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明代書法的發展
明朝書法的發展表現為三個階段：
明初
明初書法“一字萬同”，“台閣體”盛行。沈度學粲兄弟推波助瀾將工穩的小楷推向極致。“凡金版玉冊，用之朝廷，藏秘府，頒屬國，必命之書”，二沈書法被推為科舉楷則。明初書法家有擅行草書的劉基、工小楷的宋潦、精篆隸的宋遂和名滿天下的章草名家朱克。和祝允明、文徽明、王寵"三子"。
明中
明中期吳中四家崛起，書法開始朝尚態方向發展。祝允明、文征明、唐寅、王寵四子依趙孟頫而上通晉唐，取法彌高；筆調亦絕代，這和當時思想觀念的開拓解放有關，書法開始邁入倡導個性化的新境域。
明末
晚明書壇興起一股批判思潮，書法上追求大尺幅，震蕩的視覺效果，側鋒取勢，橫塗豎抹，滿紙煙雲，使書法原先的秩序開始瓦解；這些代表書家有張瑞圖、黃道周、王鐸、倪元瑞等。而帖學殿軍董其昌仍堅持傳統立場。
明末是美學主潮以抒情揚理為旗幟，追求個性與發揚理性互相結合，正統的古典美學與求異的的新型美學並盛。清代書法的總體傾向是尚質，同時分為帖學與碑學兩大發展時期。
明末書壇的放浪筆墨，狂放不。憤世疾俗的風氣在清初進一步延伸，如朱傅山等人的作品仍表現出自我內在的生命和一種不可遇止的情緒表現。這一點在中期“揚州八怪”的身上又一次複現。於此同時，晚明的帖學統也同時進一步光大發揚，薑英，張照，劉墉，王文治，梁同書翁方綱等人在刻意尊傳統的時候，力圖表現出新麵貌，或以淡墨書寫，或改變章法結構等。但由於帖學長時期傳承，未有很好地加以清理，認識，調整，某種積弊也日益加深，這就使帖學的頹勢不可避免地出現了。
正此時，金石出土日多，士大夫從熱衷於尺牘轉而從事金石考據之學，一時朝野內外，學碑才趨之若鶩，最後成為清朝書壇的發民主流，加之阮元，包世臣。康有為大力張揚，碑學作為一種與帖學相抗衡的書學係統而存在。當時著名的書家如金農、鄧石如、何紹基、趙之謙、吳昌碩、張裕釗、康有為等紛紛用碑意寫字作畫，達到了盡性盡理。璀璨奪目的境地。可謂是中國書法文化的一在景觀。如果說，帖學家們力圖尋找質的願望沒有實現的話，那麼這種願望在碑學那裏實現了。
明代自朱元璋崛起草莽。推翻元朝統治，統一全國，至李自成攻克北京朱由檢自縊煤山，曆二百七十七年。在這近三個世紀中，朝廷諸皇帝都很喜歡書法。明成祖定都北京以後，即著手文治，詔求四方善書之士，充實宮廷，繕寫詔令文書等。明代帝王如仁宗，宣宗也極愛書法，尤其喜摹“蘭亭”，神宗自幼工書，不離王獻之的《鴨頭丸帖》，虞世南臨寫的《樂毅傳》和米芾的《文賦》。所以，朝野士大夫重視帖學，皆喜歡姿態雅麗的楷書，行書，幾乎完全繼承了趙孟頫的格調。
明代象宋代一樣也是帖學大盛的一代。法帖傳刻十分活躍。其中著名的有常姓翻刻《淳化閣帖》於泉州的《泉州帖》；董其昌刻的《戲鴻堂帖》；文征明刻的《停雲館帖》；華東沙刻《真賞齋帖》；陳眉公刻蘇東坡書為《晚香堂帖》等。其中《真賞齋帖》可謂明代法帖的代表。《停雲館帖》收有從晉至明曆代名家的墨寶，可謂從帖之大成。
由於士大夫清玩風氣和帖學的盛行，影響書法創作，所以，整個明代書體以行楷居多，未能上溯秦漢北朝，篆、隸、八分及魏體作品幾乎絕跡，而楷書皆以纖巧秀麗為美。至永樂、正統年間，楊士奇、楊榮和楊溥先後入直翰林院和文淵閣，寫了大量的製誥碑版，以姿媚勻整為工，號稱“博大昌明之體”，即“台閣體”。士子為求幹祿也競相摹習，橫平豎直十分拘謹，缺乏生氣，使書法失去了藝術情趣和個人風格。
明代近三百年間，雖然也出現了一些有造詣的大家，但縱觀整朝沒有重大的突破和創新。所以，近代丁文雋在《書法精論》中總結說：“有明一代，操觚談藝者，率皆剽竊摹擬，無何創製。”代表書家有：董其昌、文征明、祝允明、唐伯虎、王寵、張瑞圖、宋克。
2．明代的書法家
（1）董其昌
字玄宰，號思白，又號香光居士，鬆江華亭(今上海鬆江縣)人，出生在“二沈”的家鄉，自幼就受到書法藝術的熏陶。他曾自述學書經過說：“初師顏平原《多寶塔》，又改學虞永興，以為唐書不如晉魏，遂仿《黃庭經》及鍾元常《宣示表》、《力命表》、《還示帖》、《舍丙帖》，凡三年，自謂逼古，……比遊嘉興，得盡睹項子京家藏真跡，又見右軍《官奴帖》於金陵，方悟從前妄自標評。”(《畫禪室隨筆》)由此可見，他對於古代名家墨跡是認真臨摹的，在用筆用墨和結體布局方麵，能融會貫通各家之長，《明史·文苑傳》稱他：“始以米芾為宗，後自成一家，名聞外國，尺素短劄，流布人間，爭購寶之。”他的楷書用筆有顏真卿率真之意，而布局得楊凝式的閑適舒朗，神采風韻似趙孟頫。草書植根於顏真卿《爭座位》和《祭侄稿》，並有懷素的圓勁和米芾的跌宕。書法至董其昌，可以說是集古法之大成，“六體”和“八法”在他手下無所不精，同時他又善於鑒賞，品題書畫雖片語隻字，也被收藏家視為珍寶。包世臣在《藝舟雙楫》也說：“書家神品董華亭，楮墨空元透性靈。除卻平原俱避席，同時何必說張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