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試圖回溯到曆史的某一個起點，去開始追蹤胡風和他的“七月”同人那獨特的生命曆程之時，我幾乎是下意識地就寫下了這個題目。“從田間來”的胡風，在“苦暗的雨中長大”的孫鈿，曾經“長途跋涉”的彭燕郊，向往深山林莽的曾卓，以及阿壟沉默的“纖夫”，冀訪無垠的“曠野”，綠原“暴戾的苦海”，牛漢的“悲哀壓在草原上”，胡征足踏過血染的土地，所有這些人與詩的意象連同路翎、丘東平小說中那沉鬱的激情和心靈的重負一起，都反反複複地昭示著苦難的意義、土地的意義。苦難土地的兒子，這似乎就是七月派作家人生歲月裏所包藏著的生命基因。
1902年舊曆十月初二，七月派中最年長者，也是後來這一文學派別的核心人物胡風降生在湖北省蘄春縣中窯張家。這是一個相當貧苦的人家，胡風的父親張濟發和母親胡氏是在一間破屋子裏成的親，他們以一雙農民的手含辛茹苦地拉扯著膝下的五個兒女。這一出身注定了胡風這位未來的傑出詩人和批評家不得不度過一段漫長的放牛、拾柴的童年。不妨順便一提的是，就在胡風出生的1902年前後，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另外幾位重要的文學家如冰心、沈從文、梁實秋等也來到了這個世界，不過，他們是降生在一些優裕的書香門第，因而最終走上了一條相對平和而穩定的人生道路，為我們的中國文學提供了另外一份溫良與寧靜；而胡風這典型的“中國苦難”式的出身則成了他人生曆程與藝術選擇的所有“苦難感”的底蘊，這一方麵是實實在在地拉開了他與冰心、沈從文、梁實秋這一類文學家的距離，另一方麵又真真切切地成了所有七月派作家人生與藝術的象征，或者也可以這樣說，正是這種來自“苦難土地的兒子”的獨特的精神魅力最終構成了召喚和凝聚所有七月同人的基礎——在以後的故事中，我們將會看到他們都曾在“七月”的烽火中流亡。同是天涯淪落人，是流亡的苦難體驗和在這一苦難中的掙紮讓他們心心相印了——那應當是一種讓人肅然起敬的精神的交融和生命的合唱，在這樣的人生境界麵前，種種的“宗派”、“圈子”之說本身就那麼的卑微和猥瑣，當然，這是後話。
苦難土地的兒子，這也是文學的中國在抗戰時代所發出的一種深情的呼喚。隻有來自底層的“土地的兒子”才更充分地經曆了我們這個有著數千年曆史的農業國度的最真實的人生，也隻有經曆了這樣的泥土味的人生才能領悟到什麼是中國式的苦難，什麼又是真正的現實的抗爭。20世紀發生的抗戰將中國這塊完整的安靜的土地爆破著、焚燒著、撕裂著，將無數的中國人從他們早已習以為常的安閑的農業式生活中驅趕出來，在蒼茫的危險的大地上四處奔突、流亡，至少在硝煙彌漫、戰火紛飛處，他們的人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土地所給予他們的也就不再是那些熟悉了的和平的賜予，而是陌生、險惡和吝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