屋子的布置中、在外形的每一根線條上，它都把它的居住者的血統告訴了我們。農民的住宅是定居的重要象征。它本身就是植物，把它的根深深地植在“自己的”土壤中。
斯賓格勒可能將農業文化過分地田園詩化了。我們今天已經知道，耕種決不僅僅是“生產”，它實際上也是在“取得”甚至在“掠奪”土地。但無論如何，就從斯賓格勒還認為耕種不是“取得”而是“生產”這件事就可以看出，農業和農村文化本身並沒有意識到它與自然的對立，因而在觀念上始終是“植物性的”。
城市就完全不同了。它不是像農村那樣“植物性地”從自然環境中自然而然地生長出來的，而是從一開始就是人自為的產物。從維特魯威關於城市建設的選址、布局和具體建設細節等各方麵的設想來看，城市的建設是為了人的生活，是為了滿足人的需要而進行的。
城市的這種自為性決定了它的發展是人的才智、人的文化成果凝聚的結果。當晏子說臨淄城中人多得“張袂成陰，揮汗成雨”的時候當然是在誇大其詞。然而這種誇大其詞確實表現了城市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人口的高度密集。臨淄在戰國時已有幾十萬人口，而帝國時期的羅馬人口則超過了百萬。鱗次櫛比的房屋和縱橫交錯的街巷構成了城市特有的景觀。城市中密集的人口並不是自身繁殖形成的，而是從周圍乃至更遠的地方輻輳過來的。密集的人口帶來的是集中的生活方式——集中的生產、擴大了規模的交換和消費，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社會性的文化活動。人類在村社狀態中分散地、自然地發展起來的文化，在城市中凝聚了起來，形成了集中、有序的文化結構，借用物理科學中的說法，就是結晶化了。
結晶化是城市文化與其所依托的整個社區或民族文化關係的基本特征。比如19世紀法國學者丹納在描述希臘文化的一般情況時是這樣說的：
……沒有酷熱使人消沉和懶惰，也沒有嚴寒使人僵硬遲鈍。他既不會像做夢一般的麻痹，也不必連續不斷的勞動；既不耽溺於神秘的默想，也不墮入粗暴的蠻性……這樣一個地方自然產生一批苗條，活潑，生活簡單，飽吸新鮮空氣的山民。便是今日，“一個英國農民的食物在希臘可以供給一個六口之家；有錢的人隻有一盤蔬菜也能滿足；窮人隻吃幾顆橄欖或是一塊鹹魚；平民隻有複活節吃一頓肉。”夏天看雅典的生活小景很有意思。“七八個講究飲食的人合吃六個銅子的一個羊頭。不喝酒的人買一塊西瓜或一條大黃瓜，當做蘋果一般大嚼。”……單單一個魚頭，一個玉蔥，幾顆橄欖，就能滿足，在稀薄，透明，光亮的空氣中長大，從小就特別聰明活潑，一刻不停的發明，欣賞，感受，經營，別的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好像隻有思想是他的本行。”就在這樣的地理和民俗文化背景上形成了希臘的城市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