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近代書法的發展
一個全新的時代開始了。社會的革命，必然影響到文化藝術的變遷，作為其中之一的書法藝術，當然也不例外。書法藝術史，流衍數千年之後，已然蔚為大觀，尤其在曆清而至民國之際，更是百川竟奔而歸於大海。
民國時期的書法界至少還深受康有為理論的影響。許多人追隨康有為的理論，從碑版中尋找新的藝術資源，並通過各種大膽嚐試解放自己的藝術創造力。康有為親身實踐自己的理論並影響了他的四位得意弟子——梁啟超，徐悲鴻，劉海粟，蕭嫻。康有為書法精湛，人稱康體。但自認眼比手高。他的前三位學生書名均為文名或畫名所蓋。蕭嫻則是本世紀最優秀的女書法家。曾是張大千書法老師的李瑞清，本世紀初即以北碑書法聞名。但他的作品粗捍霸氣有餘，而細膩流暢不足。比較成功的書家有於右任，李叔同，曾熙等人。他們的作品粗放中有柔膩，剛勁而不失流暢。於右任是民國時期最具影響的書家，融北碑行草於一爐。李叔同（弘一法師〕的作品以碑版為麵目，而受西方畫理與佛教精神的影響。他的學生豐子愷，西人譽為中國最象藝術家的藝術家擅書畫散文，作品富有生活情趣與藝術感染力。上海國畫大師吳昌碩則精於石鼓文及行草，以書法筆意入畫。他的學生在當代書壇極具影響——潘天壽，沙孟海，陸維釗（間接受影響〕，陶博吾（間接受影響〕。前三位為奠定中國高等書法教育立下了汗馬功勞。民國時期的一個特例是沈尹默。他基本杜絕康有為的理論，堅持研習傳統的帖派書法。作為優秀的書法教育家和學者，他在當時略顯保守。
很多書法大家（如林散之，劉海粟，蕭嫻，沙孟海，陸維釗等等〕在1949年之前即已從事書法創作，但直至文化大革命之後他們已近耄耋之年才以書法聞名。1949年之後到毛澤東去世的近三十年時間內，書法基本上不受重視。當時的人們正以極大的熱情建設一個新中國。書法被認為是舊傳統的代表。有趣的是毛澤東本人是一位非常優秀的書法家。他的書法受懷素狂草和北碑書體影響大度開張富於浪漫氣質與領袖風。在這三十年間，中國大體上有三位最著名的書法家，毛澤東，郭沫若，舒同。郭沫若以行草為勝，是典型的文人才子書法。舒同是軍隊高級官員，1981年任中國書法家協會首任主席。他的書法出自顏真卿和何紹基雄健豪放。
2．近代書法代表
近代書法藝術的色彩斑斕，與其書家隊伍的空前複雜有直接幹係。或許因距離太近，這段風景比此前任何時期都清晰明透。這一時期知名的書家實在太多，而又各臻其極，在此僅拈取其重者，當有：鄧石如 、吳昌碩 、李叔同、康有為、羅振玉、章太炎、於右任、沈尹默、林散、啟功、餘明善、歐陽中石、王頌餘、龔望、田蘊章、田英章兄弟等人。
（1）鄧石如
鄧石如（1743—1805），清代碑學開拓者和奠基人。鄧派（亦屬皖派）篆刻領軍人物、細朱文發展轉折人物。在中國書法、篆刻史上占有重要曆史地位。初名琰，字石如，避嘉慶帝諱，遂以字行，後更字頑伯，因居皖公山下，又號完白山人、笈遊道人、鳳水漁長、龍山樵長，安徽懷寧人。
