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對那些炙手可熱的有地位有權勢的統治者腐朽、專製、肆虐、庸俗則進行了猛烈地抨擊。寫梁冀擅權時，特別記下這樣一段史實：質帝朝見群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遂令左右進鴆加煮餅，帝即日崩。”梁冀是個外戚，竟肆虐如此！在《宦者傳·序》中，指出宦官可以“手握王爵，口含天憲”，“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對宦官的窮奢極欲也揭露無遺，記載這些人“府署第館，棋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宦官肆虐，造成了“寇劇緣間，搖亂區夏”。字裏行間都表現了對宦官的深惡痛絕，也指出了後漢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在《胡廣傳》中，記載這個曆事六帝，在公台三十餘年的大官僚，竟是一個庸碌無為、圓滑苟合之徒，說“胡公庸庸，飾情恭貌，朝章雖理，據正或橈”。用人如此，國家不亡何待！後漢選舉製度的腐敗，是在《明帝紀》中直錄中元二年詔書表達出來的，其詔雲：“今選舉不實，邪佞未去，權門請托，殘吏放手，百姓愁怨，情無告。”而對陳蕃為光祿勳與黃琬共典選舉，不偏權富，則深加讚揚。
對皇帝的不滿不便直說，而是用曲折迂回的辦法表達的。在《朱浮傳》中稱朱浮對光武帝的諫諍是“長者之言”，在《寒朗傳》中把寒朗敢於廷爭冤獄阻止明帝濫殺的行為頌為“仁者”之行，在《逸民傳》中借漢陰老農之口批評桓帝“勞人自縱，逸遊無度”。
難能可貴的是，《後漢書》雖然對黃巾農民大起義持反對態度，但是在揭露起義原因時卻能從統治者的暴虐中尋找原因。在《張讓傳》中，借張鈞的話說：“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這樣看問題是看得深刻的，比某些淺見的封建史學家，隻是咒罵農民起義是不同的。
《後漢書》對後漢一代的迷信宗教鬼神基本上是反對的。光武中興28功臣，當時被附會為天上28個星宿，在“中興二十八將·論”中說：“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接著說：“然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誌能之士也。”這樣就肯定28將為時勢所造，個人努力的結果。在《郭陳列傳》中，通過對吳雄、趙興不恤諱忌而家世興旺、官運亨通，陳伯敬一生禁忌，而後來被殺事，暗示人生禍福與宗教迷信是不相幹的。當然，在那樣的時代，《後漢書》破除宗教迷信是不可能徹底的。在《光武帝紀·論》裏，就記載了許多圖讖、符瑞來證明劉秀為天子是“信有符乎”！在《方術》、《獨行》、《逸民》等傳中也記了一些迷信應驗之事。
二、《後漢書》在有些地方，往往不局限於後漢一代，還縱論古今，以更廣闊的視野來尋求事物的規律性。《循吏傳》以下的序、論，就往往打破朝代界限。《宦官列傳·序》最具代表性，它從《周禮》置宦官談起，一直說到後漢，並對宦官進行了客觀分析，有著功者，亦有禍國者，說明曆史上的宦官並非都是壞人。對後漢的宦官專權，也分階段進行了分析，建國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複雜調它士”，隻是“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宦而已……中官始盛”，“鄧後以女主臨政……稱製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這實際上是一篇宦官小史。
三、《後漢書》作於南朝劉宋時代，範曄又是劉宋統治集團一員，當他正後漢一代得失時，也在以古鑒今，直接或間接為劉宋政權的鞏固出謀畫策。比如，南北朝時，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互相指罵，不利於民族團結和國家的統一。《後漢書》就特別重視寫好曆史上各民族本出一源，《東夷傳》強調“昔堯命羲仲宅嵎夷”，《西羌傳》則稱“西羌之本出自三苗，薑姓別之”，《南蠻傳》講蠻夷乃五帝之一帝嚳的支裔。這樣，就雄辯地說明了東西南北中各族，本是一家，分裂、對罵是沒道理的。在《祭彤傳》中，極力稱讚“彤抗遼左，邊廷懷和”，彤死後，“烏桓、鮮卑追思彤無已，每朝賀京師，常過塚拜謁，仰天號泣乃去。遼東吏人為立祠，四時奉祭焉”。這樣記述祭彤，顯然帶有呼喚一個新祭彤出現的意義。劉宋政權的北方通路被阻塞，南方又隔大海，處於局促與封閉狀態，《東夷列傳》中特別注意記載“倭在韓東南大海中”，“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人民時至會稽市”，這等於給劉宋政權指出一條海上出路。在《西域傳》中詳細描述班超通西域所出現的又一次絲綢之路繁榮景象。並特別記載延熹九年（166）大秦商人以大秦王安敦名義，從日南來獻象牙、犀角、瑇瑁，於是“始乃一通焉”。這也會啟示劉宋政權重視打開域外交通，去發展與域外各國的關係。
《後漢書》始修，距後漢之亡已200餘年，距《三國誌》成書亦100餘年，各種避諱不必有了，再加上範曄本人崇尚氣節、正直，所以發揚據事直書的史學傳統，在《後漢書》中也十分明顯。《三國誌》載“天子以公領冀州牧”，《後漢書》改為“曹操自領冀州牧”。《三國誌》載“漢罷三公官，置丞相，以公為丞相”，《後漢書》改為“曹操自為丞相”。《三國誌》記伏皇後坐與父完書，雲：“帝以董承被誅怨恨公，後廢黜死，兄弟皆伏法。”《後漢書》改為：“曹操殺皇後伏氏，滅其族及其二子。”清人趙翼稱讚《後漢書》“史法究應如此”（《二十二史劄記·後漢書、三國誌書法不同處》）。
六
《後漢書》是一部未經範曄最後完成之作，自然會存在一些問題。一是範曄未來得及像司馬遷、班固那樣為自己的著作寫一篇《自序》（或寫了未流傳下來），後人對其發凡起例的思想，難以有更多的直接了解，比如，對“誌”部分究竟寫得如何，就是個懸案。二是因書稿無得力之人精心整理，所以目錄編排有些失序和缺漏。三是現在的“誌”非範曄原著，水平不高，尚缺四個“誌”。四是無“表”。五是刊刻錯誤不少。這樣，就給後世學者留下不少研究課題。
最早為《後漢書》作注的是梁人劉昭，已如前述。唐朝章懷太子李賢，對劉昭注不滿意，又為紀、傳作注，由於李賢的注超過劉昭注的水平，所以劉昭為紀、傳所作的注，後來便失傳了。“誌”的注仍用劉昭所注。宋朝將紀、傳與誌合刻，其注則分題李賢、劉昭之名。清人對《後漢書》用功甚勤。惠棟的《後漢書補注》成就最大，清末王先謙的《後漢書集解》則收集了唐宋以來各家成果，萃為一書，是注解《後漢書》最稱完備的著作。1964年中華書局出版標點本，充分吸收了此前的學術成果，是目前流行最廣的版本。嶽麓書社本《後漢書》，在眾家研究的基礎上，精選底本，詳加校勘，以簡體字排印，分上、下兩冊刊行，是極便閱讀與收藏的普及讀本。
199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