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浪漫主義以來，人們心目中藝術所表現的個性總是意味著某種不同凡響的秉賦，總是與“天才”、“超人”之類的概念有關。城市藝術中的個性表現雖然與浪漫主義不同，但也同樣要表現一種與眾不同的性質。像嘉莉妹妹、卡捷琳娜或當今社會中真實地出現和生活著的那些暴發戶“大款”、“大腕”這一類在商業社會中成功地發展起來的個性，他們盡管依靠了種種機遇，但要獲得成功，還需要一些真正屬於個人的內在的東西。即使是平平常常地生活著的小市民，如“新寫實派”小說中那種日常生活中市民個性，比如說上麵提到的方方的《風景》中的居住在漢口窩棚裏的碼頭搬運工一家人，他們之所以成為作家和讀者感興趣的有個性的市民，同樣在於他們身上的一種特殊氣質，就像那個在喝醉時便大呼小叫的父親對祖父和自己的一生所感到的那種滿足心情所透露出的那種對超越平庸處境的向往。甚至最為人們所譏的那個卑瑣可笑的阿Q，他身上也有一種不同於小D、王胡之類真正平庸瑣屑人物的性格特點，這就是他的“精神勝利法”和與這種“精神勝利法”相伴的白日夢式的心理狀態。可以說，無論是英雄、叛逆抑或不過是終生生活在窩棚裏的小市民，隻要他成為一個有個性的形象，就意味著他身上具有某種不同凡響的東西，使他與他人、與一般社會狀況得以區分開來。從最寬泛的意義上說，一個個性就應當是一個“超人”。
一個浪漫主義意義上的個性，如同盧梭在《懺悔錄》中所呈示出來的，是通過與整個社會的衝突而形成的。歌德筆下的維特、拜倫的唐·璜等典型的浪漫個性都具有這種與社會衝突或疏離的性格特征。這種與社會疏離而又超越於社會之上的“超人”性格典型地集中在尼采的哲人查拉圖斯特拉身上：
我將以生存的意義教給人們：那便是超人，從人類的暗雲裏射出來的閃電。但是我隔他們還很遼遠，我的心不能訴諸他們的心。他們眼中的我是在瘋人與屍體之間……
這段話中流露出的那種悲天憫人的大慈悲和勘破紅塵的大智慧構成了這種“超人”性格特有的與芸芸眾生疏離的傲慢的優越感和優鬱氣質。
但城市市民的個性是一種與之不同的個性。20世紀初，美國作家德萊塞寫了一部關於商人發跡的小說《金融家》，在這部小說裏，他把《嘉莉妹妹》中出現的那種在城市文化環境中發展的個性又進一步強化地表現了出來。這一次他寫的不是從鄉村來到城市闖蕩的村姑，而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城市市民，一個銀行小職員的兒子法蘭克·柯帕烏的發展曆史。法蘭克的父親是個典型的小市民，一個謹慎、知足的職員，可以說是個無個性可言的人物。而小柯帕烏就不同了：
法蘭克·柯帕烏打十歲起就是一個天生的頭領。在他讀書的小學裏，後來在中區中學，大家都認為他的常識在任何情況下無疑地都是可以信托的。他是一個堅強的青年，勇，敢、無畏。他從懂得人事起就想知道經濟和政洽。他不喜歡書本。他是一個整潔、結實、身材適度的孩子，生就一張光潤、輪廓鮮明、感覺敏銳的麵孔，兩隻灰眼睛，巨大而明徹；前額寬闊，一頭短短的密豎的深棕色頭發。他具有機敏、輕捷、矜持的態度，老是提出問題，迫切希望得到聰明的答複。他一向無病無痛，吃東西總是津津有味的，用強硬手段來管理他的兄弟們。
“走過來，喬！”“趕快，愛特！”他發布這些命令，態度並不粗暴，但總是堅定的，而喬和愛特就都來了。
在這裏我們看到的柯帕烏顯然是一個從小就不同尋常的人物。但他的不同尋常與盧梭或者敘事藝術中的人物維特、唐·璜都不同，當然更不同於查拉圖斯特拉。他的不同尋常不是表現為同社會、同他人的疏離，而是表現為能夠與社會、與他人共處而又超越於他人之上、征服他人。他的個性不是像浪漫主義者的個性那樣與社會衝突，恰恰相反，正是他生活於其中的城市社會教給了他怎樣成為這樣一種個性。他小時候有一次看到魚市場上有一家鋪子裏的水櫃中養著一隻烏賊和一隻龍蝦，過了幾天，那隻烏賊被龍蝦吃掉了。這件事給了他很深的印象：“烏賊不能殺死龍蝦——它沒有武器。龍蝦能夠殺死烏賊——它是渾身武裝的。烏賊沒有什麼可吃的東西；龍蝦可以拿烏賊作為食物。結果怎麼樣呢？還會有別的結果嗎？它是無法逃生的。”這就是培養他的個性的那個社會所教給他的最基本的東西，也就是他的個性形成的基礎。簡單地說，這種社會環境中培養的是一種競爭性的個性。
