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德奧同盟失敗而告終，戰後戴高樂曾應招前去華沙同蘇聯紅軍作戰。他在那裏僅參加了一次戰鬥，就被波蘭軍事學院聘為教官。
1921年10月，波蘭戰爭結束後不久，戴高樂就與伊馮娜·旺德魯結婚了。成家後，戴高樂的大部分時間裏仍是教書或是作為軍事幕僚，潛心鑽研軍事科學。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戴高樂才真正有了發揮其特長的機會。然而，這時的戴高樂已不是個年輕的上尉了，他已是個49歲的上校了。在他從軍的30年生涯中，體現在他身上的是：“文”的分量明顯重於“武”的分量，尤其是一戰後至二戰期間。在這期間，他先後在波蘭朗貝爾托夫軍事學院任戰術教官、在聖西爾軍校任戰爭史講師、在高等軍事學院學習；發表了《敵人內部的傾軋》、《我國戰爭原則的方向》、《法國設防城鎮的曆史作用》、《駐地中海東部地區部隊的曆史》、《劍刃》、《建立職業軍》和《法國和它的軍隊》等文章和書籍；任最高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辦公室秘書，並在最高國防委員會秘書處任職，直至出任國防部次長。可見，在戴高樂的成長過程中，文職工作的影響遠遠大於戰場實戰的影響。
在戴高樂的所謂“文”職工作中、特別是文章著作中，集中地反映了人們後來稱之為“戴高樂主義”的思想基礎的形成過程，反映了戴高樂在成長為軍人政治家的過程中的自我規範，反映了戴高樂在思考和觀察重大問題時善於從曆史和現實角度出發的方法，也反映了戴高樂對真理和正義的執拗追求以及不畏權勢的頑強性格。
盡管這30年戴高樂在“文”的方麵取得了如此成績，但卻沒有使法國再次擺脫恥辱。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燃過法國的馬其諾防線時，貝當政府終於屈服了。
在法國貢比涅森林中的一塊小小的空地上的一節臥車上（1918年11月11日，德國使節遵照法國福煦元帥的命令在停戰協定上簽字的地方及臥車）簽訂了投降書。就這樣，這個曾經擁有300萬大軍、號稱擁有歐洲頭等陸軍的大國，在戰爭爆發6周以後就投降了。
對於以貝當為首的政府的叛賣行為，戴高樂被深深地震怒了。雖然當時他對究竟怎樣才能拯救法蘭西還不甚了了。可是他畢竟邁出了關鍵的一步，作出了有決定意義的選擇。
1940年6月18日，這一天的確在法國現代史上是個非常重要而又值得紀念的日子。它不僅對戴高樂的人生道路，而且對整個法國的前途都具有決定性意義。
這一天的晚18時，戴高樂在英國廣播公司電台（BBC）播音室的話筒前，用他低沉的音調，堅定而有力地播發了當時誰也沒有足夠估價的文告：
告法國人民書
1940年6月18日
許多年來擔任法國軍隊領導的領袖們，已經成立了一個政府。
這個政府斷定我們軍隊失敗，已經開始同敵人交涉，以便停止戰鬥。
可以肯定，無論是在地麵還是空中，我們過去是，現在仍然是被敵人的機械化部隊壓倒。
迫使我們後退的是德國人的坦克、飛機和戰術，而遠遠不是我們人數不足。正是德國的坦克、飛機和戰術上的突然襲擊，使我們的領袖們落入目前這種境地。
但這是最終的結局嗎？我們應當拋棄希望嗎？我們的失敗已是最終定局了嗎？不！
請相信我，我是根據充分了解的事實在說話，我告訴你們，法國並沒有完。使我們失敗的那些因素，終有一天會使我們轉敗為勝。
因為法國並非孤軍作戰！它不是孤立的！它不是四處無援！它有一個龐大的帝國作後盾。它還可以與控製著海洋、正在繼續戰鬥的大英帝國結成同盟。它還可以像英國那樣，充分地利用美國取之不盡的工業資源。
這場戰爭不僅限於我們國家遭難的國土上。法國之戰沒有決定戰爭的結局。這場戰爭是場世界大戰。所有的過錯、所有的延誤、所有的苦難，都無法抹殺一個事實：我們來日粉碎敵人所應有的條件依然客觀存在。今天我們敗於機械化部隊的閃電戰，但是未來，我們可以運用更強大的機械化部隊奪得勝利。世界的命運正決定於此。
