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榮祥
開國有詩人，滄白楊夫子。
秀句兼豐功，輝映同盟史。
——於右任
楊滄白（1881—1942），名庶堪，字品璋，後改滄白，號天隱閣、邠齋。四川省巴縣（今重慶市）人。時值國勢積弱，政多刹那，他順乎時而應乎勢，早年遙戴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四川創建了資產階級革命小團體公強會及政黨同盟會重慶支部，為傳播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發展革命組織，奔波於重慶、成都、敘永之間；武昌起義後，他登高一呼，應者雲集，推翻了封建王朝在重慶的統治，建立了具有資產階級民主政權性質的“蜀軍政府”。民國既建，袁世凱倒行逆施，複辟帝製，他追隨孫中山，曆經癸醜、丙辰諸役，九死一生，對袁世凱進行了“武器的批判”；護法期間，為貫徹孫中山的護法主張，他執掌川政，措施鹹力；為驅逐陳炯明，重建廣東革命根據地，他更與孫中山左右不離，讚襄大計，功勳卓著。為揭露蔣介石篡黨奪權陰謀，他拚死歸隱；抗戰以還，他自喻為“海上一孤鬆”，嚴拒汪逆誘迫，拋雛別妻，奔赴國難。我們認為，楊滄白作為一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家，其見解是深刻的，其追求是執著的，其功績是不可磨滅的；作為一個政治家，他能做到功成身退，出汙泥而不染，身處危境而凜然有節，是十分難得的。古人曾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許天下豪傑之士，若楊滄白者，真可謂豪傑之士也！
不但如此，楊滄白還是位才華橫溢的詩人，其詩出入八代三唐，晚年更效杜少陵、陸放翁歌行律體，得其神韻，出語沉蘊而含情綿邈，所感所歎於國事、家事、天下事，皆淋漓跌蕩，得乎心而應乎手，“雖不敢遽謂詩史，要非批風抹月比也”。其文宗秦、漢以上，猶有司馬遷之遺風。胡漢民盛讚楊滄白“言語妙天下，文章到古人”，蓋非諛也。至其書法，則於書學衰頹之際，挽狂瀾於既倒，與並世諸賢相較，有過之而無不及，影響至深且遠。楊滄白短身瞿貌，彬彬爾雅，氣度雍容，淳淳然實為一代學者之正宗。
無名小子，本不足以為滄白先生作文。然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向往之，遂大膽試擬是文，其掛一漏萬者，務祈海內外方家正之。
一、四川辛亥革命的“元祖”
1942年8月，楊滄白在重慶逝世，他的摯友、老同盟會員朱之洪曾作一挽聯，其上聯為“蜀府建殊勳，君指揮，我奔走，當時讓都督不為，隻贏得桃李春風，言語文章妙天下”，生動形象地展示了楊滄白早年遙戴孫中山，在四川領導辛亥革命的光輝業績和高尚品格。後來楊滄白的學生、一代文豪郭沫若在他的《反正前後》中，更稱楊滄白“在四川成為革命黨人的元祖”。
1.四川近代政黨的創建人
經過鴉片戰爭後曆次戰爭的衝擊，橫臥在東方大地的睡獅漸漸醒來，拯救民族危亡，發展民族資本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地處祖國西南邊陲的重慶，在歐風美雨的吹打下，於1891年正式被迫開放，從而揭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曆史的序幕。1897年，著名維新變法思想家宋育仁在重慶主辦商務局，創辦《渝報》，給萬馬齊喑的四川思想界以巨大的震動。隨後，創辦新學與留學日本的熱潮迅速席卷全川，重慶也逐漸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群體。