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在這些地方，我們可以獲得關於七月派作家的更深的認識。雖然他們都是一些“來自田間”的“苦難土地的兒子”，雖然他們的經曆決定了他們較許多學院派作家都更加關注現實，關注底層的最真實的生存，雖然我們也一再肯定過他們從魯迅那裏繼承下來的“直麵人生”的勇氣和戰鬥精神，然而包括胡風在內的七月派作家畢竟與魯迅是不同的，他們似乎還缺少一點對現實人生複雜性的更深入的感悟，對現實世界的悲劇性本質的體驗更是極不充分。比如阿壟在40年代就多次尖銳地批評了九葉詩派，而九葉詩派恰恰是極具悲劇性感受的一個文學派別，阿壟與九葉詩派的某些隔膜是不是也部分折射了七月派的局限性呢？
在“山雨欲來”的時節，賈植芳、彭柏山似乎要比胡風多一層警覺。賈植芳甚至以魯迅先生為例勸告胡風說：“我們都不如魯迅先生，魯迅在二、三十年代卷入政治漩渦，但他深深懂得中國的政治曆史和社會，他進得去出得來，始終有主動，而我們不行，你不懂政治卻偏偏要往政治漩渦裏去湊，那是太危險了。”
此刻的胡風是真的“不懂”，抑或是他根本無法接受自己艱苦奮鬥才贏得的這眼前的社會政治現實？反正他不僅沒有韜光養晦，不僅沒有三緘其口，反而還調動了自己全部的思想貯備與理論才華，積極醞釀寫作“三十萬言書”。
“三十萬言書”，這是胡風生平最長的一部專題性文藝論著，也是新中國建立以來最犀利最尖銳最富有生命力度的理論諍言。它以一種高屋建瓴的理論氣勢，一種深邃的曆史意識，一種強大的思想邏輯力量，一種不可遏製的激憤和真誠詳盡地透辟地剖析了建國以來中國文藝界的種種“異常”現象，對我國的文藝政策及領導作風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對一係列已逐漸混淆不清的重大的文藝理論問題發表了自己獨特的見解。在那萬馬齊喑的時節，“三十萬言書”的寫作幾乎是一個奇跡，是“主觀戰鬥精神”與文化專製主義的一場出人意料的殊死搏鬥！
在寫作過程中，北京的路翎、綠原、徐放、謝韜，外地的阿壟、賈植芳、方然、冀汸、羅洛、張中曉等都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意見。從這個意義上講，“三十萬言書”的寫作是整個七月派在新中國的最後的一次集體合作，在被迫為新的文化格局徹底“整合”之前，他們最後一次意識到了“七月”群體的存在，他們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對即將完成的文化整合發出最後的抗議。
“三十萬言書”，這是七月派終結的最悲壯的祭禮。
以後，事情的發展就完全處於高層政治的控製之中了。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三十萬言書”成為全國上下批判的對象，胡風的“自我批判”被責令反複修改，最終也未獲認可。
1955年4月13日舒蕪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胡風文藝思想反黨反人民的實質》，一個月後，又刊登了由舒蕪提供的胡風信件，這些私人信件中對某些文壇人物的議論將所有曖昧的人際矛盾都公開了，並且理所當然地成為了胡風及七月同人“集團性質”、“宗派主義”的鐵證！來自七月派內部的“證據”宣告了絕大多數昔日的七月派作家的“死刑”！
5月14日，牛漢被捕，拉開了七月作家大搜捕的序幕，在接下來的半個來月的時間裏，分散在全國各地的作家們紛紛以“胡風分子”的罪名鋃鐺入獄，在北京的胡風、梅誌、路翎、徐放、綠原、杜穀，在天津的阿壟、魯藜、蘆甸，在上海的賈植芳、彭柏山等人，在南京的化鐵，在杭州的冀澇、方然，在湖南的彭燕郊，在湖北的曾卓……以及那些在各個曆史時期與胡風有過種種接觸而尚未被我們納入“七月派作家”加以評述的其他人如謝韜、劉雪葦、張中曉、耿庸、王戎、何滿子、羅洛、王元化、羅飛、梅林、歐陽莊、鄭思等等，所謂“胡風集團”乃是對七月派作家群的放大。
等待這些作家們的不僅是寫作權利的根本喪失，而且還包括肉體的摧殘。在漫長的黑暗歲月裏，方然、鄭思、阿壟、蘆甸、呂熒等都先後不堪折磨，默然辭世；胡風和他最欣賞的小說家路翎的精神係統都受到了很大的損害。艾青、田間、賀敬之、鄒荻帆是在1955年暫時“保存”下來的“七月”作家，但還是無法逃脫以後更大規模的文化“整合”運動，在1957年的“反右”或以後的“文革”中，無一幸免。
