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後漢書》是我國古代史學名著，“前四史”之一。所記史事為後漢一代，起自光武帝建武元年（25），終至獻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凡195年。全書120卷，其中紀10卷，列傳80卷，誌30卷。紀、傳部分是南朝宋人範曄主持撰寫的，誌部分是晉人司馬彪撰寫的。本來，範曄原定寫成10紀、10誌、80列傳，合為100卷，以與《漢書》卷數相合，誌這一部分是邀請謝儼收集材料並肯定寫成了一部分，但由於範曄被殺，謝儼的手稿散佚，而使《後漢書》的誌闕如。到了蕭梁時，劉昭為《後漢書》作注，才將司馬彪所撰的《續漢書》中的“八誌”，厘為30卷，並且也作了注，補入，《後漢書》才紀、誌、傳完整了。不過，相當長時期，紀、傳和誌是單刻流傳，到了北宋真宗乾興元年（1022），在孫奭的建議下，才使紀、傳與誌合刻。
《後漢書》於“前四史”中，成書最晚，這使範曄有條件吸取經驗，發揮自己的創造性，寫出一部水平較高又頗具特色的後漢一代之史來。
二
範曄字蔚宗，其母如廁產之，額為磚所傷，故小字曰“磚”。其貌不揚，《宋書》本傳載“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須”。他是順陽郡順陽縣（今河南淅川）人，生於東晉安帝隆安二年（398），死於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445），終年48歲。
其先為東晉世家大族，祖父範寧曾任豫章（治今南昌）太守，有《春秋穀梁傳集解》20卷流傳至今，父範泰追贈車騎將軍，據《宋書》本傳載，泰“博覽篇籍，好為文章”。這樣的家世使範曄從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範泰有五子二女，前三者為範曄之兄，後三者一弟二妹。（《宋書·範曄傳》說範曄為“少子”，《範泰傳》則為“四子”，今從後者。）範曄出生後過繼給從伯父範弘之，因而得襲封武興縣五等侯，但範弘之對範曄似無甚影響。
範曄才華橫溢，《宋書》本傳載“少好學，博涉經史，善為文章，能隸書，曉音律”，“善彈琵琶”，對“衣裳器服莫不增損製度”。他恃才傲物，卓立不群，曾撰雜文一篇，名《和香方》，專意諷刺身居要職的同僚庾炳之、何尚之、沈演之、羊玄保、徐湛之、慧琳道人等。對上司，也失尊重，元嘉九年（432）冬，彭城王劉義康太妃薨，舉國吊喪，範曄卻與幾個同僚夜中酣飲，開北窗聽歌為樂。在學術上造詣很深，追求“自得”（《獄中與諸甥侄書》）。南朝佛教流行，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百姓，篤佛成風，範泰晚年也變成了一個虔誠的佛教信徒，可是範曄卻不信，認為“死者神滅，欲著《無鬼論》”（《宋書》本傳）。對古今著述，他也覺得“少可意者”（《獄中與諸甥侄書》）。這樣的狂傲，使他招致多怨。
範曄出名早，17歲時，晉雍州（治今西安西北）刺史魯宗之就召他做州主簿，但這時其父範泰已投靠劉裕門下，而魯宗之與劉裕有矛盾，所以範曄未去就職。公元418年，劉裕回到彭城（今徐州），被晉朝廷授予相國宋公，21歲的範曄便被任為相國掾。次年（419），劉裕稱帝，不久範曄就任劉裕第四子彭城王劉義康的冠軍參軍，後又隨府轉為右軍參軍。27歲（424）那年，入朝補尚書外兵郎。宋文帝劉義隆（劉裕第三子）即位，範泰因與當權者徐羨之、傅亮不合，辭去國子祭酒之職。兩年後（426），文帝殺了徐羨之等，範泰再入朝做官，劉義康這時改任荊州（治今湖北江陵）刺史，範曄再次投靠其門下，任荊州別駕從事史，受到劉義康的厚遇。範曄31歲（428）那年，範泰去世，範曄以憂去職。複職後，任征南大將軍檀道濟司馬，領新蔡（治今河南新蔡）太守，這年他33歲。11月，文帝命檀道濟北伐魏，範曄懼征戰之苦，稱腳疾不便行軍，文帝不許，令他做後勤，使由水道負責運送部隊、軍械。還師，命為司徒從事中郎（劉義康為司徒）。不久，任尚書吏部郎，冬，因太妃薨，聽歌為樂，被劉義康貶為宣城（今安徽宣城）太守，時年35歲。