隨著變法運動的失敗，一部分先進的重慶青年便走上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道路，鄒容、楊滄白便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1897年，楊滄白入重慶經學院，從華陽名儒呂翼文治經史詞章，文筆出曹輩，讀書“喜廣覽為閎通”，然“不欲以科第進取”，而深感“國事積弱，胡清竊政”，遂遍讀明末清初黃梨洲等人的反滿著作，逐步萌芽了反清革命思想。時宋育仁在重慶創辦《渝報》，楊滄白與該報副主筆梅黍雨交善，頗受維新思潮影響。1899年，楊滄白入重慶譯學會，從英國牧師巴克和日本友人成田安輝、井戶川辰三學習英文、日文，以備“遊學歐美，充其識量”。在重慶譯學會，楊滄白結識了鄒容。時鄒容少年倜儻，每發“奇僻可駭之論，聞者掩目疾走”，他獨與之親近，並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在與外籍教師的交往中，他們開始接觸到西方資產階級民主製度，視野更為開闊，並對西方的科學技術、社會製度、政治思想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企望通過學習西方，以達到“以共和傾專製”的目的。1901年，留日之風逐漸興起。秋，楊滄白因侍奉父母，不便遠行，便積極幫助鄒容排除阻撓，並從經費上予以資助，使鄒容得以衝破束縛，自費留學日本。行前，兩人依依不舍，楊滄白作有《送友人遊學日本》一詩相贈。詩雲：
駘宕少年事，蓬萊殊可希。江山一送遠，裘馬幾輕肥。收我憂時淚，霑君越國衣。慨慷入吳意，始願莫終違。
1903年，首批留日的巴縣青年陳崇功、朱蘊章、童憲章相繼歸來。留在重慶的楊滄白等人則一直在暗中活動，等待時機。他們的歸來，給重慶的進步青年帶來了新的信息：時值拒俄運動，中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正處在從愛國到革命的轉變之中，各地革命力量正在聚集，紛紛準備成立革命團體。鑒此，楊滄白激動地說：“革命亟待實踐矣！”。於是，由楊滄白、梅黍雨二人首創，聯合重慶革命青年，秘密成立了重慶也是四川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小團體——公強會。公強會以“尋求富國強兵之道為標誌，以啟迪民智為作用”，“樹立革命思想”。會員主要是具有革命傾向的青壯年知識分子，如吳駿英、朱之洪、朱蘊章、童憲章、董鴻詩、董鴻詞、陳崇功、李時俊、胡樹楠、江潘等，“均一時俊彥”。他們常會盟於重慶五福宮桂香閣，會員輪流做東，以設酒聚飲為掩護，暗中傳閱介紹國內各種新書報，談論光複大計。此外，楊滄白等還組織了“遊想會”、“羽強社”等革命小團體。這樣，以公強會為核心，逐漸形成了重慶資產階級革命派。
各地革命小團體的普遍建立，從思想上、組織上為全國性的資產階級政黨同盟會的建立，準備了必要的條件。在此基礎上，孫中山開始進行建黨活動。當時，在日本的童憲章作為重慶公強會的代表，積極參與了孫中山的建黨活動。在建黨過程中，孫中山十分關注重慶地區的革命活動及其在中國西部的特殊地位。同盟會成立之前，1905年7月14日，童憲章、陳崇功就由孫中山親自主盟，加入了同盟會，並代表楊滄白等人入盟。8月20日，中國同盟會正式成立，許多川籍革命誌士參加了東京同盟會總部的工作。
