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20世紀初的現代派或其他具有前衛意識的文化精英那裏看到的是一種傲慢的孤獨者和先知式的個性形象。但到了赫索格這裏，那種高高在上的傲慢沒有了，剩下的隻是與周圍環境之間的不協調和遊離之感。處在前一種狀態中的文化精英是外向的、擴張的個性，也可以說是一種憤世嫉俗的鬥士性格；而後一種赫索格式的心理狀態則變成了一種內縮的個性，也是精神受虐狂式的性格。是否可以認為這是20世紀文化精英個性的一種衰變形態呢？恐怕很難說。實際上即使在20世紀初那些最狂放無忌的前衛精英們的身上，就已經可以看到某種精神受虐狂的傾向。比如超現實主義畫家達利，這是一位近乎瘋狂的藝術家、一名傲慢的反叛者，他幾乎對一切合乎常理的觀念都加以嘲弄和反叛：
作為菲蓋臘斯的資產階級律師家庭的兒子，我一生都過著公開背叛我所屬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的生活。我總是在吸取貴族統治和君主製度的美德。我是個絕對的君主主義者，同時，我是個無政府主義者。無政府與君主製情同水火，但兩者的目的都是為了絕對權力。我從佛朗哥手中接受天主教的伊莎貝拉勳章，隻不過因為蘇聯從未給我發列寧獎章。我會接受列寧勳章的。我甚至會接受來自毛澤東的勳章。
阿蘭：你的榮耀中缺少毛澤東嗎？
達利：特別缺少毛澤東。
阿蘭：你讀過他的著作嗎？
達利：目前我正在思考他的一首詩，這首詩將一種新型舞蹈介紹給今天的年輕人。現在最重要的是崛起的一代人，一種新型的人……注意在那邊陲椅上的奧達小姐，她代表著更年輕的一代人，我希望在本周末她將像一頭令人崇敬的蠢豬一樣被吊在天花板上，在一段毛澤東詩詞伴奏的新型舞蹈中做最出風頭的柔體表演。
這段談話是典型達利風格的目中無人的胡說八道，也是典型的20世紀初現代派精英驚世駭俗的狂放個性的突出表現。我們不能過於認真地計較他所說的每一句話是否是他的真心話，他或許根本就沒有什麼說“真心話”的意圖。他隻是為了表達那種對世俗的反叛。但就是在這種反叛當中，達利仍然流露出某種與外表不盡相同的東西：
……我特別討厭他（指費德瑞柯·加西亞·羅卡），因我不是同性戀者，我不想屈服。但我已經感到受寵若驚。我深深地感到他是個偉大的詩人，我肯定欠他神聖達利的肛門。他最終向一個姑娘求愛，她代替我作出了犧牲。費德瑞柯·加西亞·羅卡沒有能把我的屁股任他使用。
像所有的人一樣，我是個施虐——受虐狂。
……
我喜歡看到大量的搞同性戀的女人……可我從未撫摸過她們當中的任何人，那是眾所周知的……在我到巴黎後，每當我去妓院時，我總是與妓女保持有兩碼距離……。
可以看出，在達利特有的那種超現實主義的瘋狂背後深藏著一種赫索格式的受虐狂和內縮的心理傾向。或許，這些在現代都市繁華中遊蕩的孤獨者們的個性真的是像達利所說的那樣是施虐——受虐狂，換句話說是猖狂恣肆與神經質的內縮混合在一起的。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促進了都市商業的繁榮，因而也造成了都市社會中激進的知識分子、藝術家們與一般大眾之間的衝突，以及因此而來的文化精英意識的呈現。這種精英意識在某些特定的語境中會形成一種丹柯式的英雄主義和崇高精神，但在更多的日常生活化的文化環境中則呈現出一種與平民化、商業化文化格格不入的孤獨感和焦慮。在這種情形下，這些文化精英們的藝術活動便形成了與都市化的市民藝術不同的個性表達需要。
