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消解文化等級層次的需要隻是平民文化需要的一個特殊角度，隻是在平民麵對著社會結構上的自尊關係時——當農民麵對著一貫作威作福的鄉紳、當撒尿和泥玩的孩子看到花枝招展的小公主時——這種需要才顯得特別突出。方方的小說《風景》中父親對二哥說：“不要跟有錢人打交道，讓他們覺得你是流著口水羨慕他們過日子。”這句話正是那種自卑和敵意的表現。但故事中的二哥到底沒有聽從父親的警告，還是羨慕、向往著那種高雅的生活方式。隨著後來改革開放給那些河南棚子裏的孩子們帶來的機會，他們一個個地都離開了父親的生活層次，都去尋求那些本來他們不了解、更不可接近的高層次的文化生活了。因此，當平民階層的經濟、文化生活達到了一定層次的時候，向更高的文化層次靠攏而不是對抗，就也成為自然而然的事了。從這個角度看，一個平民社會在損毀了文化遺產之後又希望把它們保存起來，這種矛盾態度幾乎是無可避免的。
但這裏還存在一個問題。如果談論的是故宮、長城的保護，問題當然很容易理解。但對於當今流行的把一張張發黃模糊而又毫無特殊文化價值的個人生活照片當作至寶搜集整理的風氣，又該作何解釋呢？一張鮮豔明快的新照片和一張發黃的老照片之間的區別究竟在哪裏？近年來風行的那些“老”字頭的東西，大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文化遺產——貴重的、精致的、有形的財富，而往往不過是些陳舊的照片、紙頭、普通民居之類。這些東西怎麼會變得重要了起來？這裏所涉及的的確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文化遺產，而更多地是與個人有關的東西，涉及的是個人的過去——被遺忘的、被丟棄的甚至可能還有被掩飾和被壓抑著的東西。這些東西不僅對於個人來說具有特殊的意義，在當今的文化背景下，它對一個社會、一種文明的發展，也可能有特別的意義。意大利美學家和史學家克羅齊在談論什麼是真正的曆史這個問題時曾舉過這樣一個例子：他把首飾盒裏的枯萎花瓣比作曆史研究中所依據的史料，把記載日常生活瑣事的劄記本比作曆史事件的編年。在他看來，史料和編年都還不是曆史，因為那都是死的，沒有意義的東西，就像幹花瓣和劄記本對於不了解其中所涉及的事件的外人來說毫無意義一樣。什麼是曆史呢？按照他的說法，隻有在這些東西能夠成為記憶中的活生生的東西後曆史才能存在。用他的一句名言來說，“一切曆史都是現代史”，意思是說隻有活在現代人心靈中、為現代人所理解、感受到的東西才是真正的曆史。
我們可以把克羅齊的比喻反過來使用：真正的幹花瓣和舊劄記本對於一個個人來說意味著什麼？這就要看這些東西是否真正屬於自己、是否仍然活在自己的心靈中。那片幹花瓣可能是很久以前一次令人心醉或傷感的情境留下來的唯一見證，通過劄記本上寥寥幾個字的簡單記載，這一切就可能重新複活了——那一個特定的時間、空間就可能又在想像和情感中重現出來：或許是亂花迷眼的春日一次愉快的相約，或許是曉風殘月的秋晨無限感傷的離別，或許是《伊豆歌女》似的清純遐想，或許是《廊橋遺夢》般的迷離遺恨……這種複活了的情感經曆才是一個人所有過的活生生的曆史。“一切曆史都是現代史”這句話對於史學家們來說是一種研究曆史的態度和理論，而對於作為曆史地存在著的現代人又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每一個現代人同時又是曆史的人，在每個人的心靈深處都積澱著過去、積澱著個人和社會的曆史。實利主義的小市民們習慣於把自己的存在當成是一種具體的、當下的、實際的、個體的唯一性存在，習慣於根據現實利害判斷自己的處境。然而現實的個人從本質上講是離不開曆史的。一個人感知、體驗世界的方式、一個人深藏在內心潛意識中的心理原型，都是曆史地繼承和獲得的，按照柏拉圖的說法，人的靈魂是從“上界”下降到人世的，因此靈魂的需要就是通過回憶向上界回升。如果沒有了曆史，失去了曆史感，人就失去了感知和體驗世界的能力、失去了靈魂。
但是當代都市人的曆史是什麼？按照我們在上麵關於城市的形成和發展方式所提出的看法，當代城市和傳統城市的區別可以認為是“人為的”城市和“自然的”城市的區別。對於生活在城市中的市民來說，一個“自然的”城市裏，市民是像撒播到城市土壤裏的種子一樣自然地“生長”出來的——我們可以從城市的創始時期算起，最早的移民創建了城市的雛形，而後是一代代繼之而來的新移民，由他們和他們的後代代代相繼的生存、繁衍和建設造成了城市的發展：這就是城市的曆史，也就是城市市民的曆史。古代的雅典、羅馬這些偉大的大都市都是這樣形成自己的曆史的，這些城市中公民的身份、地位和榮譽感也是來自對這種曆史的認知和肯定。在上海的老市民中，說話帶寧波腔的和操蘇北口音的分別屬於不同的移民群，有的是早年上海開埠時的創業者，有的是抗戰時期逃難來的難民等等，各自在上海這個城市的生活都有各自的曆史。號稱“十朝故都”的南京，市民的曆史感當然更強烈。從王謝家族到《儒林外史》中所說的“菜傭酒保都有六朝煙水氣”，市民的教養、情趣顯然屬於一個悠久而典雅的曆史。老舍《茶館》中的市民與清朝北京的曆史息息相關。然而一個當代化了的“人為的”城市中市民本質上是沒有曆史的。就拿南京來說，城南的老市民至少可以從朱元璋遷移富室入京、淮河大水逃荒、孫中山建都南京等一係列曆史事件中找到個人的曆史，而生活在城北的人們卻可能根本找不到自己作為一個市民在這個城市中的曆史：他或她可能是大學畢業分配到這個城市的，或工作調動來到南京的，或者隻是做生意留在了這兒，抑或是跟著丈夫調進來的……無論如何，這座城市的過去與他們的曆史毫無關係。今天城市裏的新移民與過去的移民不同，他們的遷移不是生態性的自然遷移，而是被調令、戶口和檔案這些與人的生命和情感需要無關的技術性工具硬性驅遣的。當今這些職業人員的生活曆程如果說也是一種曆史，那麼這種曆史隻是由社會職能機器生產出來的曆史，而不是個人靈魂的曆史。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當代人沒有了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