同盟會成立後，孫中山對重慶同盟會組織的建立，給予了積極的支持和具體的指導。他認為：“揚子江流域將成為中國革命必爭之地，而四川位居長江上遊，更應及早圖之。”因此，同盟會總章規定：“本會支部，於國內分五部，國外分四部，皆直接受本部之統轄。”而國內的西方支部就擬設在重慶，負責領導四川、貴州、新疆、西藏、甘肅的黨務。同年，童、陳二人“奉中山先生命”，攜帶同盟會的規章、公約、誓詞和計劃方略等回到重慶，“征集革命黨員”，成立同盟會重慶支部。已具相當規模的重慶公強會，立即推“楊庶堪與朱之洪首應盟約”，改組公強會，成立了同盟會重慶支部。同盟會重慶支部成立伊始，除原公強會會員加盟外，楊滄白還吸收了一些受過封建主義教育又接受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入盟，使重慶同盟會組織迅速發展壯大。於是，楊滄白等便特製了“蜀中同盟會章”現藏於重慶市中國三峽博物館。作為同誌間聯絡的信物。
1906年，成都建立了同盟會四川分會。後來，瀘州、富順等地也相繼建立了同盟會組織。自1907年同盟會四川分會組織的成都起義失敗後，同盟會在成都的組織形同瓦解，以楊滄白為首的同盟會重慶支部遂成為資產階級革命黨人領導和推進四川革命運動的中心。資產階級革命政黨同盟會四川組織的普遍建立和發展，標誌著四川在傳統的封建專製體係中，出現了新型的近代政黨。自此，四川資產階級革命派的目標更加明確，隊伍更加壯大，四川人民的革命鬥爭進入了比較完全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新時期。
2.在四川傳播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的宣傳家、教育家
以楊滄白為首的重慶革命黨人，對革命的宣傳、教育工作一直十分重視。公強會一成立，即以“謀光複計略，互為介紹海內新出書刊，並負灌輸青年以革命思想之責”為誌。1903年，楊滄白等人利用為重慶書商曹順清所辦廣雅書局購書之機，廣購各地新書雜誌，並輯錄其中的新鮮觀點，“彙為《廣益叢報》，欲以樹新風，作民氣也”。《廣益叢報》由楊滄白、吳駿英、朱蘊章負責主持編輯，在近代四川出版發行的各種報刊中時間最長，對傳播資產階級新思想和介紹國內外形勢起了重要作用。同時，楊滄白還常與卞小吾、田心澄、董鴻詞等借郊遊為名，“恣議時政，論其得失，終以非排滿革命無以救亡”，時稱“遊想會”。1905年2月，受楊滄白之托去京、滬探察形勢的卞鼒（小吾），在上海秘密購置了《革命軍》、《警世鍾》、《蘇報案紀事》等革命宣傳讀物數百冊，返回重慶。重慶進步青年“亦得鄒容所著《革命軍》，陰相傳閱，昌言無忌”，使反清革命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一時間，“先後加盟於‘公強會’者，日以浸盛”。卞小吾還向楊滄白彙報了三次探望鄒容、章太炎的情況，並轉告了他們對四川革命的建議：“西南地處邊陲……大有用武之地，急宜回川圖之。”楊滄白即與卞小吾商定，首先“創辦日報揭露清政府的腐敗，宣傳革命精神，以喚醒群眾”。九月，在楊滄白等支持下，由卞小吾主持，近代四川第一家日報——《重慶日報》創刊了，不數月，革命事業大有一日千裏之勢”。1905年，楊滄白在重慶府中學堂及正蒙、開智諸校講授英文，積極向學生灌輸“國事阽危，人須自救救國的道理”，引起守舊勢力的恐慌，認為“正蒙公塾諸生皆革命黨”。同盟會重慶支部成立後，楊滄白等決定“先從學校方麵著手，以教育界人士及學生為對象，積極開展革命宣傳和組織發展工作”，並以《廣益叢報》為陣地，公開宣傳同盟會的主張，介紹革命黨人的鬥爭事跡。1906年，該報轉載了《民報》發表的馮自由《民生主義與中國革命之前途》一文，第一次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在四川公諸報端，激起強烈反響，“一時知識分子入盟者，頗不乏人”。
