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城市文化的特殊魅力來自它脫離傳統、脫離自然而產生的獨特性。這種獨特性首先表現為現代城市文化的形成、發展中所具有的自治性，也就是說，現代城市文化形成和發展的根據不在它所賴以存在的環境，而在於它自身。但現代城市文化自身卻並不具有什麼恒定的本質或結構，隻是一種不斷變化、不斷形成的狀態。現代的大都會從形成的角度看是形形色色的：有的是曆史名城，有的是新興城市；有的是風景名勝之地，有的則是靠著工商業的力量人為地發展起來的。盡管有這種種的不同，但在現代的世界性文化氛圍中，每個城市各自的傳統和特色都受到相互傳播和影響的文化活動的衝擊。無論是中國的十朝故都南京，還是歐洲的千年古城羅馬，都不能不受到麥當勞、好萊塢、搖滾樂或互聯網的影響。現代城市文化的典型形態就是不斷變化和形成的日新月異的“時尚”。時尚是隨機地產生，通過交通和信息交流而在各個城市之間傳播和放大的。現代城市文化的許多方麵，大到城市建築的風格小到市民們喜歡的一句口頭禪，都可能是一種在城市間互相傳播的時尚。這種時尚形態的城市文化是一種來源和方向都不確定的“飄浮”的文化。自治性和飄浮性意味著現代城市文化隨著脫離傳統、脫離自然，已成為無根的“懸空”的文化。
現代城市文化的懸空化不僅是對整個傳統文化而言，而且也是對城市自身的文化曆史而言。現代的大都會從文化功能來說，似乎與傳統城市相似，都具有內聚和擴張這雙重性質。但對於當代的大都會而言，作為城市文化的內聚性和擴張性都發生了具有重要意義的蛻變。20世紀發展起來的那些超級現代化大都會，從人口、財富信息量等各方麵來說，內聚的密度都比傳統的城市大大增加了。然而在這種增加中還存在著另一種傾向，就是內聚形態趨向非物質化。
內聚非物質化的第一個表現就是城市人口的不育化。就人口的聚集而言，城市人口曆來是衡量城市規模的第一個尺度。現代的大都會都是擁有數百萬乃至成千萬人口的巨無霸。但另一方麵，大城市卻又麵臨著人口的不育問題。在我國，由於計劃生育作為一項重要的國策，所以人們對大城市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並不感到有多麼驚奇，似乎這隻是由於大城市中人口素質高而自覺實行計劃生育的結果。但實際上以大城市為代表的現代文明中人口的不育已成為一個具有重要文化意義的現象。斯賓格勒早在本世紀初就危言聳聽地提出了警告：
……當存在充分失去了根抵，醒覺的存在充分地緊張起來的時候，一種現象突然在曆史的光輝中出現了，這種現象早已秘密醞釀成熟，現在出來結束這出戲劇——這就是文明人類的不育狀態。這不是能夠像一種簡單的因果關係那樣好理解的（現代科學十分自然地企圖去理解過）；它應被理解為是一種本質上向滅亡的形而上的轉折。世界城市中的最後的人類不再希望活下去了——作為一個個別的人，他可能依戀生活，但作為一個類型，作為一種集合體，情形就不一樣了，因為這種集體生存的一種特征是，它消除了對死亡的恐怖……有形世界中的血統關係的連續已不再是血統的一種任務，作為家係中最後一員的宿命已不再被認為是一種劫數。不再有後裔了，並不是因為不能生育子女了，而主要地是因為強度已達到高峰的智慧不再能找出要有子女的任何理由了。
斯賓格勒把人口的不育看作是一個文明過度發達、過度聰明的嚴物，也是這種文明走向最後的毀滅的標誌之一。他的悲觀主義預言是否有道理，這不是本書所關心的問題。但人口的不育的確與過度發育的城市文明有關。一方麵是大量人口源源不斷地從外邊湧入城市，另一方麵卻是城市自身人口的不育。正是因為這個矛盾，才使得城市人口的內聚變成了失去真正實質意義上的增長的“非物質化”內聚。
由於外來人口的不斷湧入，使得城市自身人口的不育造成的文化活力衰退問題在一定程度上被抵銷而不容易被人們注意到。但與此同時還出現的另一個問題就比較明顯了，那就是大城市的空心化問題。內聚造成的城市文化密度向心增長的傾向在20世紀的大都會中開始逆轉：由於城市人口密度過大造成的環境和生活質量下降，使得傳統的城市中心地帶對城市文化中的主流圈層日漸失去了吸引力，“上流社會”和“中產階級”們開始從城市中心退出，向郊區、衛星城和新的開發區分散。隨著主流文化圈的退出，傳統的城市中心便逐漸成為文化較低的社會圈層集中的地方，從而使得文化密度下降。這樣一來，並不是說城市的文化內聚作用消失了，而是變得非物質化了：城市對文化的向心聚集不再表現為城市中心由密集的建築和人口造成的繁華熱鬧，而是由分散的、地理關係不明確的文化網點——如金融機構群、信息傳播中心、高級休閑與社交場所、科技和教育中心、高新技術開發區等等——鈕結成的抽象的內聚傾向。於是，內聚的非物質化便構成了這樣的景觀：現代的大城市在繼續不斷地、甚至是更加瘋狂地泵吸、內聚著外部文化資源的同時，自身的物質中心卻在逐漸衰落、凋敝甚至腐敗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