鄧石如出生於寒門，祖、父均酷愛書畫，皆以布衣終老窮廬。鄧石如九歲時讀過一年書，停學後采樵、賣餅餌糊口。17 歲時就開始了靠寫字、刻印謀生的藝術生涯，一生社會地位低下。他自己說：“我少時未嚐讀書，艱危困苦，無所不嚐，年十三四，心竊竊喜書，年二十，祖父攜至壽州，便已能訓蒙今垂老矣，江湖遊食，人不以識字人相待。”鄧石如30歲左右時，在安徽壽縣結識了循理書院的主講梁巘，又經梁巘介紹至江寧，成為舉人梅鏐的座上客。鄧石如在江寧大收藏家梅鏐處8年，“每日昧爽起，研墨盈盤，至夜分盡墨，寒暑不輟”。不久得到曹文埴、金輔之等人的推獎，書名大振。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皇帝80壽辰之際，戶部尚書曹文六月入京都，邀其同往。秋，途經山東，遂登泰山觀覽。進京後，鄧石如以書法響譽書壇。乾隆五十六年(1791)，在兩湖總督畢沅處做了3年幕僚。張惠言、包世臣都曾向他學習書法。
清代書法大家鄧石如的行書《陳寄鶴書》還與曆史上一段著名的軼事有關。鄧石如家中養兩隻鶴。據說，這兩隻鶴的年齡至少有130歲。一日，雌鶴死去了，僅隔十幾天後，鄧石如的發妻沈氏也相繼去世。這種巧合，在當時的文人當中產生了很多聯想。59歲的鄧石如傷心至極，雄鶴也孤鳴不已，與他相依為命。因不忍再看孤鶴悲戚的樣子，鄧石如於是擇地三十裏外的集賢關佛寺，將鶴寄養僧舍中。從此，他擔糧飼鶴，三十裏往返，每月堅持不懈。忽然，又一日，正在揚州大明寺小住的他得到傳報，雄鶴被安慶知府看中，抓回了府中。他即刻啟程趕回安慶，用行書寫下了《陳寄鶴書》向知府陳情上書索鶴。
這篇文章寫得哀婉動人，催人淚下，氣勢排山倒海，文辭如雲幻天，以極盡排比、擬人等修辭手法曆數得鶴、寄鶴悲欣往事。為了這隻鶴，他可以將生死置之度外，正如書中所寫“大人之力可移山，則山民化鶴、鶴化山民所不辭也。”知府接書，無言以答，不日將鶴送還佛寺。
鄧石如9 歲隨父讀書，1 0 歲便輟學，1 4 歲“以貧故，不能從學，逐村童采樵、販餅餌，負之轉鬻”。然在其祖父和父親的影響下，對書法、金石、詩文發生了深厚的興趣，並有長足進步。1 7 歲時，為“瀟灑老人”作《雪浪齋銘並序》篆書，即博時人好評。自此，便踏上書刻藝術之路。2 0 歲在家鄉設館，任童子師，不耐學生“憨跳”而舍去，隨父去壽州（今壽縣）教蒙館，2 1 歲因喪妻辭館，外遊書刻，以緩悲痛。
乾隆三十九年（1 7 7 4 年）他3 2 歲時，複至壽州教書，並常為壽春循理書院諸生刻印和以小篆書寫扇麵。深得書院主講梁獻（亳縣人，以善摹李北海書名於世）賞識，遂推薦他到金陵（今南京）舉人梅謬家學習。梅家既是宋以來的望族，又是清康熙禦賜翰墨珍品最多的家族，家藏“秘府異珍”和秦漢以後曆代許多金石善本。石如縱觀博覽，悉心研習，苦下其功。在梅家8 年，前五年專攻篆書，後3 年學漢分。於四十七年他4 0 歲時，離開梅家，遍遊各處名勝，臨摹了大量的古人碑碣，錘煉了自己的書刻藝術，終於產生了“篆隸真行草”各體皆備、自成一家的大量作品。