1906年，敘永廳成立永寧中學，該校是古藺、古宋、興文、長寧、江安、納溪幾縣唯一的學府。初夏，校方聘請楊滄白為該校監督，“公（楊滄白）亦思與川南黨人合會，於此萬山中，建樹革命根據地”，遂約同向楚、朱之洪前往。在永寧中學，楊滄白教授英文、曆史，他經常與學生閑談，暗中向進步青年介紹《革命軍》、《民報》等進步書刊，提倡閱讀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等人的著作，有意識地啟發學生的反清革命思想，並發展學生中的優秀分子加入同盟會，如敘永的張頤、楊伯謙，古藺的王野若、羅稅伯，古宋的劉經文，江安的黃述等，“均由先生（楊滄白）與之洪介紹加入同盟會，此後在辛亥革命中有所建白”。此外，楊滄白還廣交朋友，進行革命活動，“朋輩往返多俊流，陰識拔為優秀黨員，蜀東南老成學人入同盟會，蓋多出自庶堪”。由此，“川南邊區的革命基礎遂在敘永建立起來，永寧中學也成為當地的革命司令部了”。盡管這樣，楊滄白“所主敘永中學，亦時在風濤駭變中”。9月，由日本誌士外三修山主持，熊克武、黃方、楊維等黨人在離敘永縣城四十裏的興隆場製造炸藥，楊滄白聯絡教員從學校實驗室取出化學藥劑、蒸餾器械供其使用。黃樹中（複生）不慎，炸藥發生爆炸，驚動街鄰。楊滄白偵知官府派差役緝拿，便急忙通知黃樹中、熊克武等安全轉移。
1907年，楊滄白轉赴成都高等學堂分設中學教英文，學生中有郭沫若、李劼人、王光祈、曾琦等。川西一帶的士紳，對楊滄白溫文儒雅的風度，高深的學識，十分欽佩。林思進（山腴）曾有詩雲：“千裏渝州道，三年錦水遊。聞聲已思慕，握手更綢繆。”時南較場（高等學堂外操場）舉行全川學生運動大會，因學生與巡警衝突受傷，楊滄白便與好友劉行道（士誌）挺身往見川督趙爾巽，嚴詞力爭，迫趙將巡警教練所提調撤差，以平眾憤。而“蜀中賢豪長者，文人學士，皆與公投分結納，服其雅度……時人目之清流”，清吏莫可奈何也。成都的同盟會四川分會雖於1906年成立，但東京總部所派廣西人鄧家彥（孟碩）來川發展組織，因無法與川人接觸，不久即辭職他去。後來改派的同盟會四川分會會長黃複生，因在敘永製造炸彈受傷，寓渝治療，而他委托代理會務的林賓穀又態度曖昧。於是，楊滄白在由日返川負責宣傳工作的謝奉琦協助下，積極發展成都的同盟會組織，吸收成都各界優秀分子入盟，如學界的張培爵、劉公憯、張夷白、黃聖祥、李培甫、王茂蘭、劉季徽等，軍界的龍紹伯等。賴肅（以莊）先生說：“越年（1907年），公乃移教成都，省內外黨人，秘議密謀，公則主之。”11月，同盟會四川分會組織的成都起義，因事泄失敗，使川西南的革命力量遭到嚴重挫傷。謝奉琦被捕犧牲，楊維、黃方、張治祥、黎靖瀛、江永成、王炳章等“成都六君子”被捕入獄。楊滄白心情十分沉痛，曾多次設法營救。不久，楊滄白回渝，林山腴作詩贈之，詩雲：“白駒不可係，浩然送君歸。豈謂千日短，忍此一朝違。文章愜平生，笑語及燕私。愧無端綺報，坐致瓊琚詒。”足見其對楊滄白的推崇。
1908年，值川東地區第一次工商業展覽會在重慶菜園壩舉辦，四川革命黨人紛紛聚集重慶，主張乘機起義。但楊滄白認為，1907年成都起義失敗後，清廷防範革命極嚴，黨人進行革命舉事還沒有足夠的力量；再則重慶為工商重鎮，當交通要衝，萬一失敗，將失去革命發展的據點，貽害極大。因此，決定暫不起義，“仍以積極進行革命宣傳和發展組織為主，在積蓄力量的基礎上，待時局變化，再發動舉事”，從而保存了革命力量。1909年至1910年間，楊滄白就任重慶府中學堂監督，延請張培爵為學監，將同盟會重慶支部機關設在校內，並組建“乙辛學社”作為其核心，楊滄白負責全麵並兼理財政，繼續利用各種關係，進一步掌握重慶的教育機關，作為擴大宣傳和發展組織的基地。經過努力，重慶府中學堂、巴縣中學、川東師範學堂、重慶教育會等學校和機關的領導權，全部為同盟會員所掌握，“教職半黨人，學生加盟者亦數十人”。
