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整個民族民主革命鬥爭過程中，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文藝運動，應該是統一戰線的。解放前的中國，是一個所謂“兩頭小中間大”的國家，就人數來說，無產階級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都是少數，而中間階層卻是人數眾多的。反映中間階層的思想情緒的作家，在整個革命過程中也是多數，他們受到帝國主義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壓迫，大都有民主要求，他們在文學方麵的代表人物對生活有自己熟悉的方麵，其中不少人還有比較深厚的文化藝術修養。幾十年的曆史證明，中間階層的作家，盡管在思想上有弱點，但他們都程度不同的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他們是文學上的重要的力量，他們中的優秀的傑出的作家，在文學上做出了重要貢獻。
根據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時期的任務，共產黨員的作家應該和一切具有民主性和現實性的中間階層的作家合作，正確地評價他們的作用和貢獻，承認和尊重他們應有的曆史地位。隻有這樣，才有利於完成中國艱巨的革命文學的任務。
中間階層的作家的思想通常有兩重性，因此，在統一戰線內部思想分歧是不可避免的，但這隻有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求得解決。隻有對少數投靠帝國主義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作家，才應該堅決加以揭露和抨擊。
但在無產階級革命文藝運動初期，我們一些剛剛接觸到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文藝界的左翼積極分子，卻對魯迅、茅盾也加以錯誤的批判和打擊。魯迅不但早已是激進的民主主義作家，而且當時正處在走向共產主義的轉折時期；茅盾在1925-1927年以前便是共產黨員，是中國共產黨的最早的黨員之一，隻是在1924-1927年革命失敗後，產生過悲觀、消沉的情緒，但他並沒有脫離革命。當時的左翼知識分子對魯迅、茅盾的批判鬥爭是違背黨的正確政策的。以後對小資產階級傾向的“第三種人”的批評，無疑有它的必要性，但除了魯迅、馮雪峰少數人外，也有“左”的、過火的缺點，這也是不符合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時期的政策的。
盡管思想強弱的程度不同，各個不同的時期表現各不相同，但在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發展過程中，從一開始便存在著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分野。周作人在“五四”時期，大體上是屬於民主主義的，他的《人的文學》被認為是“五四”文學運動中的“思想革命”的一麵旗幟。他從“人”的觀點提出反對中國中世紀的黑暗的問題，雖然這不過是歐洲文藝複興時期人道主義思潮在中國的遲緩的回響，但在當時，卻確實使人耳目一新。但也和一般抽象人道主義思想一樣，它總是幻想不經過革命的方法便使人和社會臻於至善。他的這篇“思想革命”的宣言書也沒有忘記向富人勸說從善。他也曾經在中國傳播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主義”，但時候已經到了20世紀，這種“新村主義”隻能說是19世紀初的空想社會主義的貧弱的漫畫化的表現。如果說，19世紀的空想社會主義也幻想不經過階級鬥爭到達人類生活的福地，但在當時是一種不成熟的階級關係的反映，有它產生和存在的充分的合理性；那麼，到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出現已經超過了半個世紀，俄國無產階級已經取得了十月革命勝利以後，在無產階級領導的新的人民革命運動正在勃興的中國，這種“新村主義”還能有什麼樣的積極意義，實在是一個疑問。
周作人在20年代末以後，便越來越傾向於自由主義，他後來的公開倒向敵人的懷抱，是他自由主義思想，或者說民主個人主義思想惡性發展的結果。
林語堂也和周作人一樣，也有過從民主主義轉向自由主義的變化。他在20年代中國黑暗專製的軍閥統治下，曾經做過勇敢的戰鬥，也因此，他和魯迅有過密切的戰友的情誼。以後他創辦《論語》，提倡“幽默”，主張“閑適”，主張所謂抒寫“性靈”，也倒向了自由主義。這個時期他不但完全失去了民主的戰鬥的精神，而且在“殺人如草不聞聲”的中國最黑暗的時期，實際上起了麻痹群眾革命意識的作用。魯迅曾經耐心地對林語堂做過勸導的工作，也做過針鋒相對的原則的鬥爭，在他認定林語堂無法扭轉後，才終於和他決裂。
但林語堂以後在國外，致力於創作和學術研究，仍然做過對中國文化建設有益的工作。
我們不能不看到，盡管在第一次國內戰爭結束以後，中國的中等資產階級整個說來，是倒向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中國的革命統一戰線，主要是無產階級和農民，以及小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在這時候像徐誌摩、沈從文這樣的作家，就其思想的實質來說，是屬於自由主義的，或者說是民主個人主義的，但他們的創作活動，還具有民主性和真實性，特別是沈從文，在小說藝術方麵有重要貢獻，我們的理論批評工作和研究工作的任務，就在於如實地評價、記載他們在文學上的成就和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應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