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清代書法(1 / 3)

1.清代書法的發展

中國清代書法在近300年的發展曆史上,經曆了一場艱難的蛻變,它突破了宋、元、明以來帖學的樊籠,開創了碑學,特別是在篆書、隸書和北魏碑體書法方麵的成就,可以與唐代楷書、宋代行書、明代草書相媲美,形成了雄渾淵懿的書風。尤其是碑學書法家借古開今的精神和表現個性的書法創作,使得書壇顯得十分活躍,流派紛呈,一派興盛局麵。

早期清代初期書法繼承明代的餘緒,在書壇上有影響的書法家仍是明代遺民,其中以王鐸、傅山、朱耷、歸莊、宋曹、冒襄等為代表。他們均擅長行草書,而以王鐸、傅山的影響最大。王鐸行草渾雄恣肆,一時獨步。傅山的行草雖勁健不及王鐸,但由於他不降清,以書法發揮他的思想感情,所以有蕭然物外、自得天機的意趣。朱耷的行草藏頭護尾,其點畫及其轉折中蘊涵著一種國破家亡的慘痛的心情,和他的畫有同一機抒。

明代末年狂放不羈的狂草書風,在清代並沒有得到發展,這是由於清代禁錮的文化政策,和狂放的草書格格不入,所以清初以後書法家很少有能寫草書的,加之康熙酷愛董其昌的書法,至乾隆又推崇的趙孟頫書法,因此趙、董書體身價大增,一般書法家隻奉趙、董為典範。

而清代科舉製度所產生的館閣體要求的烏、方、光,使得這一時期的書法,出現靡弱妍媚的風氣。這時的帖學更為狹隘。當時有代表性的書法家有沈荃,為明代台閣體書法家沈度的十世孫,他學董其昌,禦製碑文多由他手書。高士奇書法亦學董其昌,因工書受薦入內廷,得到康熙的寵幸。陳奕禧的行草書也得到康熙、雍正、乾隆的賞識。雍正十一年(1733),欽命將他的墨跡勒石為《夢墨樓帖》10卷。此外笪重光、薑宸英、何焯、汪士鋐、並稱為康熙間四大家。這些人有的是學者,有的是畫家,著述宏富,書法雖遠追晉、唐,實際上是受趙孟頫、董其昌的影響較大,作品中脫離不了帖學帶來的軟弱的氣質。

2.清代的書法代表

(1)傅山:草書

在帖學衰頹時期,有一些書法家起來學習漢碑。倡導碑學的首推郭宗昌,他工漢隸並著《金石史》,意提倡碑學。另有萬經著《分隸偶存》、顧藹吉著《隸辨》,這些著作對提倡漢碑隸書有一定的影響。當時學漢隸似乎成為一種風氣,如顧苓學《夏承碑》,鄭簠學《郭有道碑》、《曹全碑》,朱彝尊學《曹全碑》,其他能寫隸書的書法家有王鐸、傅山、王時敏、周亮工、程邃、王澍等。其中影響最大要數鄭簠和朱彝尊。鄭簠嗜古碑,收藏非常豐富,學漢隸50多年,其隸書主要取法《曹全碑》,而且用行草的筆意來寫隸書,他的隸書對當時書法家影

響很大。朱彝尊是學者和詩人,他的隸書也學《曹全碑》,融歐陽詢書法,清新而流麗。

中期清代中期帖學仍很風行。乾隆在位很久,而且嗜書又深,盡力搜集曆代名跡,命梁詩正摹刻《三希堂法帖》,對帖學的發揚起著積極的作用。乾隆自己學習趙字,巡遊江南到處題詩立碑,流風所及,自然是帖學雜館閣之書盛行。當時帖學書法家有張照、汪由敦、孔

繼涑諸家。張照,行楷由董其昌入手,繼入顏真卿、米芾,其成就雖不及董其昌,但筆勢略強。帖學書法家中還以劉墉、王文治、梁同書、翁方綱四大家為代表。翁方綱其書法學唐碑不餘遺力,亦涉獵漢碑,其氣質仍與帖學相近,他擅長小正楷,但在研究碑學上其功甚大,著有

《兩漢金石記》、《蘇米齋唐碑選》等。梁同書,早年書法宗趙、董,後追溯顏、米,工楷、行,書法秀逸,但缺乏雄強之氣。他與梁巘、梁國治並稱三梁。劉墉,書法取徑董其昌,力厚思沉,筋搖脈聚。王文治,書法強調風神,秀麗飄逸,但缺少劉墉的魄力。此外,姚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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