乾隆四十七年，他遊黃山至歙縣，結識了徽派著名金石學家方君任和溪南經學家程瑤田，及翰林院修撰、精於篆籀之學的金榜。後經梅謬和金榜舉薦，又結識了戶部尚書曹文埴。 乾隆五十五年秋，弘曆八十壽辰，曹文埴入都祝壽，要鄧石如同去，石如不肯和文埴的輿從大隊同行，而戴草帽，穿芒鞋，騎毛驢獨往。 至北京，其字為書法家劉文清、鑒賞家陸錫熊所見，大為驚異，評論說：“千數百年無此作矣。”後遭內閣學士翁方綱為代表的書家的排擠，被迫“頓躓出都”，經曹文埴介紹至兵部尚書兩湖總督畢源節署（署武昌）作幕賓，並為畢源子教讀《說文字原》。在署三年，不合旨趣，遂去。
乾隆五十九年他5 2 歲時，由武昌回故裏，買田4 0 畝，翌年建屋一棟，並親書匾額“鐵硯山房”置於門首。常將書刻售資救濟鄉人，貧不能葬者，都盡力資助。以後的1 0 年，他的書刻藝術越臻化境，他不顧年邁，常遊於京口（今鎮江）、南京、揚州、常州、蘇州、杭州等地。臨終前一年，還登泰山，會晤友人，切磋技藝。6 0 歲時，他遊京口，結識包世臣，授書三年，並以書法要訣示曰：“疏處可以走馬，密處不使透風，常計白以當黑，奇趣乃出。”包以其法驗六朝之書都全符合。他6 3 歲臨終這一年，仍收錄門生程蘅衫，為篆書《張子西銘》。 是年，得知涇縣有八塊碑需以大篆、小篆、分書、行楷各體書寫，慨然應邀，僅書一碑因病而歸，陰曆1 0 月卒於家。
鄧石如身材高大，胸前飄一綹長長的美髯，遇人落落，性格耿介，無所合，無款曲，無媚骨，無俗氣，稱得上頂天立地的一個偉男子。
因為其祖輩出身寒微，枯老窮廬，他的一生更備嚐人間的酸甜苦辣，過著“采樵販餅餌，日以其贏以自給”的生活。他以“山人”自居，於荒江老屋中高臥，把功名兩字都忘記了。
為什麼淡泊如此？他生活的時代，是曆史上堪稱盛世的“乾嘉時代”。他來到這個世界時，政局早已穩定，天下亦早已被愛新覺羅氏那雙射雕射虎的手撫摩得比較熨帖了。生活隨著時間的河流，日複一日地平靜地流去。我們隻知道他戴草笠，著芒履，策毛驢，浪跡天下名山大川，有如雲水之間孤獨的浮鷗。他的好友師荔扉曾經送他這樣兩句詩：“難得襟懷同雪淨，也知富貴等浮雲。”看淡了浮華、浮誇 、浮名，也就與浮躁相去甚遠。“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柳永那種懷才不遇的牢騷他沒有；“患名之不立，患年之不長”，賈逵的雄心進取他缺乏；“名飛日月上，義與風雲翔”，李白的濟世大誌他也不具備。他隻是歸於淡，把世間萬物都看得淡了，淡到自甘寂寞，遠離紅塵。可是，他又真正地熱愛著書法，一天也舍不得丟棄。每日清晨，他研一盤滿滿的墨水，就著淨幾揮灑，必待墨水用幹了才上床休息。所謂“熱愛”，在鄧石如的人生裏，除了出身寒微，飽受生活的煎熬以外，還得把功名利祿置於腦後而全身心地投入藝術的艱苦錘煉中。他不怕板凳一坐十年冷，更不願像現在的某些“名人”那樣熱衷於今天上電視，明日登報紙，後天獲大獎，不然就日子一天也難過。