我，戴高樂將軍，我現在在倫敦。我向目前正在英國領土上和將來可能來到英國領土上的持有武器或沒有武器的法國官兵發出號召，向目前正在英國領土上和將來可能來到領土上的所有軍事工業的工程師和技術工人發出號召，請你們和我取得聯係。
無論發生什麼事，法蘭西抵抗的火焰不能熄滅，也絕不會熄滅。
明天我將再次從倫敦廣播。
“六·一八”號召書的廣播是無與倫比的行動。它是一個標誌，標誌著法國曆史翻開了新的一頁，“自由法國”的戰鬥開始了；它又是一篇檄文，它不僅表明了要與侵略者戰鬥到底的決心，也顯示了對賣國求榮者的鄙視。
它的可貴之處在於在整個法國陷在泥坑裏掙紮時，讓全世界看到法國還存在希望，因為導致戰爭最後勝利的客觀條件仍然存在。繼續戰鬥的火焰被戴高樂點燃，他將用這抵抗之火燃遍法國，照亮法國。
“六·一八”是戴高樂新的鬥爭生活的光榮開端，但也是個艱苦的開端。
他以後在回顧當時的狀況時說：“我的身邊連一個軍隊或組織的影子都沒有，在法國我沒有人擁護，也沒有聲譽，在國外我也沒有名望和地位。”
他自己也清楚在他麵前的道路並沒有鋪著鮮花，而是要披荊斬棘。但是他正確地認識到：“唯有成為國家和民族不屈服的戰士，才能獲得法國人民的承認和熱情擁護，並獲得外國人的尊敬與重視。”
正因為戴高樂具有超出自我的民族感情和愛國之心，他才能在孤獨的包圍中保持旺盛的鬥誌，在傷感之餘保持不懈的毅力。在這段最黑暗的曆史時期裏，他愈加明白了自己肩上的重任具有的分量。
麵對諸多困難和阻力，要首先找到一個能夠決定成敗的突破口。戴高樂對此是再清楚不過了。他曾認為：“沒有武裝就沒有法國。建立一支戰鬥部隊比什麼都重要。”他還認為，要使自由法國運動成為一項真正有意義的事業，就不僅僅是少數人堅持戰鬥，而是要使整個法國回到戰爭中去。要讓自由法國的軍隊重新在戰場上出現，要讓法國本土恢複戰爭狀態，要讓世界各國承認法國已繼續參加戰鬥。這樣，才有可能去爭取最後勝利。
經過戴高樂的不懈努力，到法國接近解放時，戴高樂已擁有23萬野戰軍、15萬駐防軍、32萬噸位的艦隊和5萬水兵、3萬空軍。重建了法國的軍隊，就為恢複法國的尊嚴和榮譽提供了保證。
此後，戴高樂又經過堅韌不拔的奮鬥，終於創建了政權、根據地，並統一了各派反法西斯力量。這就為未來法蘭西大廈打下了基礎。
盡管如此，戴高樂也十分清楚，他心目中的這個大廈的許多骨幹材料，在整個戰爭期間是要依靠旁人提供的。但是，戴高樂的依賴性是有原則的。他到英國來不是為了幫助英國作戰，而是為了挽救自己的國家和民族，並為之服務，他要通過戰爭來實現法蘭西的獨立、完整和偉大。任何外來的支援，毫無例外都應符合這個原則。
在反法西斯戰爭期間，戴高樂為了救亡圖存，必須得到盟國的支持。但是，像英美這樣的盟國，一方麵需要扶持法國的抗戰派以共同對付希特勒；另一方麵又想使這個弱小的夥伴順從他們的指揮。戴高樂雖然寄人籬下，有求於人，但他絕不卑躬屈節，隨人俯仰。他一開始就反對使“自由法國”運動成為別國卵翼下的運動，組建的軍隊成為另一個強國的雇傭兵。他力爭作為平等的盟國，共同對敵，堅決頂住美英強加於人、幹涉欺壓的做法。
在這種情況下，他的倔強的性格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最為典型的有：
1942年底美英軍隊在北非登陸後，美國扶植了一個法國將軍吉羅作為代理人。1943年1月，羅斯福和丘吉爾在摩洛哥的卡薩布蘭卡會議上達成妥協，製訂了吉羅和戴高樂合作的方案，並且連文告都擬好了，吉羅也已經同意，就等戴高樂簽字畫押。但戴高樂卻不買美英兩國領導人的賬，他堅決反對在美英壓力下簽訂這一協議，隻同意法國人之間的直接會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