為了宣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培養革命幹部，發展革命組織，楊滄白奔波於重慶、敘永、成都之間。他寫道：“餘自弱齡涉學有識，則喜交當世閎材碩彥。其於文字教育之會，時則有胡湘騷，李峙青、冉方倩、李泉浦、李磐若、李景湘、金介眉、林山腴、餘蒼一、王又新之流，相與為遊而莫之心逆。當是時，餘已秘入同盟會謀革命，隸斯會者，率多慷慨致命英賢。自劉士誌、張列五、黃複生、謝慧生、宋紹曾、鄧孟碩之倫，餘嚐與死生患難交。其囿於重慶一隅者，昔餘作《渝中十六友歌》，蓋多已紀之。其間若梅黍雨、朱叔癡、吳梅修、董頌伯，其尤舊故者也。晚得向仙喬、陶闓士、石青陽三賢者，則又以文字教育因緣，而卒以與辛亥革命之役者也。”
3.重慶蜀軍政府的奠基者
1911年4月，孫中山、黃興在廣州策動著名的黃花崗起義，曾派人與長江流域的革命黨人聯絡，並密電重慶接濟資金，楊滄白立即“倡首響應”，決定籌募經費電彙廣州，並發動重慶的同盟會員組織敢死隊，隨時準備發難，響應廣州的革命起義。
5月，清廷宣布“鐵路國有”，派端方充任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消息傳出，激起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慨。6月17日，川漢鐵路公司在成都召開大會，成立了四川保路同誌協會，明確提出了“保路破約”的口號，形成了以蒲殿俊、羅綸為首的資產階級立憲派為核心的“有秩序”、“文明爭路”的群眾性保路運動。28日，以楊滄白為首的重慶革命黨人在重慶組織成立了重慶保路同誌會。與成都相比，重慶保路運動的領導權，一開始便掌握在以楊滄白為首的同盟會重慶支部手中。楊滄白認為：“成都、敘府、北京、廣州諸役，餘蓋憤不樂生”，四川保路風潮，則是促成革命成功的最好時機。他指出：“此非根本革命，無以拯民；保路，枝葉耳！”希望四川革命黨人“表麵借爭路為幌子，以激揚民氣，而行排滿革命之實”。8月，川漢鐵路公司在成都召開股東會議，朱之洪以重慶股東代表身份出席會議，臨行前請示楊滄白，楊滄白說：“保路是應該的，但不是根本問題，真正的希望還是廣東方麵。”又說：“爭路僅為枝葉，蒲（殿俊）、羅（綸）諸人不足以言革命大事，此行宜和成都同誌商討決定發動策劃”，決定把反帝愛國的保路運動，擴展為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關於這一點，可從以下兩條材料得到證實：一是重慶海關稅務司斯泰老給海關總稅務司的報告，它指出：“真正首領們的目的是要叛亂，不會半途而廢”；二是四川京官甘大璋寫給盛宣懷的告密信，信中說重慶同盟會員“在重慶開會演說，意在謀為不軌”。
9月，鑒於四川保路運動的蓬勃發展，清廷急命端方率湖北陸軍入川查辦四川鐵路事宜。端方入川，造成了武昌防務的薄弱，為武昌首義成功，提供了條件。7日，川督趙爾豐在成都誘捕蒲殿俊、羅綸、鄧孝可等九人，並製造了“成都血案”。自此，四川群眾性的保路風潮便衝破了資產階級立憲派劃定的“文明爭路”的框框，進而發展成為由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武裝革命。楊滄白日夜與重慶革命黨人密謀大舉，並派同誌四出，相機待發。端方所領鄂軍因受革命思想影響，不少人與同盟會、共進會有聯係，楊滄白對此早有所聞，便秘派張頤赴夔州、萬縣聯係下川東黨人，“並設法與鄂軍中的黨人通聲氣”，後與鄂軍中的同盟會員田智亮取得了聯係。同時，又派盧師諦赴同盟會總部報告四川組織情形，探聽其他省份的革命消息，使革命進展有所依據。