當年，他為湖廣總督畢沅的幕友時，“與人論道藝，所持侃鑿，絲毫不肯假借，布衣棕笠，貴客公卿間，岸然無所詘也。”儼然一種平民藝術家的本色。但是，“日見群蟻趨膻，阿諛而佞，此今之所謂時宜，亦今之所謂捷徑也。得大佳處，大抵要如此麵孔。而謂琰能之乎？日與此輩為伍，鬱鬱殊甚。”他看不慣官場的群蟻趨膻，也不願阿諛權貴。那麼，雖為幕友，卻也是落落寡合的——他不適合那個生態環境。於是，他拂袖而去，返回民間，適者自適，從此一生六十餘年再也沒有混跡於官場。
鄧石如不願媚俗取巧的頑固，說得斯文與時髦一點，是不是他正有著平常文人欠缺的所謂“平民意識”或“民間情結”？鄧石如原名琰，字石如，自號頑伯、完白山人、完白山民、龍山樵長、鳳水漁長等。以石自比，以頑石自況，一個山野之人的特立獨行，飄然如在眼前。說到鄧石如的為人，與他同時代的人評價甚高。有說“高尚”、有說“高潔”。我這裏隻說兩件事。第一件，鄧石如初入都，當時的人都以內閣學士翁方綱為書法的宗師，翁亦驕橫一時，而鄧石如“獨不謁”。不去登門拜訪翁宗師，是不願結交權貴呢，還是本身就看不起他的書法？我不敢妄猜。但後果卻是在他的意料之中的，盛氣淩人的翁方綱極度貶抑鄧石如的書法，而鄧石如一笑置之，“不與校也”。另一件事，也許可以見出鄧石如的高潔了。鄧石如常居集賢關，得一鶴，精心喂養後蓄於僧院中，他陪它散步，它伴他讀書，“朝朝兩件閑功課”。不料，某太守見而愛之，攜鶴而去。鄧石如極是不平，寫了一封措辭嚴厲的信索還。從此，與鶴為伴，晨昏無間。鄧石如死時，那鶴發出尖厲的唳聲，哀鳴數日後，打了一個旋，消失在大漠青空之中，羽化而去。鶴唳、青空、遠去——這是我心頭漫過的圖景，也是眼前流過的詩境。是的，一襲布衣，仰視蒼天，有所牽掛而來，無所牽掛而去；既知萬物有靈，更輕身外之物；“你自歸家我自歸”——人鶴兩化，隻留下一段聚散情義於古今。他的好友、桐城派散文大家姚鼐曾給他寫過這樣一幅對聯：
茅屋八九間釣雨耕煙須信富不如貧貴不如賤；
竹書千萬字灌花釀酒益知安自宜樂閑自宜清。
不慕富貴而自然雋永，不鬧情緒而曠達平和。釣雨耕煙，灌花釀酒的人生，洗去的是庸脂俗粉，塵泥汙垢，浸潤出來的卻是經史子集裏的書卷氣質和一身的仙風道骨。於人，互為表裏，安身立命，也可以“隨心所欲不逾矩”了。人生一達這種境界，藝術的深沉和久遠便應運而生。
作為震古爍今的書法大家，鄧石如是以貨真價實的創新贏得我們尊敬的一個典範。與他同時代的包世臣在《藝舟雙楫》中把他的書法列為“神品”，譽為“四體書皆國朝第一”。書法史上以“我自成我書”自負的“濃墨宰相”劉墉，當時見到鄧石如的字，拍案驚呼道：“千數百年無此作矣！”連眼界很高，學富五車的康有為，貶顏(顏真卿)貶柳(柳公權)，貶晉帖，貶唐碑，而對鄧石如之書不僅高度評價，還把他作為劃時代的一個標誌。平心而論，卑唐貶晉，失之公允，而對鄧石如的評價則言之成理。清代篆隸書的革新和碑學的興起，開拓出傳統書法的新生麵，這個蓋世功勳是由鄧石如悄悄地在山野之中建立起來的。鄧之篆書結體的靈動，用筆的自然，打破了自李陽冰以來僵化的傳統格局，難怪他這樣自負：“何處讓冰斯(斯指李斯)？”鄧石如在書法理論上也頗多創見。“計白當黑”之論把“筆不到而意到”的道理具體化了。“疏處可以走馬，密處不使透風”，則把虛實對比的藝術理論闡釋得明白如話。