柯帕烏第一次正式展現他的個性和才華就是在商業活動中——當他13歲的時候做了第一次生意，是在一次拍賣批發中買下了七箱肥皂，然後轉賣給一家雜貨店，賺了30塊錢。從這第一次生意起，他走上了成為一名地位煊赫的金融家之路，也可以說成為了一位商業社會的“超人”。這種“超人”融合在整個社會環境之中，但同時也超越於環境之上。他對環境的超越就表現在他的個性所具有的優越地位實際上也如浪漫主義的個性一樣會與一般社會價值觀念產生衝突。在《金融家》這部小說的最後，敘述人發表了一通“論熱帶鱸魚”的見解：
鼻鱸在深碧的海水暗處活動，是自然界的創造天才的優美例證，不是人民的思想所能發現的什麼有福的東西。它的最大的長處，就在於使人難以相信的變化能力——關於它的皮膚色素層的變化力。我們能用電動器在一眨眼的時候，把一個華麗的場麵變樣，在觀眾的眼前展出一幅幅的景物，看著這一幅幅的景物出現，又消隱，我們因而引以自傲。鼻鱸對於它的外貌的直接控製，還要突出。你看久了，就會覺得是在觀察什麼精靈鬼怪似的東西，它的欺騙能力竟然這麼高明。它能夠從黑色立即變成白色；從土黃色就褪成討人喜歡的淡綠色。它色澤變得就像天上的雲彩。人們對它力量的變化，微妙而覺得可驚。
……
你說這主宰萬物的、聰明的造物，賦予鼻鱸以這種能力，存心何在呢？要把它變得誠實無欺嗎？還是你以為是陰險、欺詐、狡計在這裏發揮作用呢……
在這些事實的麵前，你會說那賜福、降恩、主宰萬物的造物從來就不願意有什麼狡計、詐騙的嗎？你會說外貌所寄身的物質現象，本身就是一個幻象嗎？倘使不是，那末《十誡》與正義的幻想是哪裏來的呢？為什麼人們夢想福音，福音又有什麼用處呢？
這裏提出的詰問表達了一種道德上的懷疑：柯帕烏這種人究竟是一般意義上的惟利是圖、道德敗壞的卑鄙小人，還是這個社會環境的必然產物？而這種懷疑就是來自柯帕烏這種商業“超人”對一般社會價值觀念的破壞。
我們可以從反資本主義的立場上批判柯帕烏這樣的金融“超人”是社會的寄生蟲、是腐朽、沒落的社會現象。但這種批判並不能解決對當今商業社會中個性發展意義的認識。如果把方方的《風景》中那些無產階級或勞動人民的形象拿來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出，那些“祖父”、“父親”乃至七兄弟二姐妹，看上去那麼生動有趣，細細尋繹起來，這些人物的鮮明生動之處往往也是與一般社會價值觀念有矛盾之處。當三哥惋惜祖父沒有參加革命否則他們也可以當上“高幹子弟”時，父親嗬斥說“人若不像祖父那樣活著那活得完全沒有意思”。這裏我們看到的其實就是價值觀念的衝突：三哥的話雖然聽上去俗不可耐，卻毫無疑問是一般社會觀念認可的價值態度——從正麵的、意識形態化的角度來說參加辛亥革命是投身於進步、革命事業的積極行為，而從個人角度來說又何嚐不可以說是為了使兒女當上“高幹子弟”呢？而父親的觀念就很可疑了：勞動人民毫無階級覺悟地跟著剝削壓迫他們的“頭佬”去打自己的階級兄弟，這在我們看來即使不是反動的，至少應當說是愚昧的。但這種批判對祖父、父親那種性格有什麼意義呢？他們的價值觀念隻屬於與他們的生活方式相關的那個特定的下層社會文化圈，這個文化圈雖然在一般人的意識形態化了的觀念中是苦大仇深、無私無畏的無產階級，在今天似乎應屬於主流社會，而實際上不然，他們的社會屬於一個長久的幫會社會傳統，就像《水滸傳》中的社會一樣，是一個與主流社會相依附又相衝突的社會。他們的價值觀念既具有主流社會文化所強加於的意識形態傾向，又體現著他們這個文化圈自己的價值要求。因此，這個文化圈中的人物形象，便難免成為一種非主流的甚至反主流的個性。他們的粗獷、豪爽、義氣等性格和品質，隻有在與主流社會或者說文雅的社會相衝突的時候才能夠真正顯現為屬於他們自己的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