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大多數藝術發生學研究忽視了公眾行為的意義，有一位現代哲人卻對這種意義給予了充分的重視和肯定。這個人就是尼采。他在《悲劇的誕生》一書中這樣描述了作為公眾行為的酒神節儀式的意義：
人僅僅是人與人之間羈絆，由於狄奧尼索斯的禮拜之神妙力量而熔為一體，而且許久以來被疏遠了的或被抑製了的自然本身，也再度升起，並慶祝她和她的敗家子——人類——之間的調和。大地自動地獻出了它的禮物，山上和荒漠裏的猛獸變為溫馴。狄奧尼索斯的戰車飾滿了鮮花與花圈。虎與豹在他的車軛之下漫步而行。如果有人願將貝多芬的《歡樂頌》變為圖畫，並拒絕遏製其想像力，群眾自發而虔誠地葡伏於地上，如此，人們或許已多少領會了狄奧尼索斯之禮拜了。現在，奴隸們都變成一個個自由的人了。在人們之間所曾構築起的，所有僵硬、仇視之藩籬，不論它必然的、或專利的，都粉碎了。環字和諧之福音嘹亮地唱起，每個人都變得十分和睦，就如同馬雅人的帳慢也都被扯得成為一塊塊碎片一般。在神妙的“唯一”之前，一切隔閡都杳無蹤影……
尼采相信，悲劇藝術的真正魅力就來自酒神節儀式所蘊涵的那種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一體性的社會共享的體驗之中。
從所描述的形態來看，《樂記》中所說的樂的“和同”作用與《悲劇的誕生》中所說的狄奧尼索斯禮拜的“神妙力量”是兩種極不相同的東西。然而二者在有一點上是相似的：都是通過藝術活動使公眾獲得相互溝通的體驗，從而以共享情感的方式凝聚到同一價值體係中來。或許這也是孔子所說的“群”的真實涵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