鄧石如為清代碑學書家巨擘，擅長四體書。其篆書初學李斯、李陽冰，後學《禪國山碑》、《三公山碑》、《天發神讖碑》、石鼓文以及彝器款識、漢碑額等。他以隸法作篆，突破了千年來玉筯篆的樊籬，為清代篆書開辟了一個新天地。他的篆書縱橫捭闔，字體微方，接近秦漢瓦當和漢碑額。隸書是從漢碑中出來，結體緊密，貌豐骨勁，大氣磅礴，也使清代隸書麵目為之一新。楷書取法六朝碑版，兼取歐陽詢父子體勢，筆法斬釘截鐵，結字緊密，得踔厲風發之勢。行草書主要吸收晉、唐草法，筆法遲澀而飄逸。大字草書氣象開闊，意境蒼茫。總觀其四體書法，以篆書成就最大，楷、行、草次之。鄧石如又是篆刻家，開創皖派中的鄧派。他以小篆入印，強調筆意，風格雄渾古樸、剛健婀娜，書法篆刻相輔相成。鄧石如的印章有著“疏處可以跑馬，密處不使透風”的特色。
時人對鄧石如的書藝評價極高，稱之“四體皆精，國朝第一”，他的書法以篆隸最為出類拔萃，而篆書成就在於小篆。他的小篆以斯、冰為師，結體略長，卻富有創造性地將隸書筆法糅合其中，大膽地用長鋒軟毫，提按起伏，大大豐富了篆書的用筆，特別是晚年的篆書，線條圓澀厚重，雄渾蒼茫，臻於化境，開創了清人篆書的典型，對篆書一藝的發展作出不朽貢獻。隸書則從長期浸淫漢碑的實踐中獲益甚多，能以篆意寫隸，又佐以魏碑的氣力，其風格自然獨樹一幟。楷書並沒有從唐楷入手，而是追本溯源，直接取法魏碑，多用方筆，筆畫使轉蘊涵隸意，結體不以橫輕豎重、左低右高取妍媚的方法而求平正，古茂渾樸，與時俗館閣體格格不入，表現出勇於探索的精神。
趙之謙：“國朝人書以山人為第一，山人以隸書為第一；山人篆書筆筆從隸書出，其自謂不及少溫當在此，然此正自越少溫，善易者不言易，作詩必是詩，定知非詩人，皆一理。”
沙孟海《近三百年的書學》：“清代書人，公推為卓然大家的，不是東閣學士劉墉，也不是內閣學士翁方綱，偏偏是那位藤杖芒鞋的鄧石如。”
（2）吳昌碩
浙江省孝豐縣鄣吳村（今湖州市安吉縣）人，是晚清著名畫家、書法家、篆刻家，為“後海派”中的代表，是杭州西泠印社首任社長。 吳昌碩與虛穀、蒲華、任伯年齊名的“清末海派四傑”。
初名俊，又名俊卿，字昌碩，又署倉石、蒼石，多別號，常見者有倉碩、老蒼、老缶、苦鐵、大聾、石尊者等。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8月1日，生於浙江省孝豐縣鄣吳村一個讀書人家。幼時隨父讀書，後就學於鄰村私塾。10餘歲時喜刻印章，其父加以指點，初入門徑。鹹豐十年（1860年）太平軍與清軍戰於浙西，全家避亂於荒山野穀中，弟妹先後死於饑饉。後又與家人失散，替人做短工、打雜度日，先後在湖北、安徽等地流亡數年，21歲時回到家鄉務農。耕作之餘，苦讀不輟。同時鑽研篆刻書法。同治四年（1865）吳昌碩中秀才，曾任江蘇省安東縣（今漣水縣）知縣，僅一月即去，自刻“一月安東令”印記之。