當然，大多數的七月派作家仍然以他們在戰爭年代磨礪出來的頑強的生存意誌度過了中國20世紀曆史的這一段特殊時期，最終迎來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解放”。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在80年代重新拿起了荒廢多年的詩筆，書寫著一曲又一曲的“歸來的歌”，其中一些作家如艾青、牛漢、綠原、彭燕郊、鄒荻帆等都取得了十分引人矚目的成績，走向了他們創作生涯的又一次“成熟”。不過，此時此刻的他們已經是作為飽經滄桑的老一輩文藝工作者出現在我們麵前了，他們的創作是獨立的，他們的作品更容易彙人80年代中國文學發展中的“老當益壯”的隊伍。也就是說，曆史已不可能讓這些幸存的七月派作家再次聚合，以整體的創作風格和獨特的組織形式來顯示其存在了。
我們的七月派，永遠被定格在了三四十年代的中國曆史上，永遠伴隨著那震耳欲聾的炮聲，伴隨著黎明前那漫漫的黑夜，伴隨著中國民眾的痛苦的掙紮。
今天，當我們回想起這個成就斐然的文學派別在50年代被無情“整合”的曆史，多多少少總覺得有那麼一些難以言明的困惑：整合，為什麼偏偏就從他們開始？比如，為什麼就不從我們定義為“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作家下手？按理說，那不更是與我們的無產階級文學思想相對立的嗎？
其實，隻要我們對現當代中國文化的基本格局作一初步的檢閱就不難理解其中的奧妙了。自近代以降，由於民族資產階級勢力的匱乏，我們的中國社會實際上並不存在一個如西方發達國家那樣的中產階級集團。這樣，所謂的“自由主義”作家也就失去了生存發展的堅實的社會基礎，所有的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作家僅僅是在部分思想的領域內保存了自己的自由與獨立，而且他們彼此分離、各自為政，並沒有形成一個有共同思想基礎的、整體力量強大的文學集團。這種思想基礎的不穩定性也使得這一“主義”中的作家具有某些遊移特征，他們有可能在新的人生選擇麵前向著其他文學陣營轉移，比如來自自由主義文學圈的何其芳就在延安迅速完成了思想改造，成為堅決維護毛澤東《講話》精神的左翼作家。新中國的建立事實上已經從根本上摧毀了這一類作家固有的生存方式，也就是說他們幾乎是“自動”地從中國文壇上“消失”了，像沈從文、張愛玲、錢鍾書這類作家不是擱筆就是去了境外，他們已經不必由當代中國文化來特意“整合”了。此時此刻，唯一存在於中國文壇又極具創作欲望及思想力量的也就隻剩下了七月派。
雖然七月派與毛澤東《講話》指引下的延安作家都同屬於左翼文學陣營，但是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當毛澤東試圖以自己的《講話》精神統一中國文學界的時候，七月派的文學追求也就顯露出了與延安文學的更多的差異性：延安文學強調對知識分子世界觀的改造，而七月派文學卻一再堅持作家的獨立個性；延安文學要求作家絕對服從黨的領導，將政治標準置於藝術標準之上，而七月派文學卻一再肯定人的“主觀戰鬥精神”，鼓勵作家的藝術探索；延安文學頃應的是勞動群眾的基本需要，歌頌的是人民的美德和社會主義時代的嶄新麵貌，而七月派文學卻依然承襲著“五四”文學的傳統，把揭示民族精神的創傷作為自己堅定的目標……有意思的是，雖然七月派文學所依據的同樣是馬克思主義，所弘揚的同樣是無產階級文學的宏大理想，所高舉的同樣是現實主義的大旗，但在決心“統一思想”的毛澤東看來，這種來自同一陣營內部的思想分歧對於他想達到的目的來說甚至要比來自資產階級自由主義作家的“威脅”更大，“幹擾”更大，不著重解決胡風和七月派的問題，這場文化的“整合”簡直就難以完成！
問題是，社會主義時代的文化是不是一定要按照毛澤東當年的設想進行如此的“整合”？而且政治指導思想的“統一”與文學藝術追求的“劃一”究竟是不是一回事？文學和文化領域的不分清紅皂白的“統一”最終真的促進了我們事業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嗎？
在經曆了整整十數年的浩劫之後，中國人才開始對這些問題有了一個清醒的認識。在今天，在文化專製結束之後的新的文化繁榮的時代，我們誰也不該忘記，就在新中國文化整合的那場浩劫當中，是那些七月派的優秀的作家們充當了第一批悲劇的主角。
回首七月派作家的奮鬥、拚搏，重溫那些踏著荊棘真誠互助的故事，我們可能會想起胡風寫給他生死與共的妻子梅誌的詩《我等著你》，那仿佛正是在“山雨欲來”之際的一次人生總結：
在天昏地暗的日子
我們在這條路上走過
在受難者們中間
我們的心在滴血
滴在荊棘上
滴在塵沙裏
當我的血快滴幹了
我吸進了你的血溫
我吸進了你的呼吸
我又長出了趕路的力氣
§§後記
這是一本“命題作文”。
1994年5月在中國現代文學學會的“西安年會”上，重慶出版社的編輯同誌將撰寫《七月派作家評傳》的任務交給了我。從接受任務到今天修正稿完成，其間拉拉雜雜、寫寫停停，不知不覺竟四年有餘了。對於僅僅一個文學流派來說，這種研究與寫作的進程算是比較慢的了，這一方麵是因為我先前資料準備的欠缺及個人能力有限，另一方麵也與重慶出版社為我指定的這個課題本身的難度有關。
為一個作家作傳，這似乎是合情合理的，為一個流派作評論，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但要為一個文學流派、一個整體的文學現象寫“評傳”，這卻是從來沒有想到的事，尤其七月派作家，人數眾多，各自經曆曲折、人生道路有異，涉足文學的時間和具體方式也大相徑庭，要將他們納入到一本小小的著作中來作宏觀的論述倒還不難，但要在同樣的篇幅內追蹤每一位作家的人生藝術曆程（作“傳”），又輔以理性的解剖和評判（有“評”），這卻成了一個難度很大的工作。顯而易見的困難就擺在我們麵前：數十位七月派作家，究竟該如何選擇，是廣采博收、“一網打盡”，還是重點突出、“抓綱治國”，選少了便於敘述，也便於深入，但卻不利於體現整個文學流派的全貌；多選一些作家固然好，但無疑又是書稿篇幅所不允許的。即便作家選定了，這千頭萬緒的作家的故事，又如何組織在一個統一的框架當中，自由的單元組合肯定不行，因為那樣一來這本書也就成了七月派各作家“小傳”的彙編，整個流派的總體特征及內在關係都完全淹沒在這些瑣碎的評述中了，但要顧及整個流派，這框架又該如何構築？落實到每一個作家“評傳”的寫作也存在一個“傳”與“評”的關係問題。相對而言，我肯定更願意用一本著作來為一位作家作評作傳，那樣才會達到應有的從容和應有的深度，然而要在萬把字的篇幅中既描述作家的傳記史實，又研討他的創作成就，實在是很不容易處理的事，以傳代評可能會變成幾頁作家的流水帳，所謂研討也就成為蜻蜓點水的東西，而以評代傳又根本不符合出版社這一套叢書的要求！
幾乎有半年的時間，我都是在一邊整理材料，一邊躑躅不決中度過的，我還從來沒有想到自己的研究對象和寫作文體之間會出現這麼大的距離！後來反反複複又折騰了好些日子，簡直就想打退堂鼓了。但是這也並不是一件可以理直氣壯地向出版社宣布的事：因為我這樣拖拖拉拉已經耽誤了出版社的許多時間，中途又忽然擱筆，實在難以交待。就這樣，在出版社的一再催促下，我又逐漸地鼓足了勇氣，勉力運算著這道“難題”。
漸漸地，我也理解了出版社選定這一課題的動機（或許這在出版社編輯一方也不一定形成了明確的理性認識，但我相信他們倒是有充分的感覺和獨特的設想的），因為，對於許多的七月派作家來說，他們個體的經曆和文學成就在目前尚不能列入一個獨立的專著加以評述，然而又是這些星星點點的文學探索構成了七月派這樣一個具有獨立特征的文學精神群體；七月派早就該成為我們文學研討的重心了。而離開了這些成就不一的個體作家的具體探索，七月派也就不再成為七月派了。正是基於對這一複雜的文學事實的認識，這套叢書將“七月派作家評傳”列入其中了，這是一種重要的選擇，但本身也是一種無奈的選擇。
幾乎可以肯定地說，如果我因為否定這一選題而中途退出了寫作，不僅會影響“叢書”的選題計劃，而且同時也意味著不少七月派作家的人生藝術曆程將很難有機會在一套引入矚目的“中國現代作家評傳叢書”中得以再現了。
出於這樣的複雜考慮，我最後還是決定努力完成這一課題。
為此，我對以上寫作的困難作了適當的處理：根據我自己目前掌握的材料，選擇了30餘位七月派作家，包括詩人、小說家、評論家，他們基本上構成了七月派文學的基本陣容，另外還有一些七月派的知名作家如何滿子、何劍薰、羅洛、羅飛、鄭思、歐陽莊、耿庸、晉陀等則由於資料的匱乏和篇幅的限製而暫時未能列入，這是十分令人遺憾的事，但為了在目前有限篇幅內為讀者提供一些確切白材料和研究成果，似乎也隻好如此了，我想待此書有機會修訂或其他什麼課題中，我將努力將這一遺憾彌補，以告慰目前那些健在和不健在的七月派先輩！為了便於追蹤各位作家的人生藝術曆程，同時也將之納入到一個更宏大的七月派形成、發展的背景上來加以認識，我采用了一種特殊的結構方式，即以胡風總結七月派文學成就提出的文學思想、編輯出版有關期刊為線索，通過他的社會交往逐漸引出其他的作家。這樣的寫作，可能會在描述具體作家的整個人生歲月與全書具體的敘述時間概念方麵有所衝突和錯位，但也同時塑造了一種完整的係統的“七月派”的形象，我目前認為這也是為了兼顧整體與個別的一種並不完善的結構方式。個體作家根據其實際成就的大小和在七月派中的影響而詳略不一，“評”與“傳”的比例也不一定相同，這樣處理，也是為了更準確更清晰地展示他們的文學史價值（雖然這效果未必在書中達到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幾年的並不輕鬆的思考和寫作過程中，是諸多的師長和朋友的支持給了我巨大的精神力量。出版社多次的催促、鼓勵是本書得以完成的直接的動力！梅誌先生和張曉風女士多次不厭其煩地回答我的問題，還寄贈新出的著作給我參考，賈植芳先生專門從上海寄來他身邊保存的唯一的小說集，曾卓先生熱情地在信中回答我的疑問；我對他們的感激不是一聲“謝謝”所能表達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本書的審稿人（後來我才猜出那是我一位遠在北京的令人欽敬的朋友，——根據出版社的規定，他們對審稿人是嚴格保密的，所以我在這裏也暫時隱去他的姓名），他為本書的初稿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見，這些意見雖然由於整套“叢書”計劃所致未能在我的修改稿中一一得以實現，但此時此刻我對他的真誠的建議充滿了真誠的謝意，我完全同意他的批評（包括全書的定位的體例），雖然本書的某些處理實屬無奈。這位朋友的批評也將成為我今後繼續思考七月派的有力的鞭策！
最後，我想說的是，在接受這樣一個“難題”到幾經折騰終於勉強成稿的過程中，給我巨大精神支撐的還有那些在世和早已不在世的七月派先輩們，每當我在苦於結構的安排和語言的處理這類寫作上的“技術”問題時，總是他們人生和藝術材料的本身深深地打動了我，讓我從現實的“寫作”升騰到超現實的精神“體驗”中，他們的真誠、他們的奮鬥、他們的創造和他們的受難都給了我一次又一次的精神的撞擊和掀動。雖然我這笨拙的“寫作”實在不能與他們人生與藝術的本身相媲美，但我想，銘記（哪怕是笨拙的“銘記”）這些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最具有人格魅力的先輩本身就是一件有意義的工作，如果我的粗糙的文字能夠為廣大讀者提供進入七月派作家群的一條最基本的線索，那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李怡
1998年8月29日於西南師範大學龍江村
§§中國現代作家評傳
從書
第一輯
郭沫若評傳 秦川著
馮雪峰評傳 陳早春著
萬家驥著
曹禺評傳 田本相著
劉一軍著
沙汀評傳 鄧儀中著
蕭軍評傳 王科著
徐塞著
戴望舒評傳 陳丙瑩著
葉紫評傳
周蔥秀著
郭小川評傳 張恩和著
第二輯
左聯五烈士評傳 鄭擇魁著
黃昌勇著
彭耀春著
周作人評傳 李景彬著
邱夢英著
沈從文評傳 王保生著
林語堂評傳 萬平近著
劉白羽評傳 朱運清著
孫犁評傳 郭誌剛著
艾蕪評傳 譚興國著
第三輯
茅盾評傳 丁爾綱著
田漢評傳 田本相著
吳戈著
宋寶珍著
陽翰笙評傳 張大明著
潘光武著
老舍評傳 關紀新著
臧克家評傳 蔡清富著
李麗著
陳白塵評傳 陳虹著
卞之琳評傳 陳丙瑩著
創造社16家評傳 宋彬玉著
張傲卉等著
第四輯
丁玲評傳 楊桂欣著
艾青評傳 駱寒超著
冰心評傳 萬平近著
汪文頂著
馮至評傳 周良沛著
胡風評傳 萬家驥著
七月派作家評傳李怡著 徐誌摩評傳 陸耀東著