1993年的中國文壇上一件引起較大反響的事件就是陝西作家賈平凹的長篇小說《廢都》的出版。這部小說在當時之所以引起轟動的原因似乎主要在於書中不時出現的一串串空格所提示的種種遐想。但這篇小說顯然還有更多的意義。賈平凹原來是以寫商州風土人情為特色的作家。他當然不能說隻是個具有地域特色的鄉土文學作家，他作品中體現的深厚傳統文化意蘊表明了他屬於這個社會中的文化精英階層。他以偏僻閉塞的商州作為作品的文化環境，不僅是因為這裏是他生活的地方，事實上，自他開始自己的創作生涯後，他的實際生活已越來越遠離了這塊土地。他的商州係列小說的文化意義在於使他的敘述意圖與當代城市文化拉開了距離，成為他作為孤獨的彷徨者個性的展現。從這個角度來說，他的作品中所表現的個性屬於與現代都市文化疏離的浪漫個性一脈。而《廢都》卻是另一種小說。他在這部小說的後記中說：“一晃蕩，我在城裏已經住罷了二十年，但還未寫出過一部關於城的小說。”換句話說，《廢都》是他改弦更張，目光轉向城市文化的一篇小說。他通過寫這部小說，表達了文化精英對城市文化的一種態度。《廢都》的意義實際上就在於表現了文化精英們的個性與當代都市文化的關係。
小說一開卷是這樣寫的：
一千九百八十年間，西京城裏出了樁異事，兩個關係是死死的朋友，一日活得潑煩，去了唐貴妃楊玉環的墓地憑吊，見許多遊人都抓了一包墳丘的土攜在懷裏，甚感疑惑，詢問了，才知貴妃是絕代佳人，這土拿回去撒入花盆，花就十分鮮豔。這二人遂也刨了許多，用衣包回，裝在一隻收藏了多年的黑陶盆裏，隻待有了好的花籽來種。沒想，數天之後，盆裏兀自生出綠芽，月內長大，竟蓬蓬勃勃了一叢。但這草木特別，無人能識得品類。抱了去城中孕琪寺的老花工請教，花工也是不識。恰有智祥大師經過，又請教大師，大師還是搖頭。其中一人卻說：“常聞大師能卜卦預測，不妨占這花將來能開幾枝？”大師命另一人取一個字來，那人適持花工的剪刀在手，隨口說出個“耳”字。大師說：“花是奇花，當開四枝，但其景不久，必為爾所殘也。”……
這段文字風格如同近古話本，顯然是作者刻意所求的一種語言特色，這種古雅的語言一方麵使作者所敘述的故事環境——那個半虛半實的“西京”城市渲染上了一層古色古香的故都意味；另一方麵也是在表現作者的文人身份和作為文化思考的意圖，也就是說作者把一個當代的城市有意地置入了一種與當代社會生活相睽違的傳統文化氛圍中，使得這樣一部寫當代都市社會的小說所表現的意義與一般意義上的都市文化疏離開來，從而表現出精英文化的需要和特色。小說中還有意將這種古雅的語言風格與另一種當代都市的平民風格相對照。如書中多次寫到一個老叫花子，這個老叫花子總在傳播一些城市民謠，如：
一類人是公仆，高高在上享清福。二類人作“官倒”，投機倒把有人保。三類人搞承包，吃喝嫖賭全報銷……
革命的小酒天天醉，喝壞了黨風喝壞了胃，喝得老婆背靠背，老婆告到紀檢委員會，書記說：該喝不喝也不對……
喝上酒了一瓶兩瓶不醉。打著麻將三天四天不困。跳起舞來五步六步都會。搞起女人七個八個敢睡……這些當代市井的政治民謠與前麵提到的那種近古話本式的古雅的話語風格形成了一種有意為之的對比和衝突，給人一種奇特的印象：作者似乎處在遙遠的另一個曆史環境和話語環境中俯瞰當代都市社會，從而使作者想要表達的文化精英與都市社會的距離感凸現了出來。這本書因此而成為文化精英對當代都市文化的審視和批判。
然而如果細細閱讀全書就會發現，整部小說中的話語風格其實比上述的情況要複雜得多。比如書中有一段牛的獨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