同治十一年（1872），他在安吉城內與吳興施酒（季仙）結婚，浙江歸安縣（今屬吳興縣）菱湖鎮人。結婚後不久，為了謀生，也為了尋師訪友，求藝術上的深造，他時常遠離鄉井經年不歸。光緒八年（1882），他才把家眷接到蘇州定居，後來又移居上海，來往於江、浙、滬之間，閱曆代大量金石碑版、璽印、字畫，眼界大開。後定居上海，廣收博取，詩、書、畫、印並進；晚年風格突出，篆刻、書法、繪畫三藝精絕，聲名大振，公推藝壇泰鬥，成為“後海派”藝術的開山代表、近代中國藝壇承前啟後的一代巨匠。 二十二年被舉為安東（今江蘇省連水縣）縣令，到任一個月便辭官南歸。三十年夏季，與篆刻家葉為銘、丁仁、吳金培、王等人聚於杭州西湖人倚樓，探討篆刻治印藝術，1913杭州西泠印社正式成立，吳昌碩被推為首任社長，藝名益揚。七十歲後又署大聾。中國近代傑出的藝術家，是當時公認的上海畫壇、印壇領袖，名滿天下。
民國16年十一月（1927年11月6日），吳昌碩突患中風，十一月初六（1927年11月29日）病逝滬寓，享年84.1933年11月，遷葬於浙江餘杭縣塘棲附近超山報慈寺西側山麓，墓地坐落於宋梅亭畔。墓門石柱上刻有沈淇泉（衛）所撰聯語："其人為金石家，沉酣到三代鼎彝，兩京碑碣。此地傍玉潛故宅，環抱有幾重山色，十裏梅花。"鄣吳村有他的衣冠塚。西泠印社辟有吳昌碩紀念室。1984年，在遞鋪鎮建吳昌碩紀念館，1987年，修複其在鄣吳村的故居。吳昌碩的繪畫、書法、篆刻作品集有《吳昌碩畫集》《吳昌碩作品集》《苦鐵碎金》《缶廬近墨》《吳蒼石印譜》《缶廬印存》等，詩有《缶廬集》。吳昌碩有三子一女，次子吳涵、三子吳東邁均善篆刻書畫。少年時他因受其父熏陶，即喜作書，印刻。他的楷書，始學顏魯公，繼學鍾元常；隸書學漢石刻；篆學石鼓文，用筆之法初受鄧石如，趙之謙等人影響，以後在臨寫《石鼓》中融彙變通。沙孟海評：吳先生極力避免“側媚取勢”，“捧心齲齒”的狀態，把三種鍾鼎陶器文字的體勢，雜糅其間，所以比趙之謙高明的多。吳昌碩的行書，得黃庭堅、王鐸筆勢之欹側，黃道周之章法，個中又受北碑書風及篆籀用筆之影響，大起大落，遒潤峻險。
他的篆刻是從“浙派”入手，後專攻漢印，也受鄧石如、吳讓之、趙之謙等人的影響。成為一代宗師。他的畫起大落，善於留白，或對角欹斜，氣象崢嶸，構圖塊麵體積感極強。他的篆書個性極強，印中的字饒有筆意，刀融於筆。所以他的篆刻常常表現出雄而媚、拙而樸、醜而美、古而今、變而正的特點。篆刻方麵吳昌碩上取鼎彝，下挹秦漢，創造性地以“出鋒鈍角”的刻刀，將錢鬆、吳攘之切、衝兩種刀法相結合治印。所以他的篆刻作品，能在秀麗處顯蒼勁，流暢處見厚樸，往往在不經意中見功力。
《壽山老坑巧色雕獅鈕》、《作了天下事》、《讀遍千古書》、《好學為福》、《黑青田》、《一月安東令》、《湖州安吉縣》、《泰山殘石樓》、《園丁生於梅洞長於竹洞》、《暴書》、《千尋竹齋》、《千尋竹齋》3刻、《吳俊卿信印日利長壽》、《安吉吳俊章》、《雷浚》、《鮮鮮霜中菊》、《歸仁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