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後漢書》在曆史編纂學上，既繼承《史》、《漢》，而又有創新。
所謂繼承《史》、《漢》，如前所述，他是在比較了編年、紀傳優劣之後，決定棄編年而取紀傳的。《史》、《漢》各體，《後漢書》皆效法之。他原計劃的紀、誌、傳，不僅為《史》、《漢》所有，而且還“合為百篇”，以與《漢書》篇數相一致。另外，《後漢書》仿《太史公自序》而作《序例》（今天已見不到，一般來說《獄中與諸甥侄書》可視為《序例》讀），仿《太史公曰》而作“序”、“論”、“讚”，仿《漢書》不稱“本紀”而稱“紀”。就紀傳體之完備來說，比起以前18家後漢之書確實是“良誠跨眾氏”（劉昭《後漢書注補誌序》）的。
《後漢書》的編纂，並非隻是跟在《史》、《漢》之後亦步亦趨，範曄是從後漢一代社會實際出發，進行創新的。
後漢一代皇後執政屢見不鮮，年幼無知的傀儡皇帝不止一個，於是《後漢書》為17位皇後（賈貴人、虞美人、陳夫人、皇女附）立“紀”，殤帝附於《和帝紀》，衝帝、質帝附於《順帝紀》。劉知幾在《史通·列傳篇》中，對《後漢書》這種作法頗有非難之辭，認為“紀後妃六宮，其實傳也，而謂之紀……其未達紀、傳之情乎？”劉知幾“名教”思想很重，思想僵化，對範曄這種解放思想、從實而書是不理解的。華嶠的《後漢書》也為皇後立“紀”，實際上為皇後立“紀”並非《後漢書》一家。
創立若幹類傳，是《後漢書》的又一創新。類傳，即把相類的人物集中一起來寫，《史》、《漢》已有先例，《後漢書》的創新在於根據後漢特點，新增了《黨錮》、《宦者》、《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列女》七種。《獨行》、《黨錮》、《逸民》“正所以表死節，褒正直，而敘殺身成仁之為美也”（《十七史商榷·範矯班失》），《宦者》反映後漢宦官大權在握“剝割萌黎，競恣奢欲”又“構害明賢，專樹黨類”的史實。《文苑》正如章學誠的《文史通義·書教中》所說“東京以還，文勝篇富，史臣不能概見於紀、傳，則彙次為文苑之篇”。這實際是經學、文學分家現象的一種反映。《列女》記述了17位“才行尤高秀者”的婦女，開“正史”為婦女立傳之先河；不僅如此，對蔡文姬這位幾次改嫁的婦女不因其於封建名教有缺而另眼相看，這與後來諸史雖為婦女立傳，而將“列”改成“烈”，專褒貞節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方術》多記神仙怪異，是後漢社會讖緯流行的一種反映，但是由於當時醫術和迷信相雜，郭玉、華佗等名醫的事跡，卻得以保存下來。
《後漢書》還為品性大體相同者立合傳。王充、王符、仲長統生活時代不同，但他們都淡於功名利祿，並著書針貶時弊，而合為一傳。杜根、欒巴、劉陶、李雲、劉瑜、謝弼等因仗節能直諫，而合為一傳。郭泰、符融、許劭以清高有人倫之鑒，知名當世，而合為一傳。鄧彪、張禹、徐防、張敏、胡廣，都是合光取容者流，而合為一傳。還有像《來曆傳》一類，雖一人立傳，而敘諫廢太子者同僚17人。這樣立傳，“詳簡得宜，而無複出迭見之弊”（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後漢書編次訂正》）。
《吳漢傳》敘其破公孫述之功，則《公孫述傳》不複詳載其事。《耿弇傳》敘其破降張步之功，則《張步傳》亦不複詳載。宦者孫程以張防誣構虞詡，上殿力爭事見《虞詡傳》，則《孫程傳》不複載。這樣，“悉心核訂”，就“以避繁複”（同上）了。
《後漢書》對周邊民族立了六傳，有《東夷》、《南蠻·西南夷》、《西羌》、《西域》、《南匈奴》、《烏桓·鮮卑》。這些傳的材料來自《史記》、《漢書》、《三國誌》而又超過之，說明《後漢書》在寫作中是比較重視民族史料的收集的。
《後漢書》還學習《史》、《漢》，注意保存名家的文章。崔寔的《政論》，桓譚的《陳時政疏》，馮衍的《說廉丹》、《說鮑永》，王符的《潛夫論》，仲長統的《昌言》，張衡的《客問》、《陳事》、《請禁圖讖》，蔡邕的《釋誨》、《條陳所宜行者七事》，都是關於時政的原始材料。班固的《兩都賦》、《明堂辟雍詩》、《典引》，杜篤的《論都賦》，傅毅的《迪誌詩》，崔琦的《外戚箴》，趙壹的《窮鳥賦》，劉梁的《和同論》，邊讓的《章華賦》，崔駰的《達旨》，崔篆的《慰誌賦》，都是辭采壯麗之篇，反映了後漢一代文學成就。
範曄在《後漢書》編修計劃中，是“欲遍作諸誌”的，而且要使諸誌為“前漢所有者悉令備”（《獄中與諸甥侄書》），其誌向是宏偉的。據《後漢書·後妃紀下》章懷太子注稱“沈約（指《宋書》）《謝儼傳》曰：‘範曄所撰十誌，一皆托儼。搜撰垂畢，遇曄敗，悉臘以複車，宋文帝令丹陽尹徐湛之就儼尋求，已不複得，一代以為恨。”再從《後漢書》中的《後妃紀》有“僚品佚事，在《百官誌》”、《東平王蒼傳》有“語在《禮樂輿服誌》”、《蔡邕傳》有“事在《五行誌》”的記載看，說明謝儼所作諸誌，不僅僅是收集完了材料，而且有相當部分已經成稿，並為作“紀”、“傳”者所寓目，隻是未保存下來。劉昭將司馬彪《續漢書》的“八誌”厘為30卷補入，缺《刑法》、《食貨》、《藝文》、《溝洫》四誌。
