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國革命就其經濟內容來說，是資產階級性的，但它不同於過去歐洲的資產階級革命，就因為它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這個新的特點，在現代中國文學的發展方麵也得到了反映。
從“五四”開始，在西方為革命作準備的思想，在中國已經顯露出它的矛盾，一方麵，這些曾經表演過革命作用的思想已經為取得統治地位的西方資產階級所拋棄，或者遺忘，但它在遲到的資產階級革命的中國還能繼續保持著它的革命的啟蒙的意義，在反封建的鬥爭中還能繼續發揮它的作用，但另一方麵，它又暴露出自己的脆弱無力，這在西方革命時期和革命的準備時期，還不是明顯的，在中國卻令人清楚地看到它經不起嚴酷的現實的檢驗。
魯迅，是現代中國第一個在自己的作品裏直接反映出被壓迫的農民的狀況，和他們的出路問題的作家。他寫於1925年的《傷逝》已經揭示出脫離人民，脫離整個社會解放的個性解放、婚姻自由，隻能以令人黯然的悲劇告終。這象征著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個性解放的要求在現代中國的曆史命運。《在酒樓上》和《孤獨者》實際上也呈現出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終歸破滅的主題。盡管以個人為中心的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思想在以後當它麵對封建壓迫的時候，還能繼續發生它的衝擊作用，但它的局限，它的矛盾，它本質上的脆弱性也隨著人民革命運動的展開而越來越明顯地暴露出來。
新的人民革命時代的流向，也為另一個有敏銳的曆史感的作家所覺察。郭沫若最初也是以個性解放作為自己的詩歌的基調的，但他在1925年就說自己“在最近一兩年間”，“完全變了”：
我從前是個尊重個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兩年間與水平線下的悲慘社會略略有所接觸，覺得在大多數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個性的時代，有少數的人要來主張個性，主張自由，未免出於僭妄。（《文藝論集》序）
隻要我們站在現代中國人民革命運動的高處，就有可能對“五四”前後的文化思想的變遷，做出正確的觀察和評價。過去就有不少人看到，各種西方的思想都被引進中國，其中不少都曾經發生過程度不同的積極作用，但他們都像是走馬燈一樣很快過去了，所以有人說，西方經過幾百年完成的思想曆程，在中國一二十年間便走完了，原因正在於，時代畢竟不同了，原來在西方曾經起過革命作用的思想，人性論，人道主義思想，空想社會主義思想，以及剛才提到的個性解放思想，它們在中國剛一抬頭，便發現中國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思想已經屹立在它的麵前了。這是西方英、法等資產階級在他們革命時期所沒有碰到過的。
歐洲在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幾個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資產階級在文學上都推出過自己的偉大的傑出的作家，但在整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以至無產階級已經出現，已經走向曆史舞台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雖然無產階級文學已經產生，已經出現了“憲章派”詩人和“巴黎公社”詩人，但真正偉大作家的產生，還要等到無產階級革命到來的時代。19世紀的俄國文學，是社會主義文學出現以前世界文學的最先進的部分，一大批偉大傑出的作家像燦爛的群星一樣湧現出來，他們不少人不是自覺的至少也是在實際上與俄國人民解放運動保持著密切的聯係。但是，雖然馬克思主義也很早被介紹到俄國，由於19世紀直到八九十年代無產階級才開始成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力量，這就使得當時俄國最先進，最偉大，最傑出的作家，也沒有可能轉到無產階級這方麵來，正如列寧所說的，像車爾尼雪夫斯基這樣偉大的人物，也沒有可能接受馬克思主義，他在辯證唯物主義的麵前停住了。俄國第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作家，是在19世紀末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已經到來以後產生的高爾基，他同時也成了世界文學史上第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作家。在中國，民主主義革命是發生在無產階級革命時代，是在中國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的。在長期的民族民主革命鬥爭過程中產生了大批具有愛國主義、民主主義思想的優秀的傑出的作家，而且他們當中最先進的最有才能的那部分人，都陸續地走進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從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是許多中國作家所走過的道路。中國最偉大最傑出的作家都是屬於廣大人民的，屬於無產階級的，其中像魯迅、郭沫若、茅盾這樣的作家，他們不但在思想上站在我們時代的最前列，而且在藝術上也代表我們這個時代的中國所達到的最高水平，這是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一個特有現象，為歐洲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所不曾有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