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王”“四僧”在師·承·變關係中的藝術精神體現
學術論壇
作者：黃浣塵
【內容摘要】中國畫自原始社會開始孕育、戰國時期形成以來，一直持續發展，雖有不斷的變化，但萬變不離其宗，這都和後世的中國畫家不斷學習前人有重要關聯。文章從“師古”上藝術精神的體現以及在承和變關係中藝術精神的體現兩方麵進行論述。
【關鍵詞】“四王”“四僧”藝術精神
一、“四王”在“師古”上藝術精神的體現
在“師古”方麵，“四王”的作品可以說是典型。比如王時敏，由於他的祖父王錫爵是董其昌的良師益友，所以有機會直接向董其昌求教繪畫藝術。當時董其昌為王時敏創造了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這也造就了王時敏成為董其昌堅定的支持者和繼承者。其實王時敏自幼也是沉迷於繪畫的，說他“每得一秘軸，（則）閉閣沈思，瞪目不語，遇有賞會，則繞床大叫，附掌跳躍，不自知其酣狂也”①，由此也可看出王時敏的藝術成就和他對於古畫的研習與參悟分不開。
王鑒則略有不同，他也是出身於官宦之家，自幼也是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相傳他幼小的時候就很喜歡畫畫，他的堂弟，清初詩人王曜升說他，“綺歲即好點染”。王鑒是因為在39歲那年專程去鬆江拜訪董其昌，之後和董結成忘年交。在董其昌的影響和指導下，其筆墨大為長進。而對於王原祁和王翬的“後二王”而言，其經曆也更為平坦，王原祁是王時敏之孫，自幼受到祖父的熏陶，堅持對於古畫的臨摹、研習，畫法大進。王時敏曾經就對王原祁說過，“子業必出我右。”後來事實亦如此，王原祁開創了以他為旗幟的婁東畫派。王翬則是在王鑒到虞山時發現其才能，並收之為弟子的。在後來王鑒又把他推薦給王時敏，王時敏見了他的畫作之後大驚，稱“此煙客師也，乃師煙客耶？”之後細心教導，並在王翬的繪畫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之後，王時敏和王鑒又不惜一再貶低自己，大力為愛徒做宣傳，使得王翬最終被上流社會所接受，並開創了虞山畫派。
二、“四僧”在“師古”上藝術精神的體現
與“四王”相比，師古對於“四僧”來說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沒有人是自學成才的，任何一個取得大成就的人都是從老師那一點一滴學習得來的，“四僧”師古，並非流於“四王”的隻注重外在的“形似”，而更多的是講求內在的“神似”。他們主張的是學習古人的精神層次的東西而不拘泥於外表。“四僧”裏以石濤最為突出，他反對一味摹古，強調個性的發揮，主張師法自然。他說過，要“搜盡奇峰打草稿”，又說，“嚐憾其泥古不化者，是識拘之也。識拘於似則不廣，故君子惟借古開今也。”他雲遊過很多地方，然而最鍾情黃山。“黃山是我師，我是黃山友”充分反映了他在創作中拉近了與大自然的距離，將自然認作要創作表現的對象。清人李驎在《大滌子傳》中描述，石濤“年十歲，好聚古書，然不知讀。或語之曰：‘不讀，聚奚為？’始稍稍取而讀之。暇即臨古法帖，而心尤喜顏魯公。或曰：‘何不學董文敏，時所好也！’即改學董，然心不甚喜。”從這裏可以看出，石濤所崇拜的是世之經典，並不是像一般人那樣的追求時尚，對石濤來說，這也是由他不同於一般人的個性形成的，這種具有特殊性的個性成分決定了石濤（或“四僧”其他人）的藝術精神的張揚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