受貶後不得誌，恰恰這種“不得誌”生活，使他官清事約，有時間“廣集學徒，窮覽舊籍，刪煩補略，作《後漢書》”（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43歲（440）那年，範曄的仕途又有了轉機，被調到始興王劉浚（宋文帝第二子）部下任後軍長史，領下邳（今江蘇睢寧西北）太守。劉浚12歲，未親政事，日常政務全委托給範曄處理，這段工作大概做得比較恭謹，所以兩年後（442）升任左衛將軍，與右衛將軍沈演之對掌禁旅，同參機密。47歲（444）時，又為太子詹事，轉年便以首謀立劉義康為帝之罪名被殺了。
關於範曄謀反被殺事，《宋書·範曄傳》、《宋書·徐湛之傳》有較詳細記載，長時期幾乎無人懷疑。到了清朝，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範蔚宗以謀反誅》中，首為申冤，認為《宋書》“全據當時鍛煉之詞書之”，都是逼、供得來的材料，不足為據。李慈銘在《越漫堂讀書記》，陳澧在《申範》，傅維森在《缺齋遺稿》中都為範氏辯誣。近年又有學者對此問題探討。較公認的看法是：擁立劉義康為帝事確有，但範曄不是“首謀”，“首謀”是孔熙先，範曄隻是預先知道情況，但“輕其小兒，不以經意”（《宋書》本傳），屬知情不舉性質，“首謀”之名是徐湛之等出於個人恩怨給加上的。如果從大的社會背景分析，範曄被殺乃是皇族之間、統治集團之間矛盾的產物。
範曄有文集15卷，《和香方》1卷，《雜香膏方》1卷，《百官階次》1卷，皆亡。今所存者，除《後漢書》外，隻有《雙鶴詩序》1篇（見《藝文類聚》90），《樂遊應詔詩》1首（見《文選》卷2和鍾嶸《詩品詩例》下）而已。
三
範曄生活於東晉、劉宋兩朝。
魏晉南北朝是個“亂世”，儒家獨尊地位被打破，各統治政權和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把精力由經學轉向史學，所以“亂世”反而出現“多史”的景象，而劉宋王朝建立伊始，“役寬民簡，氓庶繁息”（《宋書·孔季恭傳論》），出現了一個相對安定的環境。宋文帝劉義隆不僅性喜讀史，還重視文教建設，他在位期間，曾命裴鬆之注《三國誌》，又在元嘉十五年（438）設“四學”（玄學、史學、文學、儒學）。在中國，“史學”以獨立學科麵貌出現，始於此。這時，史學家修前代史（晉史）亦盛，王韶之撰《晉安帝陽秋》，臧榮緒撰《晉書》，徐廣撰《晉紀》，謝靈運撰《晉書》（未成之作）。範曄修《後漢書》，除了家學淵源、個人素質外，上述社會背景是不可忽視的。
從史學發展史來看，範曄生活的時代，劉知幾所歸納的史書“六家”、“二體”都已形成並得到相當的發展，《史記》、《漢書》、《東觀漢記》、《三國誌》都為範曄所閱讀，他並且早於劉知幾對編年、紀傳進行過比較研究，據《隋書·魏澹傳》載：“範曄雲：‘《春秋》者，文既總略，好失事形，今之擬作，所以為短。紀傳者，史班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義周悉，適之後學，此焉為優，故繼而述之。’”（有的學者推測，這段話可能是佚失的《後漢書序例》）
範書之前，有關後漢的史書已有多家，其中可查者就有：東漢劉珍、李尤的《東觀漢記》143卷，吳謝承的《後漢書》130卷，晉司馬彪的《續漢書》80篇，晉華嶠的《後漢書》97篇，晉謝沈的《後漢書》100卷，晉袁山鬆的《後漢書》95卷，晉薛瑩的《後漢記》100卷，晉張瑩的《後漢南記》55卷，晉袁宏的《後漢紀》30卷，晉張璠的《後漢紀》30卷等。據清人王先謙統計，範書之前共有18家後漢史書。這些後漢史書，在範曄的眼中都是不理想之作，但是，從材料上和撰寫技術上，給範書以參考則是可以肯定的。如果範書不是有諸家後漢史書作參考，後來居上也是難以辦到的。
範書出，其他各家後漢史書便逐漸失傳，今天了解後漢曆史，主要依靠的文獻材料便是範書了。
對《後漢書》的評價，有範曄的自述，也有後人的評述。他的自述就是保存在沈約《宋書·範曄傳》中的《獄中與諸甥侄書》，這可能是範曄的絕筆之作，都是真情實意，所以可作依據。沈約在《宋書·範曄傳》中就說“曄自序並實，故存之”。後人的評價褒貶皆有，但貶少而褒多。對《後漢書》的評價概括起來是兩個方麵，一是從曆史編纂學上，一是從思想內容上。其實二者並非截然可分，隻是為了敘述上的方便，才分而為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