《後漢書》的“史論”也是既繼承《史》、《漢》又有創造的。它的“史論”由“序”、“論”、“讚”三部分組成。“序”置於《皇後紀》和各類傳之前，“論”置於紀、傳之後，“讚”置於“論”之後。“讚”寫得極講究，皆為四字句的韻語。範曄對“讚”特別得意，在《獄中與諸甥侄書》中說：“讚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而且“奇變不窮，同含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據《隋書·經籍誌》載，《後漢書》的“論”、“讚”曾被單獨印成書流傳過，可見其影響了。
劉知幾在《史通》中評價《後漢書》的編纂說：“簡而且周，疏而不漏，蓋雲備矣。”是中肯的。
五
《後漢書》是一部思想內容特點鮮明的史書。
從範曄的自述，可以看到《後漢書》寫作的旨趣所在。範曄有較高的文學修養，但他卻“恥作文士”（以下凡未注出處者，皆引自《獄中與諸甥侄書》），認為著書要“以意為主，以文傳意”，“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可見在思想內容與文學技巧關係上，他是主張思想內容為主的。對思想內容，他又要求“自得之於胸懷”，即強調獨立見解，而不人雲亦雲。他對“古今著述及評論”皆不以為然，甚至於“最有高名”的班固，他也認為“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讚於理近無所得”，隻有他自己的見解才“皆有精意深旨”。他自負地說“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論》”。李延壽在《南史》本傳中也說《後漢書》“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嚐不致意焉”。可見，範曄把《後漢書》是當成一部政論來作的。這也是對《春秋》以來史學為政治服務傳統的繼承和發揚，充分表現了他對史學功能認識的深刻，比起那些隻在史料與寫作技術上論長短的史家，顯然高過一頭。
《後漢書》的思想內容，集中一句話就是他自己所說的“正一代得失”。
對“正一代得失”，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麵來分析。
一、正後漢一代之得失。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範蔚宗以謀反誅》中說“今讀其書，貴德義，抑勢力，進處士，黜奸雄，論儒學則深美康成，褒黨錮則推崇李杜，宰相多無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見采而惟尊獨行”是個很好地概括。比如，對光武帝劉秀取得政權後不以功臣任職，當時頗有異義，《後漢書》在“中興二十八將·論”中則予以肯定，認為這是“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誌”，可以避免出現西漢那種因分封功臣而導致分裂，因鬧分裂而導致功臣被誅殺的悲劇重演，又可使國家起用新人，這是一種“深圖遠算”的“德政”，應予以肯定。再如，後漢一代因外戚、宦官輪流專政，宰相多無大作為，公卿屍位素餐，所以對這些人“多無述”或“不見采”是有道理的。相反，對黨錮、獨行、逸民則不論其社會地位如何而“搜羅殆盡”（清·邵晉涵語），其原因就是這些人清高正直、英毅勇烈，精神品格值得提倡。在《李膺傳》中讚其“振拔險之中，蘊義風生，以鼓動流俗，激素行以恥威權，立廉尚以振貴勢，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慨，波蕩而從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顧，至於子伏其死而母歡其義”。在《陳蕃傳》中讚其“鹹能樹立風聲，抗論惛俗”，“以仁心為己任”。在《孔融傳》中讚其“嚴氣正性”，“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在《盧植傳》中說“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不僅在“論”、“讚”中這樣直接發表看法，在選取什麼人物入傳方麵也體現著這樣的觀點。《後漢書》在《獨行傳》中共記24個人物，其中9人是恥於為王莽篡漢和為公孫述割據政權服務的清正之士，還有6人以忠於長官而聞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