10月10日，武昌首義成功，給重慶革命黨人以巨大鼓舞。是時，“渝中黨人欲應之，派門人陳光遠迎張懋隆，夜往計商，張曰：‘非大修戰具不可’，於是遣其赴鄂，從黎、孫假之”。同時，楊滄白還迭接各地秘報，同盟會重慶支部遂加緊活動，召集各地在渝黨人秘密舉行會議，商討起義大計。會上，大家公推楊滄白主盟，負責“決疑定議，謀財政，操運籌，周旋官吏，延納黨員”。楊滄白利用重慶府中學堂供學生操練的二百支九子快槍，作為發動武裝起義的基本槍械；聯絡工商界的開明人士籌集資金以供日益增大的各項活動開支；聯絡哥老會，借其潛在力量，作為舉事的別動隊，並組織了以同盟會員石青陽等為首的敢死隊。13日，端方所率鄂軍抵渝，他責成正在重慶省親的廣東巡警道李湛陽籌募勇三營，以備防衛重慶之用。楊滄白因與李湛陽至稔，趁機使“黨人多投身其間，因其交通防軍”，使之成為起義的重要力量。楊滄白的頻頻活動，引起了清地方官的注意，並派人進行監視，為保守秘密，他孤身往見重慶知府紐傳善，進行周旋，以打消其懷疑。由於端方抵渝，使重慶起義計劃“醞釀未發”，同盟會重慶支部遂決定在重慶附近州縣策動起義，以分散和孤立重慶的清軍，於是有長壽、涪州、廣安、南川等地的起義與獨立，而各州縣又“皆以重慶機關部為革命樞紐”。在這種情況下，“在重慶發生革命隻是一個時間問題，政府的統治在很早以前就已不存在，一切權力皆落於士紳的手中。而這些士紳自從鐵路問題的騷亂以來，形成了一個團結一致的反政府陣線”，“重慶推翻滿清的統治萬事齊備，隻欠東風了”。這話也是重慶海關德籍稅務司斯泰老在向總稅務司的報告中說的，隻不過把楊滄白等革命黨人看成一般的“士紳”了。
11月初，同盟會員夏之時策動駐龍泉驛新軍誓師起義，旋即揮師東下，中旬，抵重慶江北黃桷樹。楊滄白偵知大喜，即派朱之洪、黃宗麟前往歡迎。朱之洪回城後向楊滄白彙報了與夏軍聯係經過，同盟會重慶支部隨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與夏軍內外配合，以和平方式實現重慶獨立，並根據同盟會有關章程和武昌起義的成例，將新政府定名為“蜀軍政府”。22日上午，楊滄白、張培爵下令出動同盟會重慶支部控製的重慶中營城防遊擊隊、商勇、川東道防營、水道巡警及炮隊、民團等武裝力量，集全城官紳商學各界代表二三百人於朝天觀（今朝天門運輸電影院附近），舉行市民大會。況春發所組織的會黨隊伍和石青陽所率的敢死隊拱衛楊滄白、張培爵到會，鄂軍黨人田智亮亦武裝到會。與會黨人皆以白布裹臂為記，迫使重慶知府紐傳善、巴縣知事段榮嘉繳印投降，剪發遊街示眾。城中市民紛紛掛出“漢”旗，湧向街頭，歡呼聲、鞭炮聲不絕於耳。下午，夏軍高舉“中華民國”、“複漢滅滿”大旗入城，駐紮於行台街門。接著，由楊滄白主席，宣示革命主義、蜀軍政府組織大綱和維護地方秩序辦法，設“蜀軍政府”於原巡警總署，通電全國，宣告重慶獨立。次日，楊滄白組織召開了蜀軍政府籌建會議，大家推他為都督，他卻堅辭不就，隻承認在旁盡力襄助，結果，“全體公推張培爵任都督，夏之時為副都督；並推楊庶堪、朱之洪為高等顧問，遇有重要問題，谘商兩顧問後，才決定施行”。重慶辛亥革命以和平方式，使“官吏俯首聽命，紳商學界備極歡迎，兵不血刃，垂手而克複名城”，這不僅是中國、四川革命形勢空前高漲的結果，更是以楊滄白為首的重慶革命黨人長期周密籌劃、不懈奮鬥的必然結果。重慶蜀軍政府的成立，結束了清王朝在重慶地區的封建專製統治，揭開了重慶曆史新的一頁。湘、鄂、滇、黔、粵等省軍政府，先後通電“正式承認蜀軍政府為四川政治中樞”。郭沫若推稱楊滄白為四川革命黨人的“元祖”，楊滄白是當之無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