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讓我學得一些東西的是城市裏的人民。
——蘇格拉底
西方的敘事藝術觀念在亞裏士多德時代是把情節當作最重要的因素，這一點可以從亞裏士多德的《詩學》中得到證明。但到了古羅馬的賀拉斯那裏，就已經注意到寫好故事中的人物更重要。到了黑格爾，更明確地提出“性格就是現代藝術的真正中心”。而在中國傳統敘事藝術中，自《史記》以來關注的就是人物形象。作為城市藝術的文學從傳統上來說，最重要的就是敘事藝術，而在這些敘事藝術作品中塑造和表現的人物形象，往往成為城市社會中人們心態的某種表征。在西方敘事藝術觀念中，敘事作品中的主要人物稱作“主人公”（hero）或“女主人公”（heroine），這兩個詞同時也是“英雄”的意思。這種同義現象並非偶然，因為自亞裏士多德以來的西方古典敘事藝術傳統中，故事的主人公隻能是“英雄”，用亞裏士多德的話來說，應當是“名聲顯赫，生活幸福，例如俄狄浦斯、堤厄斯忒斯以及出身於他們這樣的家族的著名人物。”因為隻有這樣的“英雄”，他們的行動才會具有重大意義，像古希臘悲劇《俄狄浦斯》中的俄狄浦斯，他的童年時期的不幸、他後來的生涯、他的智慧和他在無知的情況下犯下的過失，一直到他因自己的罪孽而進行自我懲罰的後果等等，他的所有這些行為，都具有重大的道德意義，對家族、城邦或親屬產生嚴重的影響。傳統意義上最典型的敘事藝術是悲劇藝術，而這悲劇之悲的主要意義不是在於苦難，而在於那種重大意義所帶來的嚴肅性和崇高性。
中國古代敘事作家司馬遷在《史記》中的傳記文學部分所描寫的人物，最重要的也都是那些“名聲顯赫”的英雄。但司馬遷所寫的人物不僅僅是帝王將相之類的“英雄”，還包括遊俠、刺客、商人、門客等三教九流的各種人物。他曾因此而受到過去的批評家的非議。他的這些小人物大都屬於城市社會中的市民階層，因而與史書所關注的重大道德與曆史意義之間有明顯的差異，這正是純正的曆史敘事所不能容忍的東西。但當敘事藝術通過市民戲劇、話本、小說等形式進入到都市市民的藝術生活中後，情況就不同了。比起古典敘事來，在市民文學中發生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敘事作品中人物身份的變化。市民文學通常總是保留著許多關於過去的英雄、神祇的傳奇故事，但更重要的是越來越多地出現了在古典敘事中不應當成為敘事藝術主人公的人物和這些人物的事跡。18世紀法國的啟蒙主義者將這種敘事內容的戲劇稱作市民戲劇，並肯定這是比古典的英雄悲劇更適合於現代人需要的敘事藝術。
市民文學中的小人物與古典敘事中的英雄相比，重要的差別在於他們的性格和行動失去了重大的意義——無論是曆史的、社會的意義還是道德意義。就拿中國近古時期的一部已成為經典的市民文學作品《水滸傳》來說，這部作品所依據的故事原型是《宋史目》中的一段曆史記載：
宋江起為盜，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十郡，官軍莫敢攖其鋒。知毫州侯蒙上書，言江才必有大過人者，不若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帝命蒙知東平府，未赴而卒。又命張叔夜知海州。江將至海州，叔夜使間者覘所向。江徑趨海濱，劫巨舟十餘，載鹵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鬥誌。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這段簡短的曆史記載與《水滸傳》洋洋灑灑百餘萬字錯綜複雜的故事當然不能同日而語了。但問題的重要性並不僅僅在於字數的多少，而在於二者所表達的意義不同。
《宋史目》中這段敘述講的是宋江和張叔夜兩人的較量。這段記載中先講了宋江的威勢，而後講的是張叔夜的計謀和成功。描述宋江的威勢是說明了問題的嚴重性，並因此而反襯出來張叔夜的過人智謀和平定宋江之亂的赫赫大功。因此，這段敘述如果作為故事來看，那麼它與傳統的英雄故事一樣，主人公與其敵手的較量行為體現了一個有勇有謀的幹城國士的道德形象，他的行為則表現出治國安邦的重大社會曆史意義。當這個故事被一再地改編並最終敷演成長篇小說《水滸傳》時，原來的曆史和道德意義被完全抹去了。《水滸傳》中的主人公改成了宋江和他的好漢兄弟們。這一百零八條好漢雖然也號稱英雄，但已不再是古典意義上的“英雄”——用金聖歎的話來說，《水滸傳》“敘一百八人，其人不出綠林，其事不出劫殺，失教喪心，誠不可訓”。金聖歎的觀點頗能代表古典意義上的價值觀念。梁啟超之所以對中國傳統小說加以激烈的抨擊，也是因為古代的市民小說缺乏社會性的道德意識，像《水滸傳》之類的故事，隻知“大碗喝酒、大塊吃肉，論稱分金銀，論套穿衣服”。
盡管今天的人們會把梁山好漢們的行為讚美成反抗反動統治階級剝削壓迫的“革命行動”，因而具有了道德的和曆史的意義，但這種思想與這部小說作為當時文化環境中市民藝術作品的意義毫不相幹。宋江以及梁山眾好漢的形象果真具有什麼反抗封建地主階級統治的意義嗎？隻要具有起碼的閱讀理解力就應當承認，答案是否定的。好漢們打家劫舍的行為被說成是殺富濟貧匡扶正義的道德行為，但實際上並沒有這種意義：盡管書中在寫到梁山好漢洗劫豪富或州府之後會點綴一點開倉濟貧的行為，但其實故事中講得很清楚，所有搶劫行為的真正目的都是為了充實山寨。至於小說中好漢們的主要活動——與官府的鬥爭，除了經濟目的之外，大都是為了報私仇，因而同樣談不上什麼重大的社會道德意義。使宋江形象具有重大道德和曆史一社會意義的一個標誌是“替天行道”那麵杏黃大纛和他率梁山義軍東征西討的行動。但正如自金聖歎以來的許多批評家指出的那樣，宋江的“替天行道”不過是文飾綠林行徑的空話，後麵的征討情節不僅在藝術上疲軟，而且顯然不符合前麵形成的人物性格邏輯。所以金聖歎幹脆將後麵一筆抹去。總而言之，梁山好漢們形象的道德意義隻能從市井社會中的人際關係道德，即個人恩怨的角度獲得，而不是整個古典社會共享的道德意義；他們行為的後果隻關係到個人利害而與家族、社會、國家無關。